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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之后，1941年12月，日本帝国的军队向南突袭。几个星期的光景，大多数美国人仓皇逃走，包括麦克阿瑟将军，他逼迫奎松总统和奥斯梅尼亚副总统与他同行。[473]寡头集团的剩余部分（一两个有名的例外暂且不论）慌不迭地跟侵略者合作。这些通敌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基诺总统的公公和她那位副总统的父亲，前者成了日占议会的议长和亲日的“群众组织”卡利巴皮（Kalibapi，报效新菲协会）的理事长，后者即老唐·何塞·劳雷尔（Don José Laurel,Sr.），他在1943年当上了东京扶持的傀儡共和国的总统。[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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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通敌也无济于挽救以大农场为基础的出口型经济。日本不会容许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轰炸机和军舰在1942年后也力保没几粒粮食运达日本。由于物价飞涨，日本的苛捐杂税也增多，一支支抗日游击队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壮大起来，它们有时是弱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于是奉为圭臬的“法治”开始崩坏。从前的佃农和无地劳工胆气壮了，霸占了农场土地，种植他们日常生存所需的庄稼而不种糖料作物。许多人如今拒绝缴纳过去的横暴地租，而且蛮横地威胁向他们索求的地主管家。特别是在许寰哥家族和阿基诺家族所在的中吕宋，那儿乡村的贫困和剥削最严重，这种农民与游击队携手合作组成人民抗日军，袭扰日本人，暗杀他们力所能至的菲奸。[475]不用奇怪，很多寡头把他们的庄园丢给倒霉的管家，自个儿退居马尼拉，在那里，他们把老练的手腕转向发战争财。[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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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预计，打回来的美国人会为这些寡头的通敌行为惩罚他们。华盛顿的高官们倒真是吵嚷着要这么干。可是现场的那位解放者，当然就是麦克阿瑟，他同战前的寡头集团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和商务往来，而且他像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一样，喜欢向土著男仆们趾高气扬地摆出总督派头。[477]那时奎松已经去见他那粗心大意的上帝了，麦克阿瑟在1946年安排了他的梅斯蒂索老友（也是出名的菲奸）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当选为新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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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哈斯只在位两年，就跟奎松做伴去了；但这两年是成果丰硕的两年。一纸特赦令颁行，所有“政治犯”（主要是因通敌罪蹲了班房的寡头兄弟们）通通赦免。1947年，菲美签署协定，允许美国继续控制它的23个大大小小的陆海空军事基地，延期99年（和1900年的时候一样，这对华盛顿最为要紧）。[479]1935年宪法被大加修正，以致给予美国公民“同等”权利，去使用这个新独立共和国的资源（作为回报，菲律宾寡头集团获准在规定时期内，可继续进入受保护的美国市场。）[480]这一举动还有额外奖金，因为它确保了对菲律宾启用泰丁斯复兴法案（Tydings Rehabilitation Act），提供6.2亿美元资助那些可以证明自己遭受了500美元以上的战争损失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481]（既然那时菲律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这个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参议员泰丁斯的慷慨解囊，地方巨头们是菲律宾的主要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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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目标是全盘恢复战前的农业和政治秩序。由于三个基本原因，这一目标事实证明是难于达到的。首先是独立本身的代价：国内政治竞争搬掉了美国人的一手主持；国家集中控制武力部署的能力大为削弱；[482]国库不复有外来保障；经济饱受战争摧残，濒于破产。其次，至少在中吕宋，出现了一个有人民军武装力量作后盾的胆大妄为的农民阶层，他们既然被罗哈斯的花招否定了宪政参与的权利，也就没什么理由要迁就通融了。最后是选举权的急速扩大，在那天真的年代，联合国成员国地位使得这一点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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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巨头民主制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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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是在罗哈斯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菲律宾目睹了这个国家如今臭名昭著的“私人军队”的横空出世。这些武装帮伙从马尼拉和农村地区的游民分子中召集人马，由它们的庄园主主子出钱，恐吓非法的占地者、农民协会和左翼政治领导人，目的是恢复无人与争的地方巨头统治。[483]“军阀”这个词进入了当代菲律宾的政治语汇中。不用奇怪，新军阀们发现，他们的私人军队对一种眼下已没有裁判的选举政治也很管用。