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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于，美国式选举制依然饶富吸引力，哪怕是在（或许特别是在）它同这样一个国家里的西班牙式地方巨头政治紧密结合的时候，这个国家地理上散碎，种族—语言上分裂，经济上破产。它横向地分散权力，却纵向地集中权力；分权部分地掩盖了集权。“任何人”都可能选上：看看巨量的、非强制的投票人数；看看竞逐的候选人数量（你也可以参选）；看看坏透了的上校们（他们在各省竞选好过在首都搞阴谋）；看看劳雷尔家族和内波穆塞诺家族的（兴许是暂时的）失势；看看新人民军的选举收费，从某种角度说，这同选举时期军阀的勒索如出一辙。[541]恰恰由于竞争激烈现实，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去为——不妨说——阿森纳或切尔西欢呼，而不费心思索这个事实：这两支队伍都是甲级队，而且，人们是从外部看台在观赛，不是在场上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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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然，断断不是每个人都很享受自己做观众的体育。在1月18日选举后不久，有个好奇的记者去采访了许寰哥家族的路易西塔庄园的一些雇工，他们刚刚大量投票支持阿森纳。科丽阿姨（Tita Cory）成为总统，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我们习惯了免费得到大米和糖，现在我们得掏钱。我们习惯了从自家院子的水泵里得到免费的水，现在我们得为抽起来的水掏钱，因为糖厂的糖蜜渗到我们井里了。”日工资？干田里的活儿涨了2.50比索（0.12美元），厂里工人涨了8比索（0.40美元）。工作强度？在好年景里，通常每周两到四天。一位老人讲到，他试图坐公交车到邻省邦板牙干点额外工作，好过日子：每天工资40比索，交通费花去23比索，还留下净收入17比索（0.85美元）。这样跑一趟还是有意义的。记者得知，有个工人，他说在这庄园里，马吃得比劳工好，这话被一家国际杂志引用了；管理层“传唤”了他，他不得不收回那一诽谤。但是有个受访者断言：“这话当然是真的。马吃的是澳大利亚谷物和鸡蛋，我们简直吃不到肉。”[542]所有接受访问的人，要么不肯告知他们的姓名，要么请求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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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0 第一个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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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国家比菲律宾更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迷茫感。自亚洲观之，1896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使它成为该地区所有其他反殖运动的有预见的先驱。那次起义取得了暂时胜利，在1898年建立了一个独立共和国。自拉美观之，它和古巴一道，是西班牙宗主国殖民地中最后摆脱枷锁的，比其余殖民地晚了七十五年。受了三个半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之后，它深深打上了天主教改革运动的烙印，却又是这个帝国里西班牙语从未广为传习的唯一殖民地。可它也是全亚洲在十九世纪拥有一所大学的唯一殖民地。1890年代，仅3%的人口懂“标准西班牙语”，但正是西班牙语的读者们和作者们想方设法把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由无望的农民暴动变成一场革命。今天，多亏了美国帝国主义，还有菲律宾的“亚洲人”新认同，除了少数学者，几乎没人理解革命英雄们赖以相互交流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这种语言，更别提理解二十世纪前菲律宾历史的书面档案了。一种实质上的脑白质切除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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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这一代的核心人物是何塞·黎刹，他是诗人、小说家、眼科专家、历史学家、医生、好辩的随笔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1861年他出生于一个混合了华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禄人血统的富有之家：在弗洛伊德之后五年，康拉德之后四年，契诃夫之后一年；和泰戈尔同年；在马克斯·韦伯之前三年，孙逸仙之前五年，甘地之前八年，列宁之前九年。三十五年以后，他以煽动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奥起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捕，被西班牙军官指挥的、本土士兵组成的行刑队处死。这次处决的执行之所，就是如今风光旖旎的伦礼沓公园，它面朝马尼拉湾的海岸线。（在西班牙世界的另一面，何塞·马蒂，这位古巴民族主义的英雄，已经在前一年的行动中就义。）就在黎刹赴死的这时节，列宁刚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孙逸仙开始在海外组织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甘地正在南非从事他的反殖抵抗运动的早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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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获得了那时殖民地能够得到的最好教育，清一色是宗教修道会提供的，特别是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他后来无情地讽刺这种教育，但是它让他掌握了拉丁语（和一些希伯来语）、古代典籍的扎实知识，以及西方哲学乃至医学的初步知识。