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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泰戈尔呢，黎刹的真正同时代人？在此我们看到一种深远差别。泰戈尔是古老博大的孟加拉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小说多是用孟加拉语写就，是为英国治下庞大的孟加拉人口而写的。黎刹的母语是他加禄语，那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多语言的菲律宾群岛上大概只有两百万人会说，又没有散文写作的传统，大概只有几千人会读。当他援用“tú,que me lees,amigo o enemigo”（“你们读我书的，朋友或是敌人”）这话时，就告诉了我们，他为何用西班牙语——他的同胞只有3%的人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写作。他的小说既是写给朋友看，也同样写给敌人看。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下，这种事情直到一个世纪后萨尔曼·拉什迪的作品方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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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不会知道，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黎刹就义五年之后，贪婪野蛮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摧毁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再度将这里的居住者降到殖民地臣民的地位。美语作为表现真理、具有国际地位的新语言，被引入菲律宾，透过日渐扩张的教育系统推广开去。到二战前夕，它已（勉强地）成为这个群岛上最通用的语言。西班牙语渐渐隐没，结果到菲律宾被给予准独立的1946年，它已经无法认读了。不光是黎刹本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政治文章，还有1880和1890年代那想象民族的整整一代人的作品，都变得难以理解了。如今，卓越的反殖宣传家皮拉尔、革命的设计师马比尼、共和国惨遭暗杀的天才将领卢纳，他们的大多数著作，都依然埋葬在西班牙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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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这种怪诞的形势，它逼得菲律宾人通过译文来阅读该民族最受敬仰的这位英雄的作品——既译成了各种地方方言，也译成了美语。于是也有了一种翻译政治学。把《不许犯我》翻译成菲律宾大部分的主要语种，是非失败不可的，这不仅因为许多西班牙人物“说着”他加禄语、宿务语或伊洛卡诺语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还因为敌人读者群自动消失了，而且像梅斯蒂索人和土著人说蹩脚的西班牙语、西班牙殖民者失口说出蹩脚的他加禄语这类讽刺性描写，本身是不可翻译的。最显赫的美语译本是嗜酒如命的反美外交官格雷罗（Leon Maria Guerrero）于1960年代译出的，至今仍是中学和大学的指定读本，但是同样有致命缺陷：以官方民族主义之名做了系统删节。性、反教权主义，以及任何可察觉的与当代国家有重大关系的话，通通被毫不留情地删除了，目的就是将黎刹变成一个无趣的、僵死的民族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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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我们引向眼前的译本，它大致是在黎刹牺牲百年纪念的时候完成的。几年前，菲律宾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多琳·费尔南德斯（Doreen Fernandez），对黎刹文本的错讹深感不安，动身去寻找一位语言上有能力翻出可信译本的同胞。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索莱达·拉克松—洛钦（Soledad Lacson-Locsin），一位年老的上层阶级妇女，生于本世纪很早的时候，早得黎刹的西班牙语是她的第二天性——那绝不同于1880年代的马德里西班牙语。这位老妪就在去世前，完成了《不许犯我》及其1891年的更猛烈续篇《起义者》的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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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本在很多方面都是先前译本的巨幅提高，装帧美观、脚注充分，有益读者又不嫌繁琐。但是粗野的美语影响痕迹犹在，更不必说那种基本的意识蜕变了，就在黎刹牺牲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那种蜕变第一次造就了“菲律宾人”（“the”Filipino）这一民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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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刹的小说中，西班牙语单词filipina和filipino仍然表示它们传统的意思——也就是克里奥耳人，出生在菲律宾的、“纯”西班牙血统的人群。按照传统的帝国惯例，这一阶层夹在半岛人（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与梅斯蒂索人、支那人和土著人之间。小说散发出传统类型的民族主义，但这种民族主义涉及对祖国（patria）的热爱，无关乎种族：filipino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二十世纪才有的种族—族群含义。然而到1898年，即黎刹牺牲两年后，当马比尼开始写作的时候，filipino的旧义不复存在了。因此眼前这个译本的根本困境在于，filipino/filipina始终是以Filipino/Filipina这样一种不合时代的形式出现的：举个例子，“el bello sexo está representado por españolas peninsulares y filipinas”（“这种女性，正是以伊比利亚半岛的和克里奥耳的西班牙女子为其代表”），被荒谬地译作“这种女性，正是以西班牙的半岛人妇女和菲律宾妇女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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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原作的政治与语言复杂性被简缩了，这无疑是因为拉克松—洛钦夫人恰恰生得太晚了，没赶上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精英教育。