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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麦金莱政府在威廉·赫斯特的怂恿下，1898年4月同西班牙开战，号称同情菲律宾（和古巴）革命者。一周之后，海军准将杜威在马尼拉湾消灭了西班牙舰队；到12月《巴黎条约》签订的时候，菲律宾被卖给了美国人。从那一刻起，“平定”代替了“同情”。到1901年，阿奎纳多投降了，其他多数地方巨头也步其后尘，尽管有些地区的农民抵抗持续到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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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殖民与全国寡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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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殖民改变了一切。[466]首先，它通过经常极其野蛮地粉碎任何对抗，确保了群岛的政治统一。[467]即便是西班牙从未完全征服的穆斯林地区，也向马尼拉俯首臣服，由此可能丧失了它们主权独立的最后机会。第二，它大幅提升了梅斯蒂索人的经济地位。美国殖民政权决定没收到目前为止掌握在修道会手里的大量肥沃农地（约40万英亩），并把它们公开拍卖。梅斯蒂索人甚至早在西班牙人统治晚期就已是富裕的农场主，他们是有钱有兴趣利用这个机会的群体，结果以前的教会财产多数落到了他们手中。更重要的是，1909年后，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Act）的条款，菲律宾被纳入美国的关税壁垒之内，这样它的农产品就可以宽松、免税地出口到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在那里，价格（尤其是糖的价格）往往大大高于世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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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首先是美国的政治革新，造就了一种稳定、显著的“全国寡头集团”。关键的制度变革是逐步创立一种美国国会式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它（至少在下议院）建基于单一选区的、胜者全得的选举。[468]新的代议制度证明有效顺应了梅斯蒂索新富们的野心和社会地理学。他们的经济基础在庄园农业，而不在首都。他们的地方领地也被这个国家纷繁多样的语言保护起来。他们可能全说精英的、“全国性的”语言（西班牙语，后来是美国英语），但是也各自说着他加禄语、伊洛卡诺语、邦板牙语、宿务语、伊隆哥语和别的一打语言。如此一来，任何一个既定选区内的竞争，在电视出现前的年代里，就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小撮势均力敌的当地巨头中间。但是国会不但由此给他们提供了接近国家层次的政治权力的保障通道，也让他们定期聚首都城。在那里，他们参与一种由美国人严厉地充当裁判的文明“竞技”，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熟识。他们可能互相厌恶，但是他们出席同样的招待会，上同样的教堂，住在同样的住宅区，在同样的时尚街购物，和彼此的老婆偷情，安排彼此的子女通婚。他们正在首次形成一个自觉的统治阶级。[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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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的时机对正在浮现的寡头集团及其统治方式也有深远的构成性影响。1900—1930年的美国，是伍德罗·威尔逊所哀叹的“国会的政府”的美国。这个宗主国没有强大的、集权的职业官僚；官职仍然极大程度上是政治恩赏的事情；腐败的城市机构、贪污的县政府大楼的乡村集团，仍然无处不在；而总统的权威，除开战时之外，仍然掣肘良多。所以，二十世纪东南亚的其他现代殖民政权都是通过庞大、专制、白人操纵的官僚机构在运转，美国在马尼拉的政府却与此不同，那时它确信梅斯蒂索人对母国的利己主义的忠诚，于是只建立了一个简之又简的行政机构，而且很快将其大部分职位移交给土著。1903年，菲律宾人仅仅占据了该行政机构里总共约5,500个职位的不足一半。到1921年推行“菲律宾化”政策的总督—将军（民主党人）弗朗西斯·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任期届满时，这个比例升至（总共14,000个岗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人只占据了1%的文官职位，大多数是在教育领域。[470]（美国的权力依靠军事优势和关税。）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公务员通常将他们的就职归功于议员恩主，而且一直到美国统治时期终了，国家的文官机构始终虚弱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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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寡头们很快领会到，国会体制如何能够有助于扩充他们的权力。早在哈里森时代，美国人就默许了对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劫掠。下院议长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Sergio Osmeña,Sr.）和他的朋友们帮自己弄到几乎是无息的巨额贷款，为建造糖业中心提供资金，欣欣然地无视放款银行随之而来的破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国会对钱袋、对高级司法职务的掌管，让这个寡头集团懂得，“法治”是对它的财产和政治统治权最为有力的普遍保障，如果是它制定和操纵法律的话。（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马科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对“法治”的中止，引发了该寡头集团很大一部分人的惊恐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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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政治系统的最后一个特征值得强调一下，那就是省级和地方选举机关的大扩散——在缺乏专制的地区官僚机构的情况下。