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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第二的是循规蹈矩的第一代技术官僚阶层，它也包含了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它和激进知识分子出身于极其相似的社会阶层，地方巨头民主制的种种不公现象不大激怒它，倒是这种制度的肤浅、腐败和技术落后让它恼火。这个集团也深恨自己无权无势。当马科斯最终于1972年宣布戒严令、抬出他的“新民主”的时候，它云集到他的麾下，相信它的历史时机来了。它对他忠心耿耿直到1980年代初期，在维系华盛顿计划者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外国的一切现代化主义者对他的信任上，长期以来一直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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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集团——虽然并不特别大，是较为广泛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选民：中间层次的公务员、医生、护士、教师、商人、店主等等。在政治和道德见解上，它或许可与1890—1920年间美国的进步党（绝对不是人民党）相比。1960年代，它在如下运动中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政府诚信、城市更新、对政党机器和军阀政治的严打，还有市政当局和新郊区的法律解放。正如所料，这个集团在取向上既反寡头集团又反人民大众。要不是它受过英语教育，要不是肯尼迪总统确保了美国移民法的一项大变革，它兴许在1970和1980年代的菲律宾政治中唱过大戏了。可是这些因素给它提供了诱人的替代选择，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远不止一百万的菲律宾人（主要来自这个阶层）横渡太平洋移居美国，大多数是永久移民。[504]资产阶级的这种失血，短期看来是削弱了寡头集团的一个强劲政治对手，长远看来却使它丧失了一个重要政治盟友——这正是阿基诺政府没多大机动余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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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宣布戒严令之前，马科斯政权久已开始深沟固垒，它是一种复杂得富于启发的混合体。[505]由一种观点观之，唐·费迪南德可视为地方巨头之首或军阀之首，因为他把旧秩序的破坏性逻辑推向了它的自然结论。代替诸多私人化“保安部队”的，是单一的私人化“国家警察部队”；代替一支支私人军队的，是唯一一支私人大军；取代柔顺的地方法官的，是一个扈从的最高法院；取代无数私囊和腐朽市镇的，是一个私囊或腐朽国家，被总统的密友、杀手和走狗们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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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种观点观之，他是个有独创性的人；这一则因为他聪明绝顶，再则因为他像他那怪诞的夫人一样，出身于寡头集团相对低级的外围。无论如何，他是第一位看到了逆转传统权力流向的可能性的菲律宾精英政治家。他的所有前辈都践行着梅斯蒂索最高地位的系谱学——从私有财富到国家权力，从地方政治大佬的控制权到全国性的领导权。但是几乎从他1965年初登总统大位起，马科斯在精神上已走出了十九世纪，领悟到在我们的时代，财富服务于权力，关键的牌是政府。马尼拉的路易·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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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坐稳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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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从军队入手的，在那之前，军队不具有政治重要性。[506]武装力量的规模迅速扩大，它的预算额度增加，关键职位分给了来自说伊洛卡诺语的西北吕宋的军官们，马科斯本人就是从那里起家的。预谋了数月的宣布戒严令的最终决定，得到了军队统帅部的呼应——科拉松的堂兄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和国防部长胡安·“约翰尼”·恩里莱（Juan “Johnny”Ponce Enrile）是仅有的文官同谋。[507]文官机构跟上来了，特别是早先认定为要做技术官僚的雄心万丈的那部分人。政府将要从马科斯指认的国家首敌——共产主义者和寡头集团手中拯救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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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以另外两种令人眼界顿开的方式运用国家（而非大庄园）的权力。其一是对付美国人，其二是对付他的寡头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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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别的任何人——包括菲律宾左派——都更清楚地懂得，菲律宾对华盛顿而言，就像塞浦路斯之于伦敦。苏比克和克拉克机场的大型基地无关乎菲律宾自身的防卫，一切都关系到维持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帝国权力。由此可知，马尼拉应当将这些基地视为奢侈资产，出租时可以索要更高昂的租金。[508]菲律宾军队亦当如是。