蒙昧的西班牙所提供的东西，与文明、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同一个东南亚地区所提供的东西做一比较，又是让人迷惘的：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或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要到二战结束后才有真正的大学。很早以来，黎刹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才能。十九岁时他参加了一次公开的文学竞赛，获得一等奖，击败了用母语写作的西班牙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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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是在现代政治开始传入这个殖民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在十九世纪，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宗主国更受难于深重的国内冲突，不单是为了王位继承的没完没了的卡洛斯党人战争（Carlist wars），还有世俗的自由主义与古老的贵族—教士秩序间的纷争。1868年光荣革命将淫荡的伊莎贝拉二世赶出马德里，自由主义的短暂胜利对遥远的太平洋殖民地产生了直接影响。革命者当即宣布，他们的胜利理当惠及各殖民地。重申对耶稣会的禁令，关闭修道士的机构，这似乎预示了海外修道会反动权力的终结。1869年，第一位“自由主义的”总督德拉托雷（Carlos Maria de la Torre）抵达马尼拉，据说引起群众高呼“自由万岁！”（Viva la Libertad!）这种场景，在英属印度或法属阿尔及利亚，是多么不可想象。在他的两年统治期内，德拉托雷不仅采取行动赋予原住民、梅斯蒂索人和半岛人平等的法律权利，还穿着便装、不带武装警卫，在马尼拉四处闲逛；这些举动使保守派的殖民地精英恼羞成怒。然而光荣革命的失守在马尼拉引发残暴的反动，其顶点是1872年公开绞死三名在俗（即非修会的）教士（一个克里奥耳人，两个梅斯蒂索人），他们被诬告策划了甲米地兵工厂的一场短时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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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一家是这次反动的直接受害者。1871年，当何塞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被控毒杀邻人，被迫徒步二十英里到监狱，在那里待了两年才放出来。他的哥哥帕西亚诺（Paciano）是被绞死的三教士的首领布尔戈斯神父（Father Burgos）的得意门生，也险些被捕，只得中辍学业。面对这样的环境，1882年，在兄长的支持下，何塞悄然离国，前往西班牙寻求相对的自由，继续他的医科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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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五年他待在欧洲，时学时辍，却也周游了列国——到过俾斯麦的德意志和格莱斯顿的英格兰，也到过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法兰西；带着痴迷的、天资非凡的通多语者（polyglot）的轻松，学会了法语、德语和英语。欧洲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决定性地影响了他。最直接地，他即刻开始领会到西班牙自身的落后，这是他的自由主义的西班牙朋友们常常扼腕叹息的。这种见解使他处于殖民地的印度人或越南人通常不可得的一种地位，也是美国人来到马尼拉后他的年轻国人们不可得的一种地位：他能够从一个优势位置去嘲笑宗主国，几代人以来，宗主国就凭恃同样的优势嘲笑土著人。更意义深远的是，他遭遇了一种感觉，后来他形容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这个难忘的短语或可译成“比较的幽灵”。他以此表达一种新生的、躁动的双重意识，从此以后，这种意识使他不可能在感受柏林的时候不立刻想到马尼拉，或者在感受马尼拉的时候不立刻想到柏林。这里确实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靠比较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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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团结报》（La Solidaridad，一群坚贞的“土著人”组织的小团体的机关报，这群人在宗主国为政治改革而奋斗）写稿的令人沮丧的几年之后，正是这个幽灵引导他创作《不许犯我》，黎刹的两部伟大小说的第一部，他将因为它们被永志不忘。他恰恰在1887年2月21日午夜前完稿于柏林，那是在格莱斯顿第一部《地方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被否决的八个月之后，康拉德《阿尔迈耶的愚蠢》发表的八年之前。他二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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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犯我》的两大极惊人特色是它的范围和文体。它的人物来自晚近殖民社会的每个阶层，上起那位思想自由的半岛人总督，下及殖民社会各种族层级——克里奥耳人、梅斯蒂索人、支那人（chinos、“纯种”华人）直至目不识丁的土著（indio）百姓。书中挤满了多明我会修士、靠不住的律师、受虐待的教士小厮、腐败的警察、耶稣会士、小镇豪强、梅斯蒂索女学生、无知的伊比利亚投机客、受雇的恶棍、绝望的知识分子、攀龙附凤的善男信女（dévotes）、骗人的记者、女演员、尼姑、掘墓人、工匠、赌徒、农民、女买卖人，等等。