从很早的时候起，梅斯蒂索地方巨头领悟到，这些机关如果掌握在正确的手里，就能够巩固他们当地的政治王国。不出所料，这“正确的手”是他们亲属和朋友的手。亲兄弟、叔伯、堂表兄弟担任高级职务，子侄们担任初级职务。[471]这就是“政治统治家族”——阿基诺家族和许寰哥家族位列其中——的起源，它使得菲律宾政治跟东南亚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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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兴盛时代。然而1930年后，乌云开始汇聚。由于大萧条重击了美国，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工会和农场组织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它们反对菲律宾劳动力和农产品流入美国，硬要这个殖民地独立。不过独立是地方巨头们渴望的最末一件事，虽然他们体面地不能当众这样说；原因恰恰在于，独立威胁了他们发大财的路子：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再者，他们而今从西班牙语转向了英语，他们的子女此时正在曼哈顿和波士顿上学。他们也缺乏帝王孑遗，这种孑遗经过适当改造，可以支撑起高棉人、缅甸人和印尼人想象的“民族传统”：梅斯蒂索人却没有吴哥、蒲甘或婆罗浮屠供其驱使。因此，1935年他们接受自治政区的地位，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唯一的明显好处是创设了一个菲律宾人行政首长。文雅、卑鄙的梅斯蒂索人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成为自治政府总统。[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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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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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之后，1941年12月，日本帝国的军队向南突袭。几个星期的光景，大多数美国人仓皇逃走，包括麦克阿瑟将军，他逼迫奎松总统和奥斯梅尼亚副总统与他同行。[473]寡头集团的剩余部分（一两个有名的例外暂且不论）慌不迭地跟侵略者合作。这些通敌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基诺总统的公公和她那位副总统的父亲，前者成了日占议会的议长和亲日的“群众组织”卡利巴皮（Kalibapi，报效新菲协会）的理事长，后者即老唐·何塞·劳雷尔（Don José Laurel,Sr.），他在1943年当上了东京扶持的傀儡共和国的总统。[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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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通敌也无济于挽救以大农场为基础的出口型经济。日本不会容许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轰炸机和军舰在1942年后也力保没几粒粮食运达日本。由于物价飞涨，日本的苛捐杂税也增多，一支支抗日游击队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壮大起来，它们有时是弱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于是奉为圭臬的“法治”开始崩坏。从前的佃农和无地劳工胆气壮了，霸占了农场土地，种植他们日常生存所需的庄稼而不种糖料作物。许多人如今拒绝缴纳过去的横暴地租，而且蛮横地威胁向他们索求的地主管家。特别是在许寰哥家族和阿基诺家族所在的中吕宋，那儿乡村的贫困和剥削最严重，这种农民与游击队携手合作组成人民抗日军，袭扰日本人，暗杀他们力所能至的菲奸。[475]不用奇怪，很多寡头把他们的庄园丢给倒霉的管家，自个儿退居马尼拉，在那里，他们把老练的手腕转向发战争财。[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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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预计，打回来的美国人会为这些寡头的通敌行为惩罚他们。华盛顿的高官们倒真是吵嚷着要这么干。可是现场的那位解放者，当然就是麦克阿瑟，他同战前的寡头集团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和商务往来，而且他像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一样，喜欢向土著男仆们趾高气扬地摆出总督派头。[477]那时奎松已经去见他那粗心大意的上帝了，麦克阿瑟在1946年安排了他的梅斯蒂索老友（也是出名的菲奸）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当选为新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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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哈斯只在位两年，就跟奎松做伴去了；但这两年是成果丰硕的两年。一纸特赦令颁行，所有“政治犯”（主要是因通敌罪蹲了班房的寡头兄弟们）通通赦免。1947年，菲美签署协定，允许美国继续控制它的23个大大小小的陆海空军事基地，延期99年（和1900年的时候一样，这对华盛顿最为要紧）。[479]1935年宪法被大加修正，以致给予美国公民“同等”权利，去使用这个新独立共和国的资源（作为回报，菲律宾寡头集团获准在规定时期内，可继续进入受保护的美国市场。）