邦纳的大作《与独裁者跳华尔兹》，详细记载了马科斯如何将（非战斗）部队的一支工兵营租给林登·约翰逊，从中捞到可观的私人收益。1965年约翰逊正忙于租用亚洲雇佣军，支撑美国干涉越南所求的“国际十字军”形象。与南韩人相比，同是雇佣军，马科斯得到了全亚洲最优厚的价钱。（在这项成就中，他那坏得出奇的老婆居功至伟，她撒钱开路，跻身华盛顿上层圈子，自蒋介石夫人的风光岁月以来，还没有哪个女强人如此登峰造极。[509]）但是他也有富于想象力的傲慢无礼，试图以美国人长期以来对待菲律宾人的习惯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邦纳记述，马科斯给尼克松的每次总统竞选运动各捐了百万美元——当然是拿“国家的钱”，由此加入了第三世界专制者的那个精选群体（蒋介石、朴正熙、巴列维、特鲁希略、索摩查），他们积极介入了宗主国的政治。[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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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寡头集团而论，马科斯直指命脉——“法治”。从最初的时候起，马科斯运用他的无限制戒严令权力，忠告梦想着反对或撵走他的所有寡头们，财产不是权力，因为军事管制的笔那么轻轻一划，财产就不再是财产。[511]洛佩斯家族（根基在伊洛伊洛）的传媒帝国，它对马尼拉最大供电商的控制权，突然间就被剥夺了。[512]稍后，500公顷的奥斯梅尼亚庄园被拿出来进行“土地改革”。[513]他们哭告无门，因为法官们受尽恐吓，立法机关满是马科斯的盟友和食客。但是马科斯对扰乱既定的社会秩序不感兴趣。那些顺风倒、回避政治一心图财的寡头们通常未受惊扰。臭名昭著的“密友们”，从社会学上看，是一个混装的袋子，里边不仅包括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的亲戚，还包括受优待的寡头和相当多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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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个戒严令政权就有坚实的（虽则有限的）社会基础。它的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化的”和“法律与秩序”的修辞，吸引了一些群体的支持：受挫的、想做技术官僚的人，权能低下的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甚至还有农民阶级和城市穷人的某些部分。赢得绝对权力后不久，他通报说政府从私人手里清缴了不下50万支枪，鼓起了人们对可见危险减少的公共生活的希冀。[514]在旧人民军经常出没的中吕宋地区，一场有限的土地改革成功造就了一个自耕农新阶层。[515]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这个政权的贪欲和暴虐日趋显著，这种支持很多都难以为继。到1970年代末，技术官僚们是一支风头不再的势力，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察觉了马尼拉的腐败，大学系统的败坏，被垄断的大众传媒的卑屈和荒谬性格，以及国家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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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权的真正受益者——除了马科斯黑手党（mafia）以外[516]，是两股军事力量：国民军和新人民军。戒严令本身赋予前者空前的大权。但是马科斯也利用受宠军官管理从他的敌人、公营公司、市镇等没收的资产。上层军官那种生活派头，此前是只有寡头集团才习以为常。[517]军事谍报机构成了政府的千里眼和窃听耳。对军队滥权的法律限制简直不复存在了。如今只有一个主子，他决定任命和升迁。不错，这个“老大人”在领导层上塞满了从他那说伊洛卡诺语的家乡来的听话的禄虫，但仍有足够的位子可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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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独裁政权刺激了共产主义游击武装的快速壮大和较为缓慢的地理扩散。它们有组织地延伸到城市区域，这同它们扩大乡村支持相比，意义并不稍逊。这个政权最后那些年头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某种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语汇被一些人群逐步采纳了：显要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教会统治集团的下层，更一般地还有中产阶级。[518]似乎只有好战的左翼才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某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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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1日，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被无耻地暗杀了。以后拆解这个政权的故事众所周知，此处毋庸赘述。更要紧的是理解取代它的那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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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人民权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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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死难者的遗孀背后的初始同盟既广泛又（易变地）深厚：她那时首先是科拉松·阿基诺，而不是科拉松·许寰哥。