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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个戒严令政权就有坚实的（虽则有限的）社会基础。它的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化的”和“法律与秩序”的修辞，吸引了一些群体的支持：受挫的、想做技术官僚的人，权能低下的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甚至还有农民阶级和城市穷人的某些部分。赢得绝对权力后不久，他通报说政府从私人手里清缴了不下50万支枪，鼓起了人们对可见危险减少的公共生活的希冀。[514]在旧人民军经常出没的中吕宋地区，一场有限的土地改革成功造就了一个自耕农新阶层。[515]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这个政权的贪欲和暴虐日趋显著，这种支持很多都难以为继。到1970年代末，技术官僚们是一支风头不再的势力，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察觉了马尼拉的腐败，大学系统的败坏，被垄断的大众传媒的卑屈和荒谬性格，以及国家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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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权的真正受益者——除了马科斯黑手党（mafia）以外[516]，是两股军事力量：国民军和新人民军。戒严令本身赋予前者空前的大权。但是马科斯也利用受宠军官管理从他的敌人、公营公司、市镇等没收的资产。上层军官那种生活派头，此前是只有寡头集团才习以为常。[517]军事谍报机构成了政府的千里眼和窃听耳。对军队滥权的法律限制简直不复存在了。如今只有一个主子，他决定任命和升迁。不错，这个“老大人”在领导层上塞满了从他那说伊洛卡诺语的家乡来的听话的禄虫，但仍有足够的位子可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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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独裁政权刺激了共产主义游击武装的快速壮大和较为缓慢的地理扩散。它们有组织地延伸到城市区域，这同它们扩大乡村支持相比，意义并不稍逊。这个政权最后那些年头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某种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语汇被一些人群逐步采纳了：显要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教会统治集团的下层，更一般地还有中产阶级。[518]似乎只有好战的左翼才提供了摆脱困境的某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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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21日，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被无耻地暗杀了。以后拆解这个政权的故事众所周知，此处毋庸赘述。更要紧的是理解取代它的那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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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人民权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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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死难者的遗孀背后的初始同盟既广泛又（易变地）深厚：她那时首先是科拉松·阿基诺，而不是科拉松·许寰哥。这个同盟是建立在一股来势汹汹的浪潮基础上的，即对那个“老大人”及其马尼拉小姐（manileña）“猪小姐”的厌憎。从右派人士数起，它包括：国民军野心勃勃的中、下级军官，旧政权的刺目腐朽与它的男一号（premier danseur）的重用同族最终让他们壮志难酬；一度满怀憧憬的技术官僚与马尼拉工商业界不算密友的那部分人；教会的几乎所有派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没有加入新人民军的各群体；自称“奋斗目标导向群体”的各色人等，他们自认为是新近合法的左翼力量的先锋；还有寡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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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盟太过歧异和不相协调，不能维持太久。在“人民权力革命”两年后，它范围变得窄小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紧密地抱成团。先行离去的是它的右翼和左翼。“军队改革运动”（RAM）的活动分子们曾在1986年2月凭着背叛马科斯而发挥了关键作用，对这些莽夫而言，唯一真正尚可的旧政权继承者是一个军政权，或者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一个军人主导的政府。但是这条路没有任何值得当回事的国内支持力量，而且对正沐浴在太子港的电视光环下的华盛顿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值一议的。再者，里根政府内冷眼旁观的现实主义者们洞若观火：菲律宾军队派系分裂太重、太无能、太腐败、太自大、训练太差，不能给它任何便宜行事权。[519]一系列滑稽的暴动，在1987年8月28日的格雷戈里奥·“格林戈”·霍纳桑（Gregorio“Gringo”Honasan）兵变中达到高潮，它们不过证明了前述判断的明智。左翼方面，情况更复杂一些。新人民军是其中实力最雄厚的部分，它从戒严令政府获益匪浅，而今不得不决定如何应对新的势力格局。到底是正面反对阿基诺政府，还是全力改变它的内部均衡，这个问题在1986—1987年间引起严肃争论。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太错综复杂，我们不用纠缠于此，而且其智慧迄今尚有待判定），1987年初，掷出的骰子赞成对抗。