[480]这一举动还有额外奖金，因为它确保了对菲律宾启用泰丁斯复兴法案（Tydings Rehabilitation Act），提供6.2亿美元资助那些可以证明自己遭受了500美元以上的战争损失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481]（既然那时菲律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这个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参议员泰丁斯的慷慨解囊，地方巨头们是菲律宾的主要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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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目标是全盘恢复战前的农业和政治秩序。由于三个基本原因，这一目标事实证明是难于达到的。首先是独立本身的代价：国内政治竞争搬掉了美国人的一手主持；国家集中控制武力部署的能力大为削弱；[482]国库不复有外来保障；经济饱受战争摧残，濒于破产。其次，至少在中吕宋，出现了一个有人民军武装力量作后盾的胆大妄为的农民阶层，他们既然被罗哈斯的花招否定了宪政参与的权利，也就没什么理由要迁就通融了。最后是选举权的急速扩大，在那天真的年代，联合国成员国地位使得这一点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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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巨头民主制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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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在罗哈斯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菲律宾目睹了这个国家如今臭名昭著的“私人军队”的横空出世。这些武装帮伙从马尼拉和农村地区的游民分子中召集人马，由它们的庄园主主子出钱，恐吓非法的占地者、农民协会和左翼政治领导人，目的是恢复无人与争的地方巨头统治。[483]“军阀”这个词进入了当代菲律宾的政治语汇中。不用奇怪，新军阀们发现，他们的私人军队对一种眼下已没有裁判的选举政治也很管用。1949年的总统选举，罗哈斯的副总统、罗哈斯死后的继任者埃尔皮迪奥·季里诺（Elpidio Quirino）获胜了；[484]这次选举不但一如战前那般腐败，还极其血腥和弄虚作假：这与其说是由于中央的管理部门，不如说是由于在普遍选举权和阶级对抗尖锐的状况下，国家权力和地方巨头野心之间的失调。[485]（代表这个时代独有特征的，就是菲律宾最负盛名的作家尼克·华金所谓拉克松家族的“血腥采邑”，它位于这个糖料作物大种植园主的西内格罗斯乐国里。面对省长拉斐尔·拉克松凶残的“特种警察”和“平民警卫队”[486]，马尼拉实际上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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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再说，中国刚刚“失去”，越南看起来可能要重蹈覆辙，毗邻的马来亚和缅甸爆发了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被派往菲律宾，借助季里诺的国防部长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的力量恢复秩序，后者是那个时代没有地方巨头血统的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多亏了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所投入的区区百万美元，菲律宾的自然隔离，人民军受限制的吕宋根据地，以及人民军领导者自身所犯的种种失误，兰斯代尔胜利了。[487]到1954年，人民军起义被荡平了；数以千计的吕宋贫苦农民徙居“空荡荡的”棉兰老岛[488]（在那里他们迅即陷入跟当地穆斯林的剧烈冲突中）；麦格赛赛施展策略，坐上了总统位子。[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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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72年这段时间，可说是菲律宾地方巨头民主制的全盛时期。[490]寡头集团没有面对任何重大的国内挑战。随着独立后的关税壁垒缓慢增强，通向美国市场的渠道在减少，不过，通向政府金融机构的完满渠道弥补了这种倒退。在推进经济独立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幌子下，汇率被操纵，专卖许可证被瓜分，大额的、低息的、往往有借无还的银行贷款被分发，国家预算都在分肥立法中挥霍掉了。[491]有些更富创业精神的豪族，进入了多个商业领域：城市房地产、宾馆业、公用事业、保险业、大众传媒，等等。由相互竞争的多个巨头家族所拥有的新闻业，是出了名的自由不羁。[492]它揭露每一桩可能形态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只是各家报刊的所有者的那些烂事不在此列），但是，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奥诺弗雷·科尔普兹（Onofre Corpuz）的话说：“菲律宾没人曾经听说过一起对贪腐行为的成功起诉。”[493]这个事实清楚表明了重新巩固却又分散化的寡头集团权力。就是在这黄金时代里，科拉松·阿基诺的父亲唐·何塞·许寰哥，将打拉省10300公顷的路易西塔大庄园（Hacienda Louisita）中的7000公顷搞到手，再把经营权转交给他那精力旺盛的女婿小贝尼尼奥·阿基诺。[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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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方巨头民主制在它自身之内包含了败落的种子，大约1960年代末，这些种子明显开始发芽了。对国家和私人资源的无节制、寄生性的巧取豪夺，使菲律宾倒向长期滑落的轨道：它从1950年代东南亚地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跌成了1980年代最萧条、最贫穷的社会。到黄金时期尾声，这个国家5%的挣钱者大概拿到了总收入的50%左右。与此同时，超过70%的政府岁入来自税率递减的销售和消费税，只有27.5%来自所得税——大半是外国公司缴纳的。[495]加上高于3%的典型地是热带地区的天主教出生率（自1850年以来，它让这个群岛的人口增长了8倍），结果就是社会底层的大面积贫困化。