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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独裁政权强加的审查制度（无可否认，他侬治下比沙立治下宽松些）向几乎每个人隐瞒了发展中的思想骚动的真实程度。1973年10月14日以后，审查制度一夜间无影无踪，批评性的诗篇、歌曲、戏剧、散文、小说和书籍的一股日见浩荡的激流，先是在首都，然后在外地，泛滥开去，令公众惊讶不置。这些作品里有很多都是在独裁政权下写作或谱曲的，但从未得见天日。[396]而10月那些日子本身的激进化感受，以及自由主义时期的自由风气下大学生中间的政治意识猛增，这些因素造就了另一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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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后果采取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形式。左派那面，一种几乎令人眩晕的兴奋感、偶像破坏和创造力生成了。有一段时间里，仿佛人们说、唱、做不管什么事情都行。右派那面，一种错觉迅速扎根：新成立的自由主义政权是颠覆性观念突然流行的原因。很快地，民主政权因为独裁政权及其与美日资本主义的串通所引致的种种后果而遭到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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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有意打造来支撑沙立独裁政权的那些意识形态工具，渐渐与这个问题连接起来：国族—国教—国王。这中间，国教是最次要的，起初没有引发多大激动。但是在国族问题上，左派很快进入攻势，或多或少按照以下思路论证它的立场：正像披汶与日本通敌一样，沙立及其继承人也把国家出卖给了美国人。泰国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几达50000人的外国军队驻扎在泰国领土上。政府听任经济势不可挡地落入外国人手中。在民族认同的一切言论之下，独裁者漠然地容许泰国社会和文化的腐败。这个过时的政权那么奴性十足地追随美国人的反共主义和对中国扩张主义的妄想症，而面对尼克松—基辛格马基雅维利式的靠拢北京，它只剩下可笑的呆若木鸡。概而言之，右派的政策业已证明不仅是贪腐的、机会主义的，也是鼠目寸光和终必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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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来意义更大的是一种哥白尼式视角转换的清晰征兆，这种视角关乎保守的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君主制的历史中心地位和民族主义合法性。集·普密萨《今日泰国封建主义的面目》的风行一时就是这一点的明证，因为这部论证严密的书，专心一意论述十九世纪前（故而也是欧洲帝国主义东来前）的暹罗，根据压迫的统治者与抗争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冲突来解释泰国史的全部历程。但是集·普密萨的书不过是1973年后出版的大量学术性和新闻性著作之一，那些著作究问泰国的过去，所用范畴暗中拒斥或边缘化了传统的保皇主义—民族主义神话。努力从这样一些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中揣想日常的社会反应，这很有用处。我们一定会想到，泰国大学生当着父母的面讨论暹罗的十九世纪，但谈论的重点不是伟大的拉玛五世国王，却是农业的商品化、买办群落的增长、外国的渗透、官僚机构的权力扩张，如此等等。仅仅运用社会过程和经济力量的语汇，就是对作为国史主角或国史化身的泰王中心地位的否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绕过传统历史范畴的做法，虽则肯定常常是年轻人怀着幼稚的慢待或狂妄的轻蔑之心胡搞一气，却可能比直截了当否定王室的声望和权威看起来更有威胁。[397]（我们绝不应低估代际敌意加剧意识形态对抗的力量。[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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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有可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在自由民主政府成立、审查制度废除之后没多久，对“大逆不道罪”的起诉就开张了。[399]事情并非单纯是统治集团被激进化的大学生的敌对修辞惹恼了。倒不如说，泰国社会盘根错节的全部危机开始围绕着君主制这个象征具体化了。长期经济繁荣的结束，教育飞速扩张所带来的意外挫折，代际疏远，[400]还有美国的战略撤退与军事领导能力的让人生疑所引发的惊慌——这些相互勾连的危机被心神不宁的新资产阶级各阶层锥心刺骨地体会到了。对这些阶层而言，君主制既是一道护身符，又是一种道义托辞。该制度的历史厚度和稳固性仿佛是防止动乱和分裂的一种魔法。不管他们生活多么腐化，也不管他们经济和文化上其实有多依赖外国人，这些阶层的成员们感到，他们的民族主义自尊，要靠他们对君主（民族传统的缩影）的忠贞给予道义保障。因此对君王合法性的任何攻击，即便是间接的，都必然让他们觉得是对那个托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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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隐忧（它引致了第一桩大逆不道罪的审判）后来被印支事件无限加重了。1975年春季的数周之内，万象、金边和西贡通通被共产党军队攻克。在短时间里，主要后果是惊慌失措的资本外逃。在稍长时期里，君主的实际（相对于象征）角色发生了关键变化。