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5834
1703305835
不过，不管泰国大学在数量、规模和入学人数上怎样飞速扩大，许多有志家庭还是不能让他们的孩子进去读书。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快速扩张的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商学院和其他学院就成了次优选择。在这一切分层骚动的背景下，我想我们必须理解“大学生”（student）一词本身在语义上的重大变化。早先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是“国家精英成员”的同义语，是远在他的国人这芸芸众生之上的差不多最高层的人物。然而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社会流动已经造成如此景况：“大学生”或许仍有高层的内涵，但也可能表示类似这种意思：“邻家那个上了法政大学的小子；我的孩子却没上成。”以一种上代人会觉得不妥的方式嫉妒和憎恶大学生变得可能了。
1703305836
1703305837
然而即便对那些成功让子女跻身大学的父母而言，“大学生”概念也有了暧昧难言的回味。流动性中的悖论在于，向上运动也是离心运动。没上过多少学的父亲们，根本上是工具性地看待大学教育的，他们发现自己常常被大学生子女举止、目标和品行上的始料未及的变化吓坏了，因为在大学和师范学院里，这些方面日渐受到从美国和中国渗透进来的反传统观念的影响。[345]人们一定想象得到，那些中、小资产阶级的父母们，当他们的儿子蓄着“乱糟糟的”长发，言语无礼，道德上吊儿郎当，观念上非圣无法，纷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忧心和愤怒：这种人究竟怎么能够官场得意呢？
1703305838
1703305839
大约在1971年或1972年，黄金盛世正在消退之感开始弥漫开来。美国人正从印度支那撤军，长期以来暹罗边境上共产主义联合的幽灵，开始呈现为一种危险的现实。官僚机构，曾是众多社会希望的终极目标所系，也膨胀到了饱和点；大学文凭渐渐地不复保障它们一度被假定会保障的东西——稳定的、地位高的工作。[346]在长时间的物价平稳之后，两位数的通胀率给泰国经济猛然一击。[347]当大繁荣看起来行将落幕时，某种不安和不满在它的受益者中间发展起来。只要独裁政权还在经济、治安防卫和教育部门中“开工生产”，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一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随着问题日积月累，它就变得远非那么可忍了。再说，无论他侬还是巴博都没有沙立那种令人畏惧的个人势力。[348]
1703305840
1703305841
在这个背景下，滚雪球似的群众大示威就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那些示威把他侬和巴博拖下了台，当时是1973年10月，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那个月。[349]毫无疑问，新兴资产阶级各阶层决定性地贡献出大批人群，站出来支持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要求：要有一部宪法，要尊重公民自由。甚至可以证明，是这些阶层确保了示威的成功——假如示威群众是由贫民窟居民而非通常穿着考究的城里人组成的，独裁者原本可能赢得对镇压的更多支持。
1703305842
1703305843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参政应更多看作是他们最近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他们未来政治角色的预演。其实明摆着的，他们完全缺乏政治经验，因而对结束独裁的后果会是什么，茫然无真知灼见。这个政权同时因两种缘由受到指责，一是未能更充分地迫使美国对暹罗尽责，二是对华盛顿奴颜媚骨。（正面则是一种急火攻心、茫然不解的反美民族主义，它表达在像这种情绪的组合中：“你们为什么在印支让我们失望？”“瞧你们是怎么败坏我们的姑娘们的！”）巴博的公然腐败，他侬的儿子纳隆（Narong）与巴博的女儿之间的王朝婚姻，以及他借助裙带关系的闪电掌权，全都冒犯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国王和某些高级将领出于各自的原因支持示威者，即便只是间接支持，这也很重要。最后，我们必得记住，大学生的要求本质上是合法的（合宪的）和象征性的。谁也没有料想这些要求会生发出什么危险的或人所不欲的东西。的的确确，大学生们在示威的最后日子里捣毁了不少警察局，可是难道他们没有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保持交通的畅通无阻，之后又清扫街上的脏东西吗？随着腐朽无能的独裁者的垮台，繁荣、和平、进步将在国王及其开明亲随的仁慈管理下恢复，那些亲随包括资深的法官、可敬的教授和干练的银行家。
1703305844
1703305845
