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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黄天郁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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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鬼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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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荒人往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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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瓦浮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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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坠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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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哀大城（Sri Ayutthaya）》（公元十七世纪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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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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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来说，军事政变在现代泰国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自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制的那次政变以来，已经有过至少八次成功的政变，以及许多不太成功的政变。[305]因此丝毫无须惊诧，有些西方记者和学者说1976年10月6日的那些事件在泰国政治中非常典型，甚至是在不合时宜地同民主调情三年之后，向常态的某种回归。[306]然而事实上，10月6日标志着泰国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转折点，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理由。第一，1973—1976年间合法的左翼反对党，其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加入了越来越勇猛和成功的游击队，不像他们历史上的前辈那样，在监狱或流亡中吃尽苦头。第二，这次政变不是精英内部的突然袭击，而是达两年之久的公开恫吓、殴打、暗杀等右翼活动的顶点，10月6日精心策划的暴徒武力闹事本身就是那些活动的最好象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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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实施的政治谋杀已经是现代泰国政治的常规特征，不论是在1930年代后期銮披汶·颂堪（Phibunsongkhram）元帅的独裁统治下，还是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颂堪—炮·西耶侬（Phao Siyanon）—沙立（Sarit Thanarat）三巨头统治下，[308]抑或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沙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政权。[309]但是这些谋杀（有时伴之以酷刑）一般属于“行政”性质，由正规的国家机构执行，往往是秘密从事。公众对发生了什么事知之甚少，更必定不曾有影响地亲预其事。1974—1976年间那些暴行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非行政的、公开的，乃至暴徒的性质。1976年8月，曼谷人目睹了此前不可思议的奇观：总理克立·巴莫（Kukrit Pramote）的私人宅邸被一大帮醉醺醺的警察大肆洗劫。[310]2月，社会党总书记汶沙侬（Boonsanong Punyothayan）在他的郊区宅第外面遭到职业枪手伏击，遇刺身亡。[311]受雇用的流氓们展示了大异传统的暴力方式，比如不问好歹地公开轰炸，[312]这与更早时期的审慎缜密的谋杀形成鲜明对比。1976年3月25日，在猜纳（Chainat）举行了一次新势力党选举集会，一颗手榴弹投来，当时有十个无辜者丧命。[313]而10月6日令人发指的私刑处决就发生在全暹罗最光天化日的地方——王家田（Sanam Luang），王宫前宏伟的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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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打算探讨这一新强度、新方式的暴力行为的原因，因为这些暴力是暹罗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危机的症候。我的论证将顺着两条相互关联的路线发展起来，一条涉及阶级构成，另一条涉及意识形态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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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自1950年代末以来变化迅急。首先，新的资产阶级各阶层出现了，固然规模尚小，力量尚弱，但在一些紧要事项上与旧式的封建—官僚上层阶级离心离德，甚至有点敌对。这些新阶层——包括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被1960年代越战带来的大繁荣孕育出来的，那时节美国人和美国资本以绝对前所未见的规模涌入这个国家，日本人飞快地尾随而至。正是这些阶层为近乎流行的右翼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那种运动明显有别于较早时期的贵族与官僚的右倾行为。这绝非暗示说，将军、银行家、官僚和皇族的旧统治集团不再掌控现实政治权力的要冲，而是说，这些集团发现他们有了新的、或许是威胁性的、“大众”的同盟者。[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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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剧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渗透的影响，而且主要表现在1973—1976年“民主化时代”爆发的思想革命。