[520]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合法左派崩溃了，“奋斗目标导向群体”明显衰弱了，后者到霍纳桑喜剧那时节，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目标”之外的几乎一切。从这些发展状况中，当代阿基诺联盟的现实的、不平衡的、不稳定的伙伴浮现出来：寡头集团，城市中产阶级，还有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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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第一年里，当时“人民权力革命”依然热情高涨，联盟的地位较低的伙伴们乐观向上。市场开放的新闻业的恢复，极大扩展的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以及马科斯密友的专卖权和专买权的消灭，让中产阶级各界人士兴奋得忘乎所以。他们能够完全复归原来的正常状态了。工商业将重拾信心，菲律宾将改道走上进步之路。好心的美国人站在他们一边。诚实的技术专家的专长终将得到恰当的赏识和酬报。知识分子阶层（或者至少它的主体部分）如今感到可以自由地同激进左派脱离关系；它有一个新家，在广播电视上，在报刊出版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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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基诺总统的核心集团不但包括枢机主教辛海梅（Cardinal Sin），还包括许多理想主义的人权律师，左翼—自由主义的记者和学者。也许是效仿现代国王们的榜样吧，科拉松本人竭尽所能地以善良的市民阶级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今人们叫她Tita（阿姨）。阿姨是个勇敢、虔诚、质朴的家庭主妇，心里只想着如何让侄子侄女们过得最好。唐·何塞·许寰哥控股公司的财务主管、路易西塔庄园的女共同继承人，都基本上隐遁不见了。有一种感人的信心：国家的问题正通向合乎实际的解决。她启动了与新人民军和穆斯林造反者的谈判。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将要颁布法案——这一土改不会触动中产阶级，但它许诺要逐渐削弱新人民军还在壮大的农村根据地。美国人将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重建宪政民主。而人民权力将通过自由、诚实的选举，为总统创造一个进步的立法搭档，给予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领导国家的机会。教会领导层在很大程度上同怀这等企盼，相信新形势将容许教会再度变得意识形态统一、组织纪律严明。[521]这个时期的流行语是“民主空间”，也许可最贴切地解释成“中产阶级在军队、寡头集团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纵横捭阖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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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第二年就让这大多数幻想破灭了。同穆斯林和共产主义领导人之间的谈判，因为实质上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了：阿基诺政府发觉自己不可能做出有吸引力的任何让步。头脑里萦绕着民族主义梦想，即便那些似乎准备接受“自治”而非独立的穆斯林领导人，依然要求自美国殖民时代以来念念不忘的一块穆斯林自治区。然而，从兰斯代尔—马格赛赛政权开始把人民军潜在的和实际的农民支持者迁入棉兰老岛的“空”地至今，靠了自发的移民、土地投机者、伐木和采矿联合企业、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等等，该岛已经迅速“基督教化”了。就算阿基诺政府愿意（实际上它可不想）向穆斯林的梦想让步，那将要求它或者被迫迁移这好几万“基督教徒”——如果不是好几十万的话（可是迁往哪里呢？），或者把他们留给情有可原地在气头上的穆斯林，任凭政治发落。它要靠它自身的美国时代的梦想过活，梦想一个统一的菲律宾，再说军队也不会容忍“软弱”，这支军队跟穆斯林人作战所遭受的伤亡，远过于同共产主义者交手。对新人民军，形势并无二致。阿基诺总统拿不出什么东西不是共产主义者已经有的，或者是军队有可能容许的。[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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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不甚济事。里根政府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生存，以及一打的“更要紧的”外交政策上的烫手山芋。它自己在财政上的大手大脚意味着如今对菲律宾是爱莫能助了，即便是在军事援助方面（照旧有一星半点，大约是它想要供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那个数）。对菲律宾实施一项“马歇尔计划”的会谈，随着扬长而去的汽船的喧哗声息影绝迹了。而海外中产阶级纹丝不动。它的成员或许定期回到家乡，满载着送亲戚的礼物，可是他们断定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前景变幻莫测，不值得大规模投资。[523]在该政权的第一年里，有许多鼓吹扫除美军基地的大无畏言论，可是到了第二年，形势已经很明了了，那些基地将岿然不动：阿基诺政府觉得自己真的经受不住和华盛顿冲突，而且，关闭基地所必然导致的收入和就业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在1980年代，美军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雇主，仅次于菲律宾政府。）美国人的确提供了一项重要帮助，那就是在面对各种滑稽的政变企图时，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这些政变在1987年8月的“格林戈”套环里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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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政权联盟的中枢问题是“重建民主”，这表现在1987年5月11日重新启动的参众两院选举，和1988年1月18日的省长、市长及其他地方官长的选举。