黎刹让种族主义的圣方济各会修士达马索轻蔑地说，“cualquier bata de la escuela lo sabe”，这时他嘲弄地插入了他加禄语bata，代替了西班牙语muchacho（男孩），以此显示殖民地岁月怎样让这位修士的语言无意中成了混合语。当拉克松—洛钦夫人把这句话译成“这点事随便哪个学童都晓得”时，那种效果不见了。黎刹引用了他热爱的十九世纪他加禄诗人巴尔塔萨尔（Francisco Balagtas）的三句诗，引的是原文，没有翻成西班牙语，造成必要的文化间的不谐之音；但是如果引用这首诗，用的语言是它周遭文本的同一种语言，就抹煞了这种效果。反讽的章目“Tasio el loco ó el filósofo”（塔席奥：疯子还是哲人）缩减成了“塔席奥”，而且人们不会猜到，章目“一天的好天气预示在早晨”原本是意大利文。译者对黎刹经常讽刺性地使用未经翻译的拉丁语也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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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本国受到尊崇的先知寥寥可数，而黎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种尊崇的条件，数十年来一直是他的不可利用性。拉克松—洛钦夫人恢复了这位伟人忧伤而煽动性的笑声，从而改变了这一点。这种笑声是太需要了——假如人们想到所有那些“在马尼拉这个地方，由于天主的无穷智慧而创造出来、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而成倍繁殖的食客、帮闲和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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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1 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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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1950年代末，菲律宾国内当权者们开始筹备何塞·黎刹博士诞辰的百年大庆——他生于1861年6月19日。黎刹不仅是最伟大的民族英烈——1896年被摇摇欲坠的西班牙殖民政权处以极刑，也是一位天分奇高的诗人、历史学家、科学家、记者、语言学家、讽刺作家、政治活动家，尤其是小说家。很久以来人们普遍承认，他的两部小说，《不许犯我》（1887年出版于柏林）和《起义者》（1891年出版于根特），是菲律宾文学的代表作，在菲律宾民族主义“觉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个菲律宾人”用西班牙语创作了这些作品，那种语言是晚期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高雅语言和通用语言。更不幸的是，1899—1942年的美国殖民政权最终——不全是蓄意地——荡除了西班牙语在当地的使用，逐步灌输美语取而代之。只有少数富裕的梅斯蒂索和克里奥耳家庭还用西班牙语。由于公共教育在华盛顿赞助下铺展开去，最后美语比任何一种菲律宾本土方言都（略为）通行一些。[544]这些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到1950年代，黎刹的两部小说，原文已经让人读不懂了。英语译本确实存在，但都是在殖民时代译出的，有的甚至是外国人翻译的。[545]所以，当独立之世，值此百年庆典的大喜之期，发起一场最佳新译的有奖竞赛，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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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竞赛不仅仅是民族纪念的一个庆典。在1950年代中期，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这位英雄成了一场激烈政治论战的中心。一群参议员和众议员，为了报复极端保守的天主教领导层某些高官对国家选举过程的冥顽干预（他们这么认为），倡议一项法案，要让所有学生，不管是国立还是私立学校的，必须阅读黎刹这两部小说。教会处在很尴尬的境地。这两部小说的主要反面人物都是教士：冷酷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好色的圣多明我会修士、贪权的耶稣会士。两部书都包含了辉煌的篇章，其中无情嘲讽了十九世纪教会思想和传道实践的蒙昧的中世纪精神。虽然教会领导层非常乐意把黎刹当作民族英雄来纪念，甚至宣称他在就义前夜已放弃了共济会的和自然神论的观点，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堂区学校（parish-school）学生大量阅读这位伟人写的东西。接着就发生了五光十色的政治喜剧，结果是教会的战术性胜利和战略性失败。不要求学生们读这两本特定的书，可以替换成别的煽动性稍弱的书。但是教会领导层，如其对手所愿地，被置于一种似乎要审查这“第一个菲律宾人”的难堪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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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译本竞赛激发起来的那些人中，有位莱昂·格雷罗（Leon Ma.Guerrero，1915—1982），当时是菲律宾驻圣詹姆斯宫廷的大使。[546]对格雷罗，后边我还有更多话要说。这里说一点就够了：他流畅的译本大获成功，很快在中学和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一切旧译。正如费尔南德斯提到的，它们成了“大家如今所读的唯一译本”。[547]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天真正读过这些小说的美语版的几乎所有中青年菲律宾人，读的都是格雷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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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年前，当我初次阅读这些译著时，我不懂西班牙语，而且既然它们读来如此轻松流畅，我——以及我所认识的任何人——从没有想过，它们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是五年前，我选择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认识到我需要学会阅读西班牙语，于是决定通过对照格雷罗译本读《不许犯我》和《起义者》原文，自学西语。这种美妙、费劲、逐行的阅读立即让我豁然明白，格雷罗的译本以极有意思的方式系统地歪曲了原文。既然格雷罗本身是一个成熟老练、深富教养的人，西语也是运用自如，要说这种系统歪曲是由于草率或不胜任的缘故，看起来实在不可能。那又是何故呢？