1949年的总统选举，罗哈斯的副总统、罗哈斯死后的继任者埃尔皮迪奥·季里诺（Elpidio Quirino）获胜了；[484]这次选举不但一如战前那般腐败，还极其血腥和弄虚作假：这与其说是由于中央的管理部门，不如说是由于在普遍选举权和阶级对抗尖锐的状况下，国家权力和地方巨头野心之间的失调。[485]（代表这个时代独有特征的，就是菲律宾最负盛名的作家尼克·华金所谓拉克松家族的“血腥采邑”，它位于这个糖料作物大种植园主的西内格罗斯乐国里。面对省长拉斐尔·拉克松凶残的“特种警察”和“平民警卫队”[486]，马尼拉实际上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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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美国人始料未及的。再说，中国刚刚“失去”，越南看起来可能要重蹈覆辙，毗邻的马来亚和缅甸爆发了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被派往菲律宾，借助季里诺的国防部长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的力量恢复秩序，后者是那个时代没有地方巨头血统的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之一。多亏了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所投入的区区百万美元，菲律宾的自然隔离，人民军受限制的吕宋根据地，以及人民军领导者自身所犯的种种失误，兰斯代尔胜利了。[487]到1954年，人民军起义被荡平了；数以千计的吕宋贫苦农民徙居“空荡荡的”棉兰老岛[488]（在那里他们迅即陷入跟当地穆斯林的剧烈冲突中）；麦格赛赛施展策略，坐上了总统位子。[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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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72年这段时间，可说是菲律宾地方巨头民主制的全盛时期。[490]寡头集团没有面对任何重大的国内挑战。随着独立后的关税壁垒缓慢增强，通向美国市场的渠道在减少，不过，通向政府金融机构的完满渠道弥补了这种倒退。在推进经济独立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幌子下，汇率被操纵，专卖许可证被瓜分，大额的、低息的、往往有借无还的银行贷款被分发，国家预算都在分肥立法中挥霍掉了。[491]有些更富创业精神的豪族，进入了多个商业领域：城市房地产、宾馆业、公用事业、保险业、大众传媒，等等。由相互竞争的多个巨头家族所拥有的新闻业，是出了名的自由不羁。[492]它揭露每一桩可能形态的腐败和权力滥用（只是各家报刊的所有者的那些烂事不在此列），但是，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奥诺弗雷·科尔普兹（Onofre Corpuz）的话说：“菲律宾没人曾经听说过一起对贪腐行为的成功起诉。”[493]这个事实清楚表明了重新巩固却又分散化的寡头集团权力。就是在这黄金时代里，科拉松·阿基诺的父亲唐·何塞·许寰哥，将打拉省10300公顷的路易西塔大庄园（Hacienda Louisita）中的7000公顷搞到手，再把经营权转交给他那精力旺盛的女婿小贝尼尼奥·阿基诺。[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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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方巨头民主制在它自身之内包含了败落的种子，大约1960年代末，这些种子明显开始发芽了。对国家和私人资源的无节制、寄生性的巧取豪夺，使菲律宾倒向长期滑落的轨道：它从1950年代东南亚地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跌成了1980年代最萧条、最贫穷的社会。到黄金时期尾声，这个国家5%的挣钱者大概拿到了总收入的50%左右。与此同时，超过70%的政府岁入来自税率递减的销售和消费税，只有27.5%来自所得税——大半是外国公司缴纳的。[495]加上高于3%的典型地是热带地区的天主教出生率（自1850年以来，它让这个群岛的人口增长了8倍），结果就是社会底层的大面积贫困化。[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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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德·马科斯：最高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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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也带来了政治系统运转上的长期变化。寡头们越来越听从毛主席的建议，用两条腿走路。马尼拉是总统寝居之处，国会议事之所，政治分肥的资金在这里瓜分，许可证和贷款在这里到手，这里的教育机构节节壮大，这里进口的娱乐活动欣欣向荣。豪族开始纷纷将庄园交给女婿和管家打理，自己迁到古都市郊新修的豪华居住区里。福布斯公园就是这些高尚住宅区（beaux quartiers）中最早兴起的，至今依旧名声最响；这种高尚住宅区在东南亚仍然是社会学上独一无二的。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方，奢华的住宅同穷人的寒舍混杂在一起。[497]但是福布斯公园这个黄金聚居区，作为一个建筑群，有武装保安维持治安；哪怕只是去它的街上，也需要出示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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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马尼拉的偏移，结合着人口的增长与战后选举权的扩大，使政治生活货币化了。靠溜须拍马赢得选举，即便是地方选举，是越来越行不通了。竞选费用在1960年代以几何级数增长，尤其是因为这个时期目睹了私人军队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于1940年代后期，这些武装队伍如今主要用于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498]当科拉松·阿基诺的夫君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周围带着手持阿玛莱特自动步枪的保镖，竞选参议员席位时，他是在遵从1960年代末的一般惯例。