因为几乎不用怀疑，12月老挝君主制的废除搅得人心惶惶：拉玛九世最后或许是他的家族的末代君主。（五年前高棉王朝丧于右派之手，实际上曾经引起喝彩。）[401]于是国王在他的公开讲话中，日益采取一种背水一战的保守主义反共路线。王室的转变适时地被所有右翼集团注意到了，他们因而大受鼓舞，继续暴烈地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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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右翼分子在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视[402]中的稳固地位，1975年秋发动起来的这一攻势，到1976年春（特别是为四月议会选举开展的竞选运动期间）即进入高速运转状态。比如，泰国民族党党首巴曼·阿滴列山（Pramarn Adireksan）将军，利用他对国家控制的媒体的行政权力，公然喊出口号“右派干掉左派！”——这种事一年前他是没胆量做的。[403]被右翼分子控制的各家电台，特别是极右的装甲师广播电台（Armored Division Radio），请人写了暴力歌曲并不停播放，如“Nak Phaendin”（人间恶棍），“Rok Phaendin”（地上人渣）等。吉滴乌斗“佛教赞同杀死共产主义者”的名言得到广泛、持久的宣扬。当然暴力也不单是口头上的。前面提到过，1976年春夏，人们目击了一整套肉体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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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处在于，整个右翼攻势围绕之展开的枢轴是君主制，后者愈益认同自由主义政权的敌人，并处其羽翼之下。所以很有特色的是，1976年10月6日推翻现政权的爆发点，竟然是一桩纯属捏造的“大逆不道”案。十来天前，9月24日，佛统那儿的两个工人，因为张贴传单抗议前独裁者他侬伪装成僧侣重入暹罗，结果被几个当地警察殴打至死，尸体还被悬吊起来。[404]政变前两天，一个激进的学生剧团在法政大学的菩提树（Bo-Tree）庭园上演了一出戏剧，生动再现了那起谋杀，这场演出也是驱逐他侬的全国性运动的组成部分。[405]狂热的右翼报纸《暹罗之星》将演出照片稍作加工，暗示“被扼死”的一个演员化妆化得像太子。[406]在狼狈为奸的伎俩中，装甲师广播电台播报了这起对王室的毁谤，敦促市民们去买一份《暹罗之星》报纸，要求惩罚这种对皇家的“残忍攻击”。[407]行私刑的暴众由此发端，为军事接管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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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值得强调的是，这类陷害与串通一气的媒体运动在泰国政治中是极新之物。当沙立陷害披莫丹和萨沙纳索蓬，或是炮·西耶侬谋杀反对派国会议员时，他们是关起门来以行政手段犯下罪行的。1960年代的大众传媒总是提醒说，政府会严厉处置那些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然而在1976年，陷害被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并邀请公众为颠覆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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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的原因在于，被国内外的发展所削弱的旧统治集团，一直在寻找新的国内盟友，终于在旧独裁政府造成的迭遭打击、迷茫愤怒的中小资产阶级中间找到了。像国族—国教—国王这些公式化表述被提炼发挥和加以运用的露骨方式，既表明了一种渐增的普遍意识，感到他们不再真正具有支配地位了，也表明了因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而起的现实的忧惧和仇恨。[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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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号的后果于是指向两个相异又相连的方向。一方面，政变明显加速了泰国政治的世俗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对君主制的直接、公开攻击森然迫近。[409]自由化的和激进的大量群体，渐渐明白他们在曼谷现存秩序里没有位置，于是纷纷流亡异乡或参加游击队，人数空前。另一方面，一度占据统治权的右派，其政治观念和符号变成了自觉的口号，有着日益特定的社会支持者。在1950和1960年代，对许多泰国保守人士来说，真诚地把泰国左派视为一种外来的少数族群（“其实是”越南人、中国人，或诸如此类），把反共斗争视作一种崇高的民族圣战，尚可自圆其说。如今，这样的观念就算对右派也愈益难以置信。10月6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右派（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慢慢承认它卷入了内战。长远来看，这种变化很可能证明是决定性的，因为现代历史表现得清清楚楚，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外，任何革命运动，只有赢得或被授予民族主义的荣衔方可成功。[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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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8 现代暹罗的谋杀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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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暹罗最叫座最流行的东西之一，是一部非同凡响的电影，名唤Mue Puen。