这个同盟是建立在一股来势汹汹的浪潮基础上的，即对那个“老大人”及其马尼拉小姐（manileña）“猪小姐”的厌憎。从右派人士数起，它包括：国民军野心勃勃的中、下级军官，旧政权的刺目腐朽与它的男一号（premier danseur）的重用同族最终让他们壮志难酬；一度满怀憧憬的技术官僚与马尼拉工商业界不算密友的那部分人；教会的几乎所有派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没有加入新人民军的各群体；自称“奋斗目标导向群体”的各色人等，他们自认为是新近合法的左翼力量的先锋；还有寡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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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盟太过歧异和不相协调，不能维持太久。在“人民权力革命”两年后，它范围变得窄小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紧密地抱成团。先行离去的是它的右翼和左翼。“军队改革运动”（RAM）的活动分子们曾在1986年2月凭着背叛马科斯而发挥了关键作用，对这些莽夫而言，唯一真正尚可的旧政权继承者是一个军政权，或者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一个军人主导的政府。但是这条路没有任何值得当回事的国内支持力量，而且对正沐浴在太子港的电视光环下的华盛顿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值一议的。再者，里根政府内冷眼旁观的现实主义者们洞若观火：菲律宾军队派系分裂太重、太无能、太腐败、太自大、训练太差，不能给它任何便宜行事权。[519]一系列滑稽的暴动，在1987年8月28日的格雷戈里奥·“格林戈”·霍纳桑（Gregorio“Gringo”Honasan）兵变中达到高潮，它们不过证明了前述判断的明智。左翼方面，情况更复杂一些。新人民军是其中实力最雄厚的部分，它从戒严令政府获益匪浅，而今不得不决定如何应对新的势力格局。到底是正面反对阿基诺政府，还是全力改变它的内部均衡，这个问题在1986—1987年间引起严肃争论。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太错综复杂，我们不用纠缠于此，而且其智慧迄今尚有待判定），1987年初，掷出的骰子赞成对抗。[520]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合法左派崩溃了，“奋斗目标导向群体”明显衰弱了，后者到霍纳桑喜剧那时节，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目标”之外的几乎一切。从这些发展状况中，当代阿基诺联盟的现实的、不平衡的、不稳定的伙伴浮现出来：寡头集团，城市中产阶级，还有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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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第一年里，当时“人民权力革命”依然热情高涨，联盟的地位较低的伙伴们乐观向上。市场开放的新闻业的恢复，极大扩展的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以及马科斯密友的专卖权和专买权的消灭，让中产阶级各界人士兴奋得忘乎所以。他们能够完全复归原来的正常状态了。工商业将重拾信心，菲律宾将改道走上进步之路。好心的美国人站在他们一边。诚实的技术专家的专长终将得到恰当的赏识和酬报。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至少它的主体部分）如今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激进左派脱离关系；它有一个新家，在广播电视上，在报刊出版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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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基诺总统的核心集团不但包括枢机主教辛海梅（Cardinal Sin），还包括许多理想主义的人权律师，左翼—自由主义的记者和学者。也许是效仿现代国王们的榜样吧，科拉松本人竭尽所能地以善良的市民阶级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今人们叫她Tita（阿姨）。阿姨是个勇敢、虔诚、质朴的家庭主妇，心里只想着如何让侄子侄女们过得最好。唐·何塞·许寰哥控股公司的财务主管、路易西塔庄园的女共同继承人，都基本上隐遁不见了。有一种感人的信心：国家的问题正通向合乎实际的解决。她启动了与新人民军和穆斯林造反者的谈判。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将要颁布法案——这一土改不会触动中产阶级，但它许诺要逐渐削弱新人民军还在壮大的农村根据地。美国人将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重建宪政民主。而人民权力将通过自由、诚实的选举，为总统创造一个进步的立法搭档，给予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领导国家的机会。教会领导层在很大程度上同怀这等企盼，相信新形势将容许教会再度变得意识形态统一、组织纪律严明。[521]这个时期的流行语是“民主空间”，也许可最贴切地解释成“中产阶级在军队、寡头集团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纵横捭阖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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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第二年就让这大多数幻想破灭了。同穆斯林和共产主义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因为实质上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了：阿基诺政府发觉自己不可能做出有吸引力的任何让步。