这些期望无一近乎实现。差不多在1973年10月示威的同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了。到1974年初，暹罗开始感受到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1975年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土崩瓦解了，快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今暹罗不再是美国的东南亚帝国的安全枢纽，反而临近它脆弱的外围。似乎可以设想，从今往后新加坡将扮演曼谷的角色，泰国首都自身则扮演万象的角色。暹罗发现它的经济严重衰退了，这是它边界以外那些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350]1973年10月后的自由主义政府公开承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组织工会、示威与罢工的权利，这似乎是雪上加霜。讪耶·探马塞（Sanya Thammasak）政府（1973年10月—1975年2月）采取了现实的（即便是怯懦的）措施，直接答应工人们的要求。[351]没错，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立足未稳的新企业特别易于遭受利润降低和工资要求提高之间的挤压之苦。[352]在独裁制下，中产阶级发达了，工人却不得不接受可怜的收入；如今工人们时来运转了。然而资产阶级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出离愤怒，这有着更复杂的根源。首先，工会的发展本身预示了一种危险，即暗中破坏此前总体上盛行的恩主—附庸的“家族”式雇主—雇员关系。[353]（有社会地位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对其部属扮演准封建的角色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低估这种收益或许是个错误。）第二，许多罢工发生在像交通运输这类部门，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群体来说，要将个人的麻烦解释为对公众利益的冒犯尤为轻巧。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泰国新闻业的权要部门，它们处在庞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的掌握之中，频频弹起这样的调子：这种罢工是反国家的，因为它们吓跑了“国民经济”如此仰其鼻息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要将整个经济的颓败诿过于工人的不负责任，简直易如反掌。
1703305846
1703305847
最后，在另一个平静的领域里，独裁政府种下的恶果到自由主义时期显现出来：中学、职校乃至大学的毕业生中间，失业率节节攀升。[354]实际上，教育繁荣及其提高地位和安全感的指望，都跌入低谷。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的形象——待在家里的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游民，或是店里厂里不安分的捣乱煽动者——成了新资产阶级各阶层中间理不清的全部怨愤和挫折感的首要焦点，这并不让人大惊小怪。[355]
1703305848
1703305849
我们可以设想那时一个惴惴不安、突然生成的资产阶级——潮涌而来的第一代轿车拥有者和驾驶者部分造成了曼谷严重的交通问题[356]，他们直面着拮据的经济景况，将至未至的更糟的困境威胁着他们；他们不仅担忧长期繁荣的终结，而且种种恐惧感萦绕心头：害怕这繁荣是一条单程的历史抛物线的一部分，害怕沙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害怕他们发于巷陌微尘，又将终于巷陌微尘。再者，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资产阶级特别容易表现出对窘迫境遇的偏执狂反应，他们没多少政治经验，对政府只有些简单观念，但是恰恰因此有一种强烈意识：“乱局不该怪他们。”（依托当时环境，我们能够想象迁怒于腐败、大学生、共产党人、外国人或华人的这种偏执狂。）结果，在1975—1976年，出于后面将要论及的原因，激进化的大学生——资产阶级的成功者，但似乎唾弃那种成功——渐渐成了这一受惊的怒火指向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真诚支持1973年10月的群众大示威的同样一些人，有许多在三年后欢迎独裁政府卷土重来呢？我想这就是解释。
1703305850
1703305851
不过他们不是10月6日暴行的直接行凶者。为此我们仍需努力辨认出凶犯，并将他们置入迄今为止所勾勒的广阔的社会学架构中。毫无疑问，最臭名昭著的施暴人是“红牛”（Krathing Daeng，即红卫队），不光在1976年10月6日，还在先前两年间，他们都是施暴人。记者和学者们（我想有点误解地）赋予这些流氓一种准社会学的可敬身份，把他们简单认作是职业学校学生。这论点认为：既然1973年10月警察镇压之际是职业学校学生而非大学生首当其冲，那么将红卫队攻击大学生解释为表达了一种率真的憎恨，长期遭受苦难的地位卑下的职校学生对养尊处优、傲慢胆怯的“学院小子”的憎恨，也就似乎有理了。[357]红卫队—职校学生间的等同，也许在许多人心目中被一系列惨烈（但多数无关政治）的冲突加强了，1974年末和1975年，那些冲突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各职业学校的青少年之间。[358]既然这些男孩彼此枪弹相向，而枪和炸弹也是红卫队喜爱的武器，那就容易跳到这个结论：后者在政治上代表了前者。
1703305852
1703305853