英语广告把这题目翻译为“The Gunman”（枪手），不过另一种或许更佳的译法当是“The Gunmen”（枪手们）。因为导演邀请观众思忖两个受雇于人的刺客——英雄和恶棍——之间的差异，他们一个为私人企业干活，一个为政府干活。在开始的闪回镜头里，两人被展现为一对战友，效命于中情局付钱的“秘密”雇佣军，在1960年代末的老挝作战；他们在那里练成了使用高性能自动步枪的神枪手。然而在一次惨烈的交火中，英雄受了重伤，被他那怕死的战友扔下，任凭敌人摆布。电影的故事正片被设定在当代曼谷，讲述了两位主人公以后的职业生涯。英雄有条腿严重残废了，形式上靠做理发师谋生，但我们很快看到，他暗地里是个收费高昂的职业杀手。他的主顾是富商们，他的枪下鬼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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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恶棍已成为曼谷都市警察一个名声远播的特种部队小组的头目。他精于将罪犯诱入陷阱，在那里以冷冰冰的、百步穿杨的精确性击倒他们。大众媒体通常称他Mue Dam（黑手），因为当他准备为雇主即政府杀人时，持枪那只手上招摇地戴着黑手套。换一个社会，他兴许就是某个暗杀小队的天然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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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向我们展现了杀手们的处境和动机，由此从道义上把他们区别开来。英雄已经被妻子抛弃了，照料重病的孩子的责任，也全落到他本人头上。谋杀是他唯一的手段，可以筹集到为小家伙施行昂贵的外科手术所需的款子。恶棍杀人是想补偿他对早年的懦夫行径的记忆，想获得媒体的关注，还想让酒鬼老婆佩服；他跟她的性关系明显是施虐狂的。因而他利用政府特许的杀手地位，满足各种令人厌恶的私欲。但是唯恐观众以为恶棍是一种疾病所致的反常情况，导演不忘给他配了个小警察心腹，后者在替政府暗杀中获得了更阴森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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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样一部电影会在东南亚其他地区摄制，别说放映了。而且我想，就算在暹罗，除了1980年代，其他时间也做不到。特别有趣的是，泰国警方只是成功坚持对电影公开发行前的原始拷贝做了两处改动。英雄的大主顾不能表现为一个兼差的高级警官；被黑手枪杀的蒙面摩托车匪徒不能表现为年轻妇女。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受到公众喜爱，其中也有费解之处。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年轻观众会喜欢邪恶警察这种稀奇的电影场面。但是他们会喜欢一个为了金钱杀害“无辜者”的英雄吗，即便他是最卖座的明星索拉朋（Soraphong）饰演的？我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他的受害者明显是中年男性、非常有钱（换言之即大资本家）的话。又假如银屏上之所见与泰国社会的当代现实之间存在某种共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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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实——或者准确点说，我此处关心的那部分现实——就是，1980年代暹罗的政治谋杀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特征，说来奇怪，该特征兴许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它似乎牵连着一个经久不衰的军事—官僚独裁传统的消逝，以及稳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治系统的取而代之。为了更清晰地透视“枪手们”与急变中的泰国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轮廓，略述一下此前暹罗的政治谋杀模式大概有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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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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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历史的近代时期习惯上说始于1855年。那一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自由贸易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即自由贸易”这句不朽格言的创造者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用一纸条约，迫使泰国废除了有碍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一切实质性壁垒，把他的商业之神硬塞进来。[411]在1855年以前，政治谋杀的模式，恰好就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社会可能预料的那样子：在该社会里，政治参与多数时候仅限于一个小之又小、主要是族内通婚的“封建”上层阶级。