面对沙立—他侬—巴博独裁政权对传统主义符号的粗陋操纵以及那些符号的思想虚无性，许多年轻泰国人做出回应，逐渐公开质疑老式的独尊的文化的某些核心元素。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大大增强对一种好战的国族—国教—国王（Nation-Religion-King）意识形态的有意识宣传和灌输，这种意识形态不同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因循守旧”（bien-pensant）的“传统主义”。国族—国教—国王与其说是被普遍视为“天然地属于泰国人的”，不如说愈发明确地变成了少数特定社会圈层的意识形态棍棒。这种自觉的右派意识形态宣讲的明显听众是新资产阶级各阶层，宣讲者既有该阶层自身内部的狂热分子，也有统治集团当中某些狡诈的操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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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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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和1960年代，大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暹罗是一个“官僚制政体”，即完全由一种大体上自我赓续的（self-perpetuating）、现代化的官僚组织支配的政治系统。[315]在这个官僚阶层下面，只有一个卑贱的华人商业阶层和一个未分化的农民阶层，两者都只有低度的政治意识，差不多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官僚和农民的关系被认为通常是和谐的、非剥削性的，[316]只涉及税收、劳务、顺从与安全、昌盛和宗教认同之间的传统交换。多亏了十九世纪伟大的却克里（Chakkri）王朝君主们的机智和远见，暹罗在东南亚国家中独领风骚，没有屈服于欧洲或美洲的帝国主义，从而逃脱了强索高额地租、外居地主所有制、长期性的农民债务和乡村无产阶级化的种种祸害，它们在殖民化区域里是很典型的。暹罗经济（1960年代前决不是高度发达的）根本上掌握在华人移民手里，他们由于其外来的、边缘的地位，从来不能发挥一种活跃的、独立的政治作用。[317]这幅祥和、刚强、独立的暹罗的图像，在有些紧要方面是虚妄不实的。西方资本、西方“顾问”和西方文化传教士，对1850年代之后的暹罗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318]另一方面，如果与越战期间美国和日本的渗透所导致的各种变化相比，1960年代之前的岁月真算得上“黄金般的”。迟至1960年，曼谷仍然能够被说成是“东方威尼斯”，是一个静谧的老派皇家港口城市，运河、庙宇、宫殿星罗棋布。十五年后，许多运河被填平了，筑成了道路，许多寺庙成了断瓦残垣。首都的整个重心已然东移，离开了昭披耶河畔的皇家庭院和华人聚居区，来到一个崭新的都市区域，那里外表上和政治上都是巍峨的办公大楼、银行、宾馆和购物广场当家作主。这座城市以癌扩散的速度膨胀开去，吞没了周边的农村，把稻田变成了投机性的房产开发、瞬息万变的郊区和庞大的新贫民窟。[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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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在较小规模上也发生在某些府会城市，它是由外在于暹罗社会的种种力量引发的。根据三个彼此关联的因素来说明这些力量，或许不无助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1945年后，美国不客气地将欧洲殖民列强从它们战前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统治权上赶走了。[320]第二是华盛顿决定使暹罗成为它的全区域范围内扩张行为的枢轴。曼谷不但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总部，也是美国在毗邻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或公开或秘密的林林总总行动的指挥部。[321]第三个因素——它的重要性别具一格——是技术革命，它使得大众旅游业成为二战后远东地区的一项重要产业。（此前在该地区，旅游是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就这种产业而言，曼谷是天然的节点：它不仅是该区域的地理中心，而且在美军和本地独裁政权的保护下绝对安全，尤其是它还提供了现代享受（国际大饭店、舒适的带空调的交通、最新潮的电影）与有异国情调的古迹的不可抗拒的组合体。[322]在东南亚别的地方，殖民列国通常已经在沿海地区建起了文化平庸、以商业为导向的首府城市，它们远离了古老的本土帝都。（因此旅行者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远游，从雅加达到梭罗，从仰光到曼德勒—阿瓦，从西贡到顺化，从金边到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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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对暹罗的渗透是二战后的一个普遍特征，1959年后渗透的程度和步伐仍然有明显区别，那时沙立的绝对主义独裁政权建立起来了。他的前任銮披汶元帅，是圣西尔军校与战前欧洲统治下的世界的相对雅致的产物。反之，沙立则是个乡巴佬，是皇家军事学院的产品，是战后美国全球霸权时代上台的人。正是他于1950年首次访问华盛顿之后，亲自主管泰国军队的美国化（在组织、理念、训练、武器等方面）。[323]他在掌权前同五角大楼保持了近十年的密切关系，这意味着1959年后，他感到将暹罗和美国空前亲密地联系在一起轻松又自然。[324]在其他方面，从华盛顿的观点看来，他也是个理想的独裁者。他愿意也热衷于使“发展”成为他合法性诉求的一部分，在制订和贯彻发展计划时接受美国培养的技术官僚的建议。[325]作为无可争议的“铁腕人物”，他比前任有大得多的权力敏捷果断地采取行动。[326]最重要的是，沙立尽其所能地为暹罗吸引外国（尤其是美国）资本，相信外资是巩固他本人及其继承人的统治的必要工具。因此罢工被禁止，工会被强制性解散。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不仅获准大体仍为外资所有，而且可以在暹罗买地，大幅免税，甚至获许自由地将技术人员带入这个国家，而罔顾现存的移民法律。[327]泰铢被按照最正统的经济学原理来管理，直到1960年代后期都是稳定性的一块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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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五年后沙立死于肝硬化。但是他的继承人，他侬和巴博，继续遵循他的政策的基本方略。他们统治的开端与约翰逊对越战的升级大致同时，他们伶俐地逮住了由此提供的机会。华盛顿受到鼓动，把暹罗当成一艘静止的巨型航空母舰：在1968年这个高峰年，泰国境内大约有50,000名美国军人，美国人还被许可建造和运作至少八个较大的军事基地，另有数十座较小的军事设施。[328]泰国统治者在军事援助方面受到充足回报，不但如此，庞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扩张，首要的是建筑与服务部门。[329]与战争相连的经济大繁荣发展起来，它建立在早先沙立时代的“战前”繁荣基础上，但远远超过了后者。