[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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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德·马科斯：最高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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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也带来了政治系统运转上的长期变化。寡头们越来越听从毛主席的建议，用两条腿走路。马尼拉是总统寝居之处，国会议事之所，政治分肥的资金在这里瓜分，许可证和贷款在这里到手，这里的教育机构节节壮大，这里进口的娱乐活动欣欣向荣。豪族开始纷纷将庄园交给女婿和管家打理，自己迁到古都市郊新修的豪华居住区里。福布斯公园就是这些高尚住宅区（beaux quartiers）中最早兴起的，至今依旧名声最响；这种高尚住宅区在东南亚仍然是社会学上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方，奢华的住宅同穷人的寒舍混杂在一起。[497]但是福布斯公园这个黄金聚居区，作为一个建筑群，有武装保安维持治安；哪怕只是去它的街上，也需要出示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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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马尼拉的偏移，结合着人口的增长与战后选举权的扩大，使政治生活货币化了。靠溜须拍马赢得选举，即便是地方选举，是越来越行不通了。竞选费用在1960年代以几何级数增长，尤其是因为这个时期目睹了私人军队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于1940年代后期，这些武装队伍如今主要用于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498]当科拉松·阿基诺的夫君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周围带着手持阿玛莱特自动步枪的保镖，竞选参议员席位时，他是在遵从1960年代末的一般惯例。[499]参议员小塞尔吉奥·“塞尔金”·奥斯梅尼亚，在1969年总统竞选中败给马科斯之后，带着漂亮的、有牢骚的漠然抱怨说：“我们武器不如人、力气不如人，财气不如人。”[500]那时候，菲律宾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十万人中有四十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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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赌注缓缓增大了，美国时代的限制松弛了。问题的症结是总统宝座，它始终有潜力搅乱地方巨头民主制。我们早先注意到，这个体制的稳定、这个寡头集团的团结，有赖于菲律宾国会，是它为所有你争我夺的地方豪族提供了大致平等的出头之地。然而一人独占的总统位子是不可分割的，在独立年代里渐渐看起来是无与伦比的奖赏。老奸巨猾的老寡头们预见到了可能的麻烦，从美国借来了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法律条文——于是这个官位就可以静静地在这个排外小集团里流通。但是，有人会违背这些规则，企图自立为终身的最高巨头：这只是时间问题。1960年代遍及第三世界的军政权和一党专政政权的蔓延，使这种违背似乎更加正常：实际上它甚至可以被当成从“西方的”意识形态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标志，机会主义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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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不安定因素是教育。前已提及，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教育设施极为有限，唯一可用的“全国性”语言是西班牙语，顶多不过5%的本地人口有机会使用它。世俗的、二十世纪的美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同的野兽。殖民政权坚信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霸权，坚信英语作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语言的这种地位，它不费吹灰之力就逐出了西班牙语，[501]大大扩展了英语的学校系统，结果到1940年代，菲律宾有了东南亚最高的识字率。[502]独立之后，菲律宾寡头集团像第三世界其他寡头集团一样，发现确立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的最简便法门，就是扩张廉价的学校教育。到1960年代初期，大学学位不再是统治阶级的禁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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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的大扩张造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意义重大的新社会集团。最小的是激进知识分子阶层，多数出身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通常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其中有个米苏阿里（Nur Misuari），1960年代末他在穆斯林的西南部组建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更出名的是何塞·玛丽亚·西松（José Maria Sison），他脱离了人民抗日军之后的颓败的共产党，自立门户，仿效那位“伟大的舵手”创建了新人民军，这支军队如今已是一股全国性势力，是寡头集团的主要对头。[503]（英语的流行，以及后来“街头他加禄语”作为对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反应而流行，使群岛范围的大众传播——在寡头集团之下——成为可能，这在博尼法西奥或人民抗日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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