遇害者往往是这个阶层的成员——王公、贵族、廷臣、高官，大体上，他们的行刺者亦然。如果平民侍卫或军士参与其事，那极少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遵恩主之命行动的。政治谋杀是一桩家族内部事务，父子相残，叔侄相斗，同父异母的兄弟阋墙。多数谋杀发生在皇城根下，那里是政治逐鹿唯一现实的竞技场。国家古风尚存，而且属统治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处决和谋杀、“国家”杀人和“私人”杀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观念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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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1932年间，这种上层阶级内部谋杀的模式中止了，很可能是由于担心欧洲的政治干涉，也多亏了欧洲的经济介入。曼谷的政治领导人可能看到，在东南亚邻邦，统治集团放纵自己从事族内残杀，于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借口进驻都城，确立法律和秩序，或者让一个“正统的”、听话的、要求拥有当地王位的人复辟。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飞速扩张的自由贸易经济，通过做大可分的馅饼，减弱了精英内部竞争的残暴性。（比较一下暹罗的经验和缅甸的情况不无启示：缅甸君主制最后那血雨腥风的几十年，被两次英缅战争夺去了它领土上一半以上的岁入基础。）这些环境状况一直十分稳定，甚至于当旧贵族阶层面对来自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所创的近代官僚制的那些“新人”的政治经济挑战时，冲突都被滴血不溅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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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后，这才开始出现有几分类似1855年前的模式的某种东西。那时，自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在一起不流血的政变中被推翻了，政变是平民出身的军官和文官策划的，他们自称“民党”（Citizens Group）。[412]1930年代后期，重大的刺杀企图直指民党的两位最高军事统帅，披耶·帕凤将军和披汶·颂堪将军，这是他们圈内人干的；而这个依旧带有浓重的私人所有色彩的国家，则依恃“合法的”处决，施以暴戾的报复。到这时，对这样的杀戮会招致外来干涉的现实忧虑已不复存在，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连他们长期享有的治外法权都正在放弃。与此同时，立宪君主制的草创——以及创建新（比方说，披汶）王朝在二十世纪的不可能性——原则上意味着，有远为广泛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经济支配权的斗争。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当1932年民党的残余分子、他们的追随者和某些潜在继承者内部的暴力冲突喷涌而出时，这个模式变得愈加明晰。我们可以把1949年3月3日对四位前内阁部长的暗杀当成这一时期的典型，他们全是来自贫困的东北部的文官，却被警察总监炮·西耶侬的凶残asawin（“武士”）杀害了。[413]这四位遇难者跟炮·西耶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们在首都遇害；他们之死无关乎广义上的阶级冲突甚或地区冲突。正如1855年前的时代那样，若问这谋杀是政府还是私人所为，那几乎是不着边际的。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过程介入进来；但是即便有，我们从这一时期所谓弑君者审判中对清白无辜者的依法处决可知，法律机制轻轻巧巧就移用于私人谋杀。[414]不过这种看法也没错：炮·西耶侬和披汶掩盖这些谋杀的笨拙举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二战后政治公众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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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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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靠1958年政变上台的陆军元帅沙立的专制政权下，政治谋杀一如现代泰国史上其他诸多方面那样，呈现出新的特征。[415]在他这个时代，政治谋杀受害者的范围向外向下扩展，而凶手比以往更清楚无误地变成了政府本身及其雇员。下列处决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事例：1958年处死五个“臭名昭著的”纵火犯，1961年处死两个左翼的前议员，1962年处死一个号称的共党首领。[416]这些受害者完全处于沙立精英圈子之外（他可能从没见过其中任何人）；他们都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都是由公认的国家代理人公开行刑的。[417]这些杀戮的真正原因，不过是要向如今是全国性的报刊读者和广播听众们，以及潜在地向选民们，树立沙立的绝对独裁者形象。[418]换言之，这些杀戮是以一种公共关系精神与大众传媒风格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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