我在随后的篇幅里想要提出的意见是，那些歪曲主要是由1890年代和1950年代之间的民族主义意识上的一个根本变化造成的，也是由独立后马尼拉“官方民族主义”的蹒跚兴起造成的。[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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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理解格雷罗译的《不许犯我》时，记住他的《导言》的某些奇怪特征很要紧。[549]他一开始就说他的译本是一种“尝试”，想让这部小说“在黎刹诞辰百年之际，能合新一代讲英语的菲律宾人的意，并且除了他们之外，在其他讲英语的民族［peoples，原文如此！］中拥有更广泛的读者。”他接着说，从前的译本一概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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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是英语的那些人操觚这部书时，他们缺乏对菲律宾社会环境的感受或理解。菲律宾人试作时，依我之见，他们又受困于对原文的过分崇敬，导致扭曲的意义解释。两者通常都塞满了无数的解释性脚注，这些脚注讨人厌烦，令人泄气，虽然它们肯定对外国人有帮助，甚至对不再知晓先辈习俗的众多当代菲律宾人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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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声称，在自己的新译本中，他极力给予“读者‘原著的流畅笔墨’，和这样的《不许犯我》：假如黎刹亲自操刀，用英语为当前一代菲律宾人写作，大概就是如此这般了。”最后他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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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的文风往往不太可能吸引现代人；再者，西班牙语比起现代英语来，能够表现得更加华丽、动情。因此我容许自己有更多的自由意译某些段落，否则那些段落可能激起世故的窃笑，特别是玛丽亚·克拉腊阳台上的恋爱场景，那是菲律宾几代多愁善感者们的赏心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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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场白中有某些用心良苦的东西。这位民族英雄的小说要做得“合乎”年轻一代菲律宾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心意”，“他们不再知晓先辈习俗”——七十年前的先辈。它要翻译得好像是黎刹在1950年代为格雷罗的同代人写的。它要意译，好预防世故的窃笑，纵使这意味着让菲律宾几代多愁善感者失望。既然不大可能是格雷罗认为中学生常常世故地窃笑，我们或可揣测，他想到的窃笑者是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读者。人们获悉，删节和现代化（对此格雷罗直言不讳）是必要的民族主义手段，以便让黎刹继续活在菲律宾青年心中，防止他的菲律宾人的荣光遭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取笑。至此一切了然。不过格雷罗对《不许犯我》的实际作为，初看起来，似乎跟这些明言的意图几乎不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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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以下（有点随意加的）七节标题下，概括格雷罗翻译策略的关键要素。这种策略，一以贯之地运用到组成《不许犯我》[550]的几百页文字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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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现时化（De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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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许犯我》的故事被安排在（不久前的）过去，因而主导时态是过去时，但也常有向现在时的滑奏转调，这是黎刹大胆尝试的文体的特征。可是，这种现在时，个个都被格雷罗系统地变成了过去时。例如，在精彩的开头，黎刹恶毒地写道：“Cual una sacudida eléctrica corrió la noticia en el mundo de los parásitos,moscas ó colados que Dios crió en su infinita bondad,y tan cariñosamente multiplica en Manila”（Rizal 1978，第1页）。我们或可将这段话单调地译成：“［唐圣蒂亚格举行晚宴的］消息像雷鸣电闪，在马尼拉这个地方，传遍了由于天主的无穷德性而创造出来，又由于他的大慈大悲还在成倍繁殖的寄生虫、食客和帮闲的那个世界。”然而格雷罗把最后那串做定语的短语译成：“由于天主的无穷智慧而创造出来，又由于他的慈悲为怀而曾经成倍繁殖的”（第1页；此处及其后的着重号系我所加）。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黎刹尖刻讽刺“圣地亚哥”的富裕镇民那一段，说他们凌虐穷人，却为那些死去的魂灵虔诚地花钱买赦罪令、望弥撒，因为他们从那些魂灵那里继承了财产。“A fé que la Justicia divina no parece tan exigente como la humana”（第73页）。这句话意思是说：“真的，眼下看来神的正义不如人的正义那么苛求。”但是格雷罗写道：“他们那时觉察到，满足神的正义比满足人的正义要容易些”（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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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格雷罗的更改的效果压根不是“更新”黎刹的小说，毋宁说是把它推向深远古老的过去。仿佛他想让自己安心，上帝不再仁慈地繁殖马尼拉的寄生虫和食客了，他老人家终于变得和人类一样苛求正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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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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