中产阶级的愿望是，这些选举不仅会把临时的阿基诺政府置于一个坚实的宪政基础上，还会向军队和共产主义者有力显示民心所归。再有，它们还将把人民权力转化成宪政权力，足可实施据认为对中产阶级未来的领导权前景必不可少的某些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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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重整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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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此地，这个统治同盟内的资深合伙人终于按捺不住出招了。第一年里这个寡头集团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科拉松本人也许还足够硬朗，她的一些亲密顾问就不是这样了；大众传媒那时还被中产阶级城市改良派从意识形态上支配着，不停地煽风点火，赞成一场有望破坏新人民军乡村权力基础的土地改革。甚至世界银行也同日本和美国的高官们一道，在坚决主张同样的逻辑。而且，直到那一系列选举之前，总统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谁能保证她不会在某个意志薄弱的瞬间，做出什么要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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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慌是现实的，虽然可能没有确凿的根据。土地所有者支持有序改革委员会（COLOR，有500名富豪成员）匆匆成立，它给科拉松送去了以血（幸好，是他们自己的）签名的决议书，威胁一旦实施重大的土地改革，他们将采取不合作主义。“支持（产糖的）内格罗斯独立运动”开展起来，宣称预备好了武装抵抗即将来临的马尼拉的不义之举。[524]律师们被新闻界说成是“快忙疯了”，他们要把农业用地重新归类为“工商业”用地，要把多余的地皮退出来记在未成年的亲属名下，欺诈性地把抵押日期提前，等等。[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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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所需要的，跟1916年、1946年一样，是地方巨头民主制。如果选举能够立即自由举行，寡头集团有望恢复1972年前它对“法治”的掌控，并让人人——中产阶级、军队、他们的佃户，还有“贱民”——都各安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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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11日举行了全国选举，要选出24名参议员和200名众议员。结果真叫人称心如意。且让我们援引一项信息丰赡的菲律宾研究为证：“200名众议员当中，130人属于所谓‘传统的政治家族’，另有39人是这些家族的亲戚。只有31位众议员没有1971年前的参选记录，而且同这些老牌统治家族没有瓜葛……24名当选参议员中，有少许非传统人物，但是这个班子大体上是由1972年前的政治世家的成员构成的。”[526]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奥斯梅尼亚是自治政府副总统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孙子，1969年竞选失利的总统候选人小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侄子，他告诉媒体：“不能尽心为公，一个家庭成员也嫌太多；苟能尽心为公，十个家庭成员还嫌不够。”[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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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获胜的参议员候选人中，有23位是作为科拉松·阿基诺的支持者，也作为她的竞选联盟里各种徒具虚名的政党党员参选的，就此而言，上述结果被广泛解释为科拉松·阿基诺的胜利。[528]下院发生的事大同小异。[529]但是，把这个结果叫做科拉松·许寰哥的胜利，或许更好一些。前面引用过的那项研究提到：“属于统治家族或与之有关的169名众议员中间，有102位参与了1986年前的反马科斯势力，而有67位来自亲马科斯的党派或家族。”寡头权力波诡云谲的万花筒晃悠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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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老谋深算的地方巨头们认识不到某些新现实，包括总统本人对民众的真正吸引力。（相当数量的马科斯同党倒向她这一方。）当国会终于在1987年夏末开幕时，它正式宣布将开展土地改革，并任命“局外人”做参众两院主管农村事务的委员会主席。但是没过几天，下院农村改革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博尼法西奥·希列戈（Bonifacio Gillego），一位改宗“社会民主”的前军事情报官员，就在哀叹这样的事实：他的委员会的21名成员中，有17人是地主——包括总统的弟弟何塞·许寰哥、总统的姻叔埃米尼奥·阿基诺，还有内格罗斯的那位悍妇霍滕西娅·斯塔克。[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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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8年1月18日省和地方选举的展开，旧制度的更全面复兴来临了；总共有15万候选人，以美国人的方式（à l’américaine）竞逐约16500个职位——平均每个要职有9个追求者。