头脑里萦绕着民族主义梦想，即便那些似乎准备接受“自治”而非独立的穆斯林领导人，依然要求自美国殖民时代以来念念不忘的一块穆斯林自治区。然而，从兰斯代尔—马格赛赛政权开始把人民军潜在的和实际的农民支持者迁入棉兰老岛的“空”地至今，靠了自发的移民、土地投机者、伐木和采矿联合企业、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等等，该岛已经迅速“基督教化”了。就算阿基诺政府愿意（实际上它可不想）向穆斯林的梦想让步，那将要求它或者被迫迁移这好几万“基督教徒”——如果不是好几十万的话（可是迁往哪里呢？），或者把他们留给情有可原地在气头上的穆斯林，任凭政治发落。它要靠它自身的美国时代的梦想过活，梦想一个统一的菲律宾，再说军队也不会容忍“软弱”，这支军队跟穆斯林人作战所遭受的伤亡，远过于同共产主义者交手。对新人民军，形势并无二致。阿基诺总统拿不出什么东西不是共产主义者已经有的，或者是军队有可能容许的。[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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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不甚济事。里根政府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生存，以及一打的“更要紧的”外交政策上的烫手山芋。它自己在财政上的大手大脚意味着如今对菲律宾是爱莫能助了，即便是在军事援助方面（照旧有一星半点，大约是它想要供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那个数）。对菲律宾实施一项“马歇尔计划”的会谈，随着扬长而去的汽船的喧哗声息影绝迹了。而海外中产阶级纹丝不动。它的成员或许定期回到家乡，满载着送亲戚的礼物，可是他们断定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前景变幻莫测，不值得大规模投资。[523]在该政权的第一年里，有许多鼓吹扫除美军基地的大无畏言论，可是到了第二年，形势已经很明了了，那些基地将岿然不动：阿基诺政府觉得自己真的经受不住和华盛顿冲突，而且，关闭基地所必然导致的收入和就业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在1980年代，美军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雇主，仅次于菲律宾政府。）美国人的确提供了一项重要帮助，那就是在面对各种滑稽的政变企图时，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这些政变在1987年8月的“格林戈”套环里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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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政权联盟的中枢问题是“重建民主”，这表现在1987年5月11日重新启动的参众两院选举，和1988年1月18日的省长、市长及其他地方官长的选举。中产阶级的愿望是，这些选举不仅会把临时的阿基诺政府置于一个坚实的宪政基础上，还会向军队和共产主义者有力显示民心所归。再有，它们还将把人民权力转化成宪政权力，足可实施据认为对中产阶级未来的领导权前景必不可少的某些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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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重整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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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此地，这个统治同盟内的资深合伙人终于按捺不住出招了。第一年里这个寡头集团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科拉松本人也许还足够硬朗，她的一些亲密顾问就不是这样了；大众传媒那时还被中产阶级城市改良派从意识形态上支配着，不停地煽风点火，赞成一场有望破坏新人民军乡村权力基础的土地改革。甚至世界银行也同日本和美国的高官们一道，在坚决主张同样的逻辑。而且，直到那一系列选举之前，总统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谁能保证她不会在某个意志薄弱的瞬间，做出什么要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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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慌是现实的，虽然可能没有确凿的根据。土地所有者支持有序改革委员会（COLOR，有500名富豪成员）匆匆成立，它给科拉松送去了以血（幸好，是他们自己的）签名的决议书，威胁一旦实施重大的土地改革，他们将采取不合作主义。“支持（产糖的）内格罗斯独立运动”开展起来，宣称预备好了武装抵抗即将来临的马尼拉的不义之举。[524]律师们被新闻界说成是“快忙疯了”，他们要把农业用地重新归类为“工商业”用地，要把多余的地皮退出来记在未成年的亲属名下，欺诈性地把抵押日期提前，等等。[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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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所需要的，跟1916年、1946年一样，是地方巨头民主制。如果选举能够立即自由举行，寡头集团有望恢复1972年前它对“法治”的掌控，并让人人——中产阶级、军队、他们的佃户，还有“贱民”——都各安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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