（黎刹从不会不给哪怕是他书中最邪恶的坏蛋展现温情和痛苦的机会。）不过，这部小说的地理空间严格限制在殖民地首都马尼拉的近郊。西班牙始终在舞台之外，即便有那么多人物都是此时或彼时打那儿来的。这种限定使得黎刹最早的读者们明白了，“菲律宾”是自成一体的一个社会，即使住在其中的人们迄今尚无通名。他是想象出这一社会整体的第一人，这解释了为什么而今他被缅怀为第一个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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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文体更加惊世骇俗，因为它结合了两种有天壤之别的、乍看之下水火不容的体裁：音乐戏剧和讽刺故事。虽然它的枝节内容涉及流浪汉的冒险事迹，情节却是纯正的歌剧。小说是从富有、英俊、天真地怀抱理想主义的梅斯蒂索人唐·克里索斯托莫·伊瓦腊说起的，他长期旅欧游学，刚刚回国，计划着要让他的故乡、他的祖国（patria）现代化，要娶他青梅竹马的情人玛丽亚·克拉腊，她是富裕的土著巨头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的漂亮的混血千金。起先，他受到了恭敬热情的欢迎，但是很快黑云压城。他发现他的父亲瘐死狱中，是被冷酷的圣方济各会修士达马索神甫陷害的，而且尸体已被丢进海里。以后他会知道，达马索是他未婚妻的真正父亲。同时，年轻的本堂神甫萨尔维暗地里垂涎玛丽亚·克拉腊，还掩盖了谋杀一个教士小厮的事情。渐渐地，伊瓦腊也了解到自己家系的邪恶血统，他的祖先是个残忍的巴斯克人，来菲律宾淘金，把许多当地农民搞得倾家荡产，后来自己也上了吊。伊瓦腊和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其中包括思想不羁的当地哲人唐·塔席奥、有自由主义观念的当地巨头，甚至总督本人，还有神秘的土著反叛者埃利亚斯。（这两人间有一席对话，涉及在菲律宾政治改革是否可行或一场革命性剧变是否在所难免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菲律宾进步话语和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在这期间，教士们及其各种当地同伙阴谋拆散伊瓦腊的婚姻，阻挠他在家乡建一所现代学校的计划。最后，萨尔维神甫得知有一场针对他所在镇的策划好的反叛袭击，就诬告伊瓦腊是煽动者和出资人。这个小伙子在一波波反颠覆的逮捕、拷打、处死中下了狱，但是靠埃利亚斯的搭救逃了出来，最后成了个亡命之徒。玛丽亚·克拉腊为了避免被迫嫁给自己不爱的一个乏味的半岛人，选择了做修女；她拿她生父的通奸丑事和他当面对证，迫使他帮她立下誓约。她消失在一所女修道院，可是萨尔维神甫已设法得到任命，成为那里的精神导师，所以“无名的恐怖”静候着这位不幸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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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普契尼式的。然而这一音乐剧的情节中不仅点缀着对殖民地地方社会熠熠生辉的速写，也点缀了小说家本人的以损害他自己的创造物为代价的抑制不住的笑声——于是《托斯卡》变成了戈雅的《狂想曲》。试看这部小说的著名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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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最后一天，唐圣蒂亚格·德·洛斯·桑多斯，也就是远近知名的甲必丹蒂亚格，举行了一次晚宴。虽然他一反常规，直到当天下午才宣布这事，但很快就传遍了毕农多和它附近一带，成为这个地区唯一的谈话资料，就连西班牙旧城也不例外，因为在那个年代，甲必丹蒂亚格是公认的一个最殷勤好客的主人。谁都知道，他的家正像他的祖国，除了商业贸易、新的思想和大胆的主张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来者不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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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晚宴的消息一经宣布，就像雷鸣闪电，把马尼拉这个地方，由于天主的无穷智慧而创造出来、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cariñosamente］而成倍繁殖的食客、帮闲和寄生虫都轰动起来了。这些人，有的忙着找皮鞋油，有的忙着找纽扣和领带，但所有的人都绞尽脑汁，各自盘算怎样用最亲热的口吻去和主人打招呼，以便造成一种气氛，显得自己和他交情深厚，或先想好一套托词，万一去迟了，该怎样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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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是在安禄加大街的住宅举行的。我们虽然已经忘记了它的门牌，还是要设法把它描绘出来，让人们一望而知——只要它没有给地震震塌。我们相信这幢房子的主人不会自己把它拆毁，因为在菲律宾，这种事通常由天主或大自然来完成。我们的政府和老天爷也订了不少合同，拆房子的事一向是老天爷包办的。[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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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看看这部小说最后一章（“收场白”）的起首段，它紧接在故事已到达无情的哥特式结尾之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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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部书里的人物，有些还活在人世，有些已经下落不明，因此，要写一篇真正的“收场白”是不可能的。