[531]这些选举实在是有一种典型特征，当之无愧地值得评点一番。在有些地方它们代表了兴冲冲的权力重整。比如在宿务岛，埃米利奥·“利托”·奥斯梅尼亚，参议员约翰的兄弟，赢得了该岛的省长位置；同时他的堂兄托马斯，小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儿子，击败了来自一个对头大家族——即梅斯蒂索人的昆哥家族的候选人，也成了宿务市市长。[532]往北去一点，在杜拉诺家的领地里，82岁高龄的老拉蒙·杜拉诺（Ramon Durano, Sr.），在他的一个暴虐儿子赫苏斯·“唐”·杜拉诺的帮衬下，挫败了作为对手的另一个儿子，成功当选达瑙市市长。选举后的那天晚上，失利的候选人撒迪厄斯·“德奥”·杜拉诺（Thaddeus“Deo”Durano），被家族内的刺客伏击，在宿务市一间急救病房里奄奄一息。[533]那个老军阀，戒严令期间是宿务的马科斯核心党羽，这次却是以民主党—战斗党联盟的候选人身份参选的。该联盟是阿基诺总统的弟弟何塞·许寰哥的政党组织，何塞成功招募了马科斯一派的其他许多地方巨头，聚到他姐姐的旗下来。相同的胜利也发生在奥隆阿波——沾苏比克海军基地之光兴起的商业区，女众议员凯瑟琳·戈登的丈夫理查·戈登当上了那儿的市长；在西内格罗斯，众议员何塞·卡洛斯·拉克松如今有当选省长小丹尼尔·拉克松做伴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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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老牌统治家族无论如何都可以随心所欲。在靠近首都马尼拉的一些地方，中产阶级改革者们动员起普通民众和“较小的”统治家族，要瓦解旧封地。劳雷尔的政党组织在八打雁省溃败，使组织不力的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颜面无光。在黎刹省，科拉松的舅舅、众议员弗朗西斯科·“科芒”·苏穆隆的王国被毁掉了。在邦板牙省，内波穆塞诺家族（Nepomucenos）、拉萨丁家族（Lazatins）和林加德家族（Lingads）出局了。在洛佩斯家族的伊洛伊洛领地，奥利弗·洛佩斯—帕迪利亚（Olive Lopez-Padilla），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的女儿、众议员阿尔韦蒂托·洛佩斯的姐姐，竞选省长时打出了附庸风雅者—庄园主的绝妙口号“让伊洛伊洛回到洛佩斯家”，但是仍然大败亏输。[534]在棉兰老岛的卡加延—德奥罗，被《马尼拉公报》说成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就掌控着这个地方的福蒂奇（Fortich）大家族，颜面扫地。[535]同样有趣的是某些军人的参政。在东北吕宋的卡加延流域，前中校鲁道福·阿吉纳尔多（Rudolfo Aguinaldo），霍纳桑叛军的一位要员，吓退了当地巨头（杜帕雅家族［Dupayas］和图松家族［Tuzons］），攫取了省长职位。在北伊罗戈的马科斯老巢，副省长之位被前上校罗兰多·阿瓦迪利亚（Rolando Abadilla）从军事监禁中夺得；他曾经是马科斯领导下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情报安全大队的恐怖头子，被普遍怀疑是帮助谋划暗杀科拉松丈夫的一个暴徒，也是1987年1月和4月的流产政变的一个主谋。[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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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新人民军也被间接引诱进来。据广泛而可信的报道，在它过去拥有政治—军事优势的许多地区，该团体向候选人收取可观的费用，方才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竞选；而且它对意气相投的候选人处处给予非正式的支持。[537]这不是说内战大大缓和了。就在投票结束一两天后，霍滕西娅·斯塔克的比诺大庄园（Hacienda Bino）被焚为废墟，恩里克·罗哈斯（Enrique Rojas，全国糖料作物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一位高官）的拉普利希玛庄园（Hacienda La Purisima）也难逃同样的下场。[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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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方的赌场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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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无常的结果需要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来观察，以便恰当理解它们的含意。以下的关键事实须得谨记在心：全国2760万合格选民中，高达81%的人投了票。[539]每1400位选民就要摊上这个或那个选举职位。每个职位的平均竞争者人数约为9人。在多数地方，竞争以一种极新的样式显得“严酷”——41位候选人在短短的竞选运动期间被对手（不是新人民军）暗杀。[540]从右翼到左翼，几乎所有政治领导人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竞争，而且可以想象他们多多少少是获益的。无论何处，地方恩庇组织正在取代马科斯时代集权化的委任制的统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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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家经营有方的卡西诺赌场，赌桌被操纵得从统计上有利于赌场老板。为了吸引顾客，老板必须让他们不时赢上一把，甚至是大赢。赢一场是对玩家的技术和上天的眷爱的美妙证明。输一场则显示了他/她的倒霉或愚蠢。不管是赢是输，赌徒都会尽快回到赌桌上来。地方巨头民主制的“21点”也是这样。改革的每一局部胜利预示了一个食利者的前景，每一失利则表明算计失误或运气不佳。然而在当周或当年末，庄家总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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