下面这段话摘自保守的《曼谷邮报》某篇文章，提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红卫队画像：
1703305854
1703305855
另一个有意思的人是杜伊（Doui），他被任命为［红卫队］一支机动分队的头目，那支部队能够快速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杜伊学嬉皮士的样儿留着一头长发，脸上长个大伤疤，他说他手下有50人。这些人大多是雇佣兵，他说，他们住在黎府，作为该地区道路修筑的安保部队。
1703305856
1703305857
我从前是当兵的，但是后来我做了雇佣兵。我喜欢军服，可我不喜欢军队里有太多纪律和规定。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自由，蓄长发，想穿什么穿什么。[359]
1703305858
1703305859
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说，红卫队的许多核心干部都是过去的雇佣兵和因违反军纪从军队除名的人，他们的部属主要由失业的职校毕业生、中学辍学者、街头无业少年、贫民区恶棍等等组成。[360]红卫队受雇于ISOC（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内各派系以及专门从事警务和情报工作的其他机构，[361]它征募新人，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承诺，而是靠高工资的许诺、丰富的免费烈酒和逛妓院的优惠，还有名扬四海的诱惑。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酬劳如何折射了成功的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时预期的特权（金钱、声望、出入夜总会和按摩院可以报账）——至少处在一心往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下会如此预期，正是从那种环境里冒出了红卫队。[362]易言之，这些流氓扮演的政治角色有一种社会学基础。新兴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困在一个广泛失业的时代，[363]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工作，又瞧不起工厂里的工作，他们是反（不成功的）大学生和反工人的宣传的易感对象。
1703305860
1703305861
还有一个群体是乡村童子军（Village Scouts），并未少掺和1974—1976年的右翼暴行，[364]但公共形象稍微体面些。它建立于1971年，由边防巡警（BPP）和内务部联合领导，那时显然被构想为一种辅助正规军的、反共的乡村治安防卫组织。[365]然而在自由主义时期，它发展出一支可观的城市分部，发挥了动员各种右翼势力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在1973年10月前，乡村童子军是军队强权人物、内务部长巴博与在BPP中势力极大的皇室之间审慎竞争的舞台，那么当独裁者垮台以后，它更是明目张胆地成了构建一个激进主义保皇派的工具。甚至在独裁政府下，宫廷就已利用种种公共关系技术，拼命把自身与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们绑在一起。[366]当1973年10月后童子军扩编时，这种经验证明非常有用。童子军的领导层多出自富人和中年人，地区官员、乡村闻人和城市新富。[367]这样的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担负如许职责，而且有私人资财能帮助组织既快速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官僚机构。[368]由BPP司令部系统安排的“训练计划”，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右翼僧侣的讲座、游行检阅、宣誓、敬礼、选美和赛舞、参观军事设施、皇家捐赠典礼和“歌咏会”。[369]从右翼角度来看，乡村童子军美就美在，该组织是靠以下这个互惠之举运转的：对宫廷而言，它提供了持久不辍的公开证据，证明在曼谷上层阶级之外，在地区首府、小镇甚至某些村庄的“礼俗社会”中，存在着对皇室的激进政治支持。（它的名号里的“乡村”［“村庄”］一词，给出了一幅令人欣慰的——尽管是欺骗性的——田园共同体的图景，那种共同体是从组织上予以保证的，可以说，它是国族和国王间天然纽带的一种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对童子军领导人而言，有了皇室的庇护，他们对起而抗议的农民和学生激进分子采取的那种私人化、地区化的镇压行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合理化为维护国族—国教—国王之所必需。
1703305862
1703305863