正是他侬—巴博政权眼看着宾馆、饭店、电影院、超市、夜总会和按摩院扩散开去，那是白人商人、士兵和游客的汹涌而至催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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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繁荣本身基本上是美国（和日本）的投资与花销推动的，那么泰国人分享其收益的方式则受到政府政策的重大影响。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政策之一是沙立当年的一项法令：取消容许的土地拥有的既定限额——50莱（rai）（相当于20英亩）。[330]这一法令为大规模土地投机奠定了法律基础，只要繁荣本身还在延续，这种投机就持续增加。而且投机浪潮不限于曼谷。当美国人修筑和铺平了通往老挝和柬埔寨边境的多条长距离战略公路（特别是“友谊”公路）时，[331]大城市和小地方的投机客们接踵而至，非常廉价地从勉强糊口的农民手里全部买下路旁的土地——那些农民哪里晓得土地是一种可以投机的商品。[332]土地投机是这样一种经济活动，其中法律技能、“内部消息”、“门路”及获得银行低息贷款的渠道等尤为重要。因此不用诧异，房地产兴旺的主要获益者不仅是传统的泰国华人商业阶层，还有中、高级官僚（军官和文官）与政治人脉好的地方显贵。炒得最严重的地皮往往是最接近曼谷的地方，那是资金赖以哗哗流进的漏斗。中部泰国的情形很能说明问题：在披汶时代（学者们一致认为）土地租佃不是个大问题，但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报告显示，不到30%的农田依旧是自有自耕的。[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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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诸因素产物的泰国经济的普遍“搞活”（dynamization），有助于造就或扩大至少四个社会圈层（social formations），它们对我们此处的目的很重要——也就是说，它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繁荣的延续不辍。在商品化过程飞速展开的那些农村地区，位居要津的显贵、稻米加工厂厂主、商人、村首等等，一夜暴富，其中大量新财富被重新投入土地。随着农村地主所有制的发展，这就有了年轻人和失去产业者的与此相辅相成的外出，他们流向兴旺的城镇中心。[334]在城镇，尤其是在曼谷，移民流产生了政治上反复无常的两种社会群体：一是大批的失业或半失业的年轻漂流者，他们无论是留在城里还是回到村里老家，都是前途渺茫；二是这样一些数量可观的人，他们能够在迅猛增长的服务型职业中找到一席之地，借此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支小资产阶级大军包括理发师、皮条客、指甲美化师、干洗工、私人汽车司机、裁缝、女按摩师、导游、机动车修理工、酒吧招待、接待员、出纳员和小店主。这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第四个群体，并依赖于它的富足。那部分人多是城里土生土长的，总体上是个新兴的中等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同样密切地勾连着外国资本和泰国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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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和7.2可以帮助说明泰国阶级结构中的这些变化的性质，并粗略显示中、小资产阶级的绝对规模以及它们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B类的超常增长，A、F和I类（主要是中/上和小资产阶级职业）的大幅增长，清楚揭示了十年间繁荣的社会学影响的性质。[335]取自197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其中上述几个大类被分解成诸多细目，使我们得以粗粗估算出（见表7.2），到1970年的时候，中、上资产阶级构成了劳动人口的大约3.5%（或可分成3.0%和0.5%），小资产阶级约占7.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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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下面这一点总是有用的：社会群类（social groupings）一旦通过家族加强了它们自身，就变成了社会阶级——这里家族是一种关键制度，在一代人内把权力、财富和地位联成一体，又将它们传给下一代。在沙立—他侬—巴博时代的暹罗，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层次教育的大规模扩张，这部分是出于美国顾问和泰国技术官僚的“现代化”要求，但也是官僚机构对有向上爬的抱负的新生社会群体（和其中的家族）的需要的反应。1961年，全部五所大学有15,000名学生注册；到1972年，十七所大学里有100,000名学生注册。[337]从1964年到1969年，公立中学入学人数从159,136增加到216,621；私立中学人数则从151,728增加到228,495；公立职业学校人数从44,642增加到81,665。[338]“传统上”（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是指从1880年到二战），教育分化严重。极少数上层阶级接受了有绅士派头的西式教育，而绝大部分人口要么不上学或上公立小学，要么在佛教寺庙里受点儿教导。[339]不管哪个层次的教育都不曾产生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流动；相反，每一层次都帮着将它的受教育分子维系在他们现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西式高级教育润饰那些早已是生而治人的人。国家初等教育初级得似乎引不起什么改变命运的后果：它的存在更其是泰国政府的一个姿态，政府关心的是向外部世界展露一副现代的面孔，而不是响应农民的需求。佛教教育基本上是伦理和宇宙论导向的，没有准备提供与职业有关的技能（虽然对一小撮平民来说，在僧伽分层考试体系中的成功会带来平步青云的社会流动）。[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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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60年代教育扩张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主要发生在中、高等教育上。[341]有史以来第一次，许许多多泰国人开始渴望让子女接受职业导向的教育，而且也存在这样一些机会；过去的历史表明，这种教育是社会地位提升的象征或途径——尤其是稳固的国家官僚机构上层的进入许可。[342]正是以这种眼光，我们务必理解在沙立及其继承人治下大学激增的政治意涵：它是一种符号确认，确认这繁荣昌盛不是运气而是进步，它的赐福必将传给家族内的下一代。人们有可能这样去想象：在同一个屋檐下，父亲是个成功的干洗工，儿子则是含苞待放的内阁部长。[343]因此大学繁荣起的作用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巩固经济繁荣，又从文化上肯定它。[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