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倒是乐意把他们，从萨尔维神甫直到唐娜维多利娜，统统杀光，可是这我们也办不到……那么就让他们活下去吧！反正养活他们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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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同读者、人物和现实的这种调侃，让人想起五年前出版的马查多·德·阿西斯讽刺性的《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这在严肃的十九世纪小说中是极不典型的，它赋予《不许犯我》一种特殊魅力。是它注定了将这部书搬上舞台或银幕的民族主义努力总是落空。确实正是这同样的笑声，为黎刹招来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害得他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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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再像1897年的爱国的年轻马尼拉人那样，把《不许犯我》读作一颗政治手榴弹，是不可能了。我们全都有比较的幽灵蹲在我们肩上。它不过是推定存在的菲律宾人曾经写过的第二本小说，第一本是二三流的、试验性的劣作。那么由受殖者所写的其他伟大小说又怎样呢？美洲殖民地没有，东南亚其余殖民地也没有，非洲要等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才有。与宗主国西班牙相比又如何呢？有人说黎刹从加尔多斯（Galdós）那里借鉴良多，尤其是后者1876年的反教权小说《佩菲塔夫人》（Doña Perfecta）。但是黎刹的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如此鹤立鸡群，所谓“借鉴”太可疑了。在他篇幅浩大的通信中，黎刹从未提及加尔多斯——此人在殖民问题上的意见完全是正统的。黎刹衷心仰慕的唯一一位西班牙作家，压根就不是小说家，而是才高好讽的记者德拉·拉腊（José Mariano de la Larra），他在1887年风华正茂的二十八岁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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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泰戈尔呢，黎刹的真正同时代人？在此我们看到一种深远差别。泰戈尔是古老博大的孟加拉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小说多是用孟加拉语写就，是为英国治下庞大的孟加拉人口而写的。黎刹的母语是他加禄语，那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多语言的菲律宾群岛上大概只有两百万人会说，又没有散文写作的传统，大概只有几千人会读。当他援用“tú,que me lees,amigo o enemigo”（“你们读我书的，朋友或是敌人”）这话时，就告诉了我们，他为何用西班牙语——他的同胞只有3%的人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写作。他的小说既是写给朋友看，也同样写给敌人看。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下，这种事情直到一个世纪后萨尔曼·拉什迪的作品方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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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不会知道，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黎刹就义五年之后，贪婪野蛮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摧毁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再度将这里的居住者降到殖民地臣民的地位。美语作为表现真理、具有国际地位的新语言，被引入菲律宾，透过日渐扩张的教育系统推广开去。到二战前夕，它已（勉强地）成为这个群岛上最通用的语言。西班牙语渐渐隐没，结果到菲律宾被给予准独立的1946年，它已经无法认读了。不光是黎刹本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政治文章，还有1880和1890年代那想象民族的整整一代人的作品，都变得难以理解了。如今，卓越的反殖宣传家皮拉尔、革命的设计师马比尼、共和国惨遭暗杀的天才将领卢纳，他们的大多数著作，都依然埋葬在西班牙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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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这种怪诞的形势，它逼得菲律宾人通过译文来阅读该民族最受敬仰的这位英雄的作品——既译成了各种地方方言，也译成了美语。于是也有了一种翻译政治学。把《不许犯我》翻译成菲律宾大部分的主要语种，是非失败不可的，这不仅因为许多西班牙人物“说着”他加禄语、宿务语或伊洛卡诺语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还因为敌人读者群自动消失了，而且像梅斯蒂索人和土著人说蹩脚的西班牙语、西班牙殖民者失口说出蹩脚的他加禄语这类讽刺性描写，本身是不可翻译的。最显赫的美语译本是嗜酒如命的反美外交官格雷罗（Leon Maria Guerrero）于1960年代译出的，至今仍是中学和大学的指定读本，但是同样有致命缺陷：以官方民族主义之名做了系统删节。性、反教权主义，以及任何可察觉的与当代国家有重大关系的话，通通被毫不留情地删除了，目的就是将黎刹变成一个无趣的、僵死的民族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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