除了红卫队和乡村童子军，还有右翼暴力行为的其他一些行动者，它们组织和指挥要稍逊一筹，但同样是大繁荣及其后一段焦虑时期的产物。一般而言，这些人来自安保机构的边缘和/或新设部门：内地警察和平叛人员，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和美国的战略撤退，他们眼看着预算、编制和晋升机会都减少了；被派往南方任职、职业生涯走入死胡同的官员（不管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关系，还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政绩不佳）；还有美军基地弃用的卫兵。[370]这些人发现自由主义年代的经验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令人沮丧、扰乱人心。他们习惯了要别人吓得服服帖帖，经常对人施加专横的地方权威，尤其是要享受法律和批评的实质豁免权，[371]所以他们被1973年10月以后容许的出言不逊、揭发黑幕的新闻记者深深激怒了。作为靠薪水为生的人，他们因为通货膨胀，也因为兼职和勒索机会的某种减少而受伤。1960年代官僚机构大扩张给了他们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如今他们也面临与非官僚的新中小资产阶级那部分人相同的前景：停滞，如果不是衰退的话。从这失意和怨恨中，生发出对独裁制全盛时期的怀旧，对独裁制那些桀骜不驯的敌手的暴怒，这就不算出奇了。
1703305864
1703305865
意识形态剧变
1703305866
1703305867
上文简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又引发了文化危机，理解这一文化危机深度的途径之一，就是从暹罗与它的区域邻邦之间一个显著差异入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部分由于它们殖民化的历史，承袭了一套与自身特性相称的、本质上是激进—民粹主义——即便不是左翼——的政治词汇和修辞。在别的任何地方（也许菲律宾例外）都很难找到一种沉着自信的保守意识形态：实际上，自十九世纪以降，保守的文化一直处于认识论的休克与政治的守势中，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也饱受怀疑。在暹罗，主要由于这个国家躲过了直接的殖民控制，直到最近，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372]泰国儿童教科书里的英雄人物，从来不是记者、工会领袖、教师和在殖民当局大牢里蹲过多年的政治家，而首先是统治王朝的“伟大国王”。事实上，一直到1973年，人们大概难以想象，泰国儿童的某个英雄竟然曾坐过牢。主流的修辞往往是保守、因循和尊王的。恰恰是左派老是处于守势，针对说它是“中国的”、“越南的”、“非泰国的”和“反君主的”（这最末一项清楚显示了皇家象征与民族主义象征间的有效等同）那些指责，急于捍卫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这样说想必不为过：在10月6日的镇压行动之前，即便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立场的那些人，也接受了这一禁忌：不可批评作为制度的君主制或者作为个人的君主。[373]
1703305868
1703305869
诚然，十九世纪的贤能君主们，特别是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通过向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机敏让步，以及在列强间巧施计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暹罗免遭征服和殖民化。但是我们可别忘了事情的另一面：“拯救”暹罗使这些统治者成了泰国史上最强大同时也最依附的君主。因为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内这些欧洲大国威胁到暹罗，它们也干净利落地消除了她的传统之敌的威胁——缅甸人、高棉人、越南人和马来人。泰国军队没有跟任何人打过一场大仗，几达百年之久（约1840—1940年）。[374]旧敌太弱，新敌太强。这种外力生成和维持的安全使统治者们能够空前地专心于他们国内权力的巩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即便这种巩固也只有多方仰赖欧洲的顾问、技术、资金和武器才行得通。[375]在一种预示了沙立“专制主义”的模式下，这个王朝得以利用外力造就的安全与外力产生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内控制。正当暹罗最彻底地听任欧洲人摆布时，泰国的“绝对君主制”也最接近于实现。[376]
1703305870
1703305871
1932年，大肆膨胀的“西式”文官机构和军事机构，突然变成了皇室的主人，它们早先不过是皇家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而已。1932年政变的领导者们决定性地让君主制直接的、实际的政治权力寿终正寝，虽然不曾试图采取任何非同小可的措施永久性削弱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和“民族主义”声望。“泰国”——披汶终将这样称呼暹罗——依旧被定为（立宪）君主制。拉玛七世曾深深卷入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政治危机之中，当他于1935年逊位时，政变领导人立即将皇位交予民族传奇救星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的一个孙子，万幸的是，当时他尚未成年。[377]二战期间这个男孩在瑞士上学，这一事实不过保护了君主制的清白，使它免遭披汶与日本军国主义勾结的玷污。
1703305872
1703305873