[499]参议员小塞尔吉奥·“塞尔金”·奥斯梅尼亚，在1969年总统竞选中败给马科斯之后，带着漂亮的、有牢骚的漠然抱怨说：“我们武器不如人、力气不如人，财气不如人。”[500]那时候，菲律宾是全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十万人中有四十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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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赌注缓缓增大了，美国时代的限制松弛了。问题的症结是总统宝座，它始终有潜力搅乱地方巨头民主制。我们早先注意到，这个体制的稳定、这个寡头集团的团结，有赖于菲律宾国会，是它为所有你争我夺的地方豪族提供了大致平等的出头之地。然而一人独占的总统位子是不可分割的，在独立年代里渐渐看起来是无与伦比的奖赏。老奸巨猾的老寡头们预见到了可能的麻烦，从美国借来了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法律条文——于是这个官位就可以静静地在这个排外小集团里流通。但是，有人会违背这些规则，企图自立为终身的最高巨头：这只是时间问题。1960年代遍及第三世界的军政权和一党专政政权的蔓延，使这种违背似乎更加正常：实际上它甚至可以被当成从“西方的”意识形态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标志，机会主义地证明自身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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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不安定因素是教育。前已提及，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教育设施极为有限，唯一可用的“全国性”语言是西班牙语，顶多不过5%的本地人口有机会使用它。世俗的、二十世纪的美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同的野兽。殖民政权坚信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霸权，坚信英语作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语言的这种地位，它不费吹灰之力就逐出了西班牙语，[501]大大扩展了英语的学校系统，结果到1940年代，菲律宾有了东南亚最高的识字率。[502]独立之后，菲律宾寡头集团像第三世界其他寡头集团一样，发现确立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的最简便法门，就是扩张廉价的学校教育。到1960年代初期，大学学位不再是统治阶级的禁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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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的大扩张造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意义重大的新社会集团。最小的是激进知识分子阶层，多数出身于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通常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其中有个米苏阿里（Nur Misuari），1960年代末他在穆斯林的西南部组建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更出名的是何塞·玛丽亚·西松（José Maria Sison），他脱离了人民抗日军之后的颓败的共产党，自立门户，仿效那位“伟大的舵手”创建了新人民军，这支军队如今已是一股全国性势力，是寡头集团的主要对头。[503]（英语的流行，以及后来“街头他加禄语”作为对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反应而流行，使群岛范围的大众传播——在寡头集团之下——成为可能，这在博尼法西奥或人民抗日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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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第二的是循规蹈矩的第一代技术官僚阶层，它也包含了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它和激进知识分子出身于极其相似的社会阶层，地方巨头民主制的种种不公现象不大激怒它，倒是这种制度的肤浅、腐败和技术落后让它恼火。这个集团也深恨自己无权无势。当马科斯最终于1972年宣布戒严令、抬出他的“新民主”的时候，它云集到他的麾下，相信它的历史时机来了。它对他忠心耿耿直到1980年代初期，在维系华盛顿计划者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外国的一切现代化主义者对他的信任上，长期以来一直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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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集团——虽然并不特别大，是较为广泛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选民：中间层次的公务员、医生、护士、教师、商人、店主等等。在政治和道德见解上，它或许可与1890—1920年间美国的进步党（绝对不是人民党）相比。1960年代，它在如下运动中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政府诚信、城市更新、对政党机器和军阀政治的严打，还有市政当局和新郊区的法律解放。正如所料，这个集团在取向上既反寡头集团又反人民大众。要不是它受过英语教育，要不是肯尼迪总统确保了美国移民法的一项大变革，它兴许在1970和1980年代的菲律宾政治中唱过大戏了。