然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的披汶时代确实标志着暹罗实实在在的文化—意识形态变迁。因为这个独夫竭力通过民族主义宣传使他的权力合法化。很大程度上，他有能力让官僚机构——首要的是他实际权力所系的军事部门——显得是民族利益的公共看管人。比以往清晰得多的是，民族与君主制成了思想上可分的两个概念，而政府（最根本的是武装部队）是其中一个的代理人，是另一个的拱卫者。[378]在一些重要方面，这种发展有助于将君主制供奉为民族的某种可贵的保护神。[379]
1703305874
1703305875
尽管如此，披汶的过深卷入1932年政变，以及他对1934年波沃拉德（Boworadet）亲王的保皇党反政变的镇压，还是让他遭到皇室家族的持久痛恨。因此在他的第二个公职任期内（1948—1957），他不能如己所愿地利用君主制的符号资源。[380]也许不得已而求其次，到1956年当他感到权衰势微时，他转而求助于民主制的符号。[381]
1703305876
1703305877
正是沙立元帅展现了披汶早期军国主义的“幕府将军式的”全部潜力，进而显著改变了泰国政治的整个意识形态氛围。沙立是皇家军事学院的国产产品；在1932年政变及其后续中，他太年轻，还不能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也不像披汶，他甚至从未假装对宪政主义或民主主义观念感兴趣。这样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障碍能阻止他迅速与王宫重修旧好。掌权后不久，沙立发动一场系统运动“修复”君主制，而且在给了它新的光辉之后，强固了自己的位子。在披汶时代，国王和王后几乎不敢越国都一步。现在他们被送出去，满世界长途旅行，同别国首脑尤其是欧洲君主们亲切会谈；形形色色欧洲王室成员的回访受到鼓励——如此等等。[382]自绝对君主制时期以来不曾举行过的王室礼仪，而今恢复生机。[383]国王和王后不仅频频出面与泰国百姓接触，而且也被派出去，通过仁慈的捐赠，帮助“融合”部落少数族群。我们几乎可以说，在沙立统治下，发生了传统角色的一种奇怪置换：陆军元帅扮演了统治者角色（犯罪的惩罚者，[384]税收的征集者，军队的调度者，总体而言的政治权力大佬），统治者却扮演了佛教僧侣领导层的角色（把权威神圣化的人，无私美德的典范）。所以我们不必惊讶，当独裁制坐稳江山时，君主制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神圣”了。
1703305878
1703305879
沙立不满足于利用君主制，他还利用佛教。1962年，他消除了分权的、颇为民主的现存僧伽组织，代之以僧王（Supreme Patriarchate）控制下的一个专制、集权体系，把柔顺媚主的人塞进这个机关。[385]在他的授意下，两位得人心的、有自由思想的高级僧侣被褫夺了教阶，并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起诉（一个被控同情共产党人，另一个被控鸡奸）。[386]最后，很大部分僧伽被动员起来支持（对不信佛教的山地部族）“一体化”（integrationist）、反对叛乱的计划，尤其是在不太平的北部和东北。[387]佛教符号和制度被玩世不恭地操纵着，给政权生成合法性，此举多得前所未见。[388]正是在沙立时代，这个小三重奏“国族—国教—国王”由温和的箴言变形成了好战的政治口号，而且越来越被认为就是这样子。[389]
1703305880
1703305881
然而，要是从上文推断君主制和僧伽的声望是以相同方式受到独裁制与大繁荣的影响，那可能就错了。我们已经看到，有充足理由相信君主制这一方面是提升了地位。“皇室的复兴”与繁荣之始重合，对许多新近发家的泰国人来说，这种重合很难说是偶然。在你来我往中，发展肯定了御座的合法性，御座又赋予发展以道义光辉。另一方面，看起来很清楚，资本主义的强大世俗化影响同时腐蚀了佛教的权威，特别是在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社会集团里。这些阶层的男孩们越来越不乐意做和尚，哪怕是象征性地做一段时间，更不要说终生献身于宗教信仰了。信念坚定的年轻和尚往往出身于低等阶级和乡村背景，这种情况比以前更为多见了。可想而知，结果是僧伽自身内部激化的政治—宗教冲突。[390]数量日增的年轻僧人，尤其是出自贫穷的东北部的那些僧人，走向社会激进主义[391]和对宗教教义的左倾解释。[392]另外一些人，比如声名狼藉的吉滴乌斗（Kitti Wuttho），公然把佛教与极右意识形态联系起来。[393]于是通过这一切方式，僧伽被直接带入政治冲突当中。
1703305882
1703305883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传统诸要素的转变。但是正如弗勒德相助表明的，在该传统的反对者当中，变化也在发生。学生和知识分子尤其受到越南战争的深刻影响。越南人抵抗美国巨无霸的勇气和毅力唤起了越来越多的景仰。曾在1960年代后期赴欧美留学、前程似锦的许多大学生，受了反战运动影响，也参加了反战运动。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正洪水滔天，毛泽东反官僚制思想的国际威望正当鼎盛。在暹罗自家，庞大的美国军事存在正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猖獗的卖淫、没父亲的混血婴孩、吸毒成瘾、环境污染，以及泰国生活诸多方面的庸俗的商品化。到1970年代早期，日见强烈的反美（和反日）民族主义正显山露水，其象征是1971年出版的一本影响很大的书那满腔仇恨的书名：《白祸》（White Peril）。[394]1972年，学生们在曼谷成功组织了一次抵制日货运动。[395]
[
上一页 ]
[ :1.7033058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