可是这些因素给它提供了诱人的替代选择，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远不止一百万的菲律宾人（主要来自这个阶层）横渡太平洋移居美国，大多数是永久移民。[504]资产阶级的这种失血，短期看来是削弱了寡头集团的一个强劲政治对手，长远看来却使它丧失了一个重要政治盟友——这正是阿基诺政府没多大机动余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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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宣布戒严令之前，马科斯政权久已开始深沟固垒，它是一种复杂得富于启发的混合体。[505]由一种观点观之，唐·费迪南德可视为地方巨头之首或军阀之首，因为他把旧秩序的破坏性逻辑推向了它的自然结论。代替诸多私人化“保安部队”的，是单一的私人化“国家警察部队”；代替一支支私人军队的，是唯一一支私人大军；取代柔顺的地方法官的，是一个扈从的最高法院；取代无数私囊和腐朽市镇的，是一个私囊或腐朽国家，被总统的密友、杀手和走狗们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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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种观点观之，他是个有独创性的人；这一则因为他聪明绝顶，再则因为他像他那怪诞的夫人一样，出身于寡头集团相对低级的外围。无论如何，他是第一位看到了逆转传统权力流向的可能性的菲律宾精英政治家。他的所有前辈都践行着梅斯蒂索最高地位的系谱学——从私有财富到国家权力，从地方政治大佬的控制权到全国性的领导权。但是几乎从他1965年初登总统大位起，马科斯在精神上已走出了十九世纪，领悟到在我们的时代，财富服务于权力，关键的牌是政府。马尼拉的路易·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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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坐稳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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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从军队入手的，在那之前，军队不具有政治重要性。[506]武装力量的规模迅速扩大，它的预算额度增加，关键职位分给了来自说伊洛卡诺语的西北吕宋的军官们，马科斯本人就是从那里起家的。预谋了数月的宣布戒严令的最终决定，得到了军队统帅部的呼应——科拉松的堂兄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和国防部长胡安·“约翰尼”·恩里莱（Juan “Johnny”Ponce Enrile）是仅有的文官同谋。[507]文官机构跟上来了，特别是早先认定为要做技术官僚的雄心万丈的那部分人。政府将要从马科斯指认的国家首敌——共产主义者和寡头集团手中拯救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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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以另外两种令人眼界顿开的方式运用国家（而非大庄园）的权力。其一是对付美国人，其二是对付他的寡头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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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别的任何人——包括菲律宾左派——都更清楚地懂得，菲律宾对华盛顿而言，就像塞浦路斯之于伦敦。苏比克和克拉克机场的大型基地无关乎菲律宾自身的防卫，一切都关系到维持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帝国权力。由此可知，马尼拉应当将这些基地视为奢侈资产，出租时可以索要更高昂的租金。[508]菲律宾军队亦当如是。邦纳的大作《与独裁者跳华尔兹》，详细记载了马科斯如何将（非战斗）部队的一支工兵营租给林登·约翰逊，从中捞到可观的私人收益。1965年约翰逊正忙于租用亚洲雇佣军，支撑美国干涉越南所求的“国际十字军”形象。与南韩人相比，同是雇佣军，马科斯得到了全亚洲最优厚的价钱。（在这项成就中，他那坏得出奇的老婆居功至伟，她撒钱开路，跻身华盛顿上层圈子，自蒋介石夫人的风光岁月以来，还没有哪个女强人如此登峰造极。[509]）但是他也有富于想象力的傲慢无礼，试图以美国人长期以来对待菲律宾人的习惯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邦纳记述，马科斯给尼克松的每次总统竞选运动各捐了百万美元——当然是拿“国家的钱”，由此加入了第三世界专制者的那个精选群体（蒋介石、朴正熙、巴列维、特鲁希略、索摩查），他们积极介入了宗主国的政治。[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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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寡头集团而论，马科斯直指命脉——“法治”。从最初的时候起，马科斯运用他的无限制戒严令权力，忠告梦想着反对或撵走他的所有寡头们，财产不是权力，因为军事管制的笔那么轻轻一划，财产就不再是财产。[511]洛佩斯家族（根基在伊洛伊洛）的传媒帝国，它对马尼拉最大供电商的控制权，突然间就被剥夺了。[512]稍后，500公顷的奥斯梅尼亚庄园被拿出来进行“土地改革”。[513]他们哭告无门，因为法官们受尽恐吓，立法机关满是马科斯的盟友和食客。但是马科斯对扰乱既定的社会秩序不感兴趣。那些顺风倒、回避政治一心图财的寡头们通常未受惊扰。臭名昭著的“密友们”，从社会学上看，是一个混装的袋子，里边不仅包括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的亲戚，还包括受优待的寡头和相当多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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