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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缓过劲来的泰国资产阶级而言，现在时机已到，该重新开始为政治统治权而战了，这主要通过持续施压，寻求恢复定期选举与议会控制的国家行政机关。1980年代期间，选举举行得非常有规律，产生了没有左翼代表、地方企业家独领风骚的几个议会。[594]这十年里多数时候是炳·廷素拉暖将军（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担任首相，他的内阁总是建立在多个政治党派的联盟基础之上。这个新的选举体系正逐步确立得何等稳固，可以从以下三种政治新现象得到最好说明：（1）强势将军们变得热心拥护选举，担任议员（江萨本人，阿铁·甘朗逸，差瓦立·永猜裕，以及其他人）；（2）新式政治暗杀出现了，目标不是大学生、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农民协会领导人，而是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这些谋杀一般是其他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收买枪手干的——证明1980年代议席前程的市场价值飙升了；（3）1991年5月［原文如此。应为1992年。——译注］反对素金达将军政权的大暴乱，是拿着手机的资本家和议会政客们（包括以前的高级军官）指挥的，不是大学生积极分子或工会活动家。[595]他们的目标明摆着：全面恢复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制政府，他们知道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自信能够驾驭它。他们还相当有把握，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势力格局下，选举最终会实现他们的和解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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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日渐发展，多少能够推行全国性的政策；而在此之后，资产阶级选举制才历史性全面涌现。所以这就有了两面神的另一面露脸的可能性，亦即：在劳工、社会福利、土地法等领域的意义深远的立法，有朝一日会从行政上贯彻下去，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收益。就此而论，选举民主制呈现出长远来看的某种真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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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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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全国性选举是美国征服者于1907年引入的。这一创举的直接背景是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896年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成功的起义运动，它发端于马尼拉近郊，随后蔓延到吕宋岛大部，捎带着波及米沙鄢群岛部分地区。虽然这场运动主要是小镇要人和地方绅士领导的，它也引来了民间各阶级的广泛参与，既有成年男子，也有女人和青少年。因此美国人平息革命的干预行动需要无情的军事战役，它可能夺去了二十五万菲律宾人的性命作为代价。但是殖民地政策制定者们自始即意识到，稳定的殖民统治有赖于创造出一个菲律宾政治领导者阶层，这个阶层有浓厚兴趣与征服者通力合作，遣散造反民众。[596]他们很快便决定，第一个必要步骤是建立全国性立法机构，它起码应代表1898年革命共和国从中吸引了一批拥护者的那些殖民地区域（南端的穆斯林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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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所引进的选举制形式模仿了美国自家的，即便模仿得有些拙劣滑稽。记住这一点不无裨益：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美国具有所有工业大国中堪称最腐败的选举制形式。妇女被排斥在选举之外，数百万成年的非白种男性也是如此。人头税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翕然成风，县政府大楼各派系和城市政党组织从中渔利。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暴力活动，远比在发达的西欧各国更成其为选举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那时候的美国总体缺乏全国性的职业官僚机构，在这方面显得极其另类——英国、瑞典、德国或法国都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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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景生发出殖民时代选举制度的奇怪的恶性特征（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让人想起V.O.基对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南方政治的经典研究）。[597]首先，菲律宾选举的语言、财产和教育的限制性条件设置得非常之高，迟至二战前夕，只有大约14%的殖民地成年人口有权投票。这一机制事实上将合法参与权限制在一个小小的阶层中，那些人掌握了英语或西班牙语，并且/或者家产殷实。其次，美国制度是单名选区制，还要求候选人在选区里有依法登记的住所，它与殖民地的种族—语言上的异质性相结合，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寡头色彩。（西班牙语从未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成为那里的通用语，而英语不过刚刚开始侵入。）所以地方巨头政客们不仅能够盘踞在当地的钱权关系和恩庇关系的围墙后边，也能够盘踞在语言的围墙后面。（我们忆起殖民地大政治家曼努埃尔·奎松的沮丧：仅仅在马尼拉以北一百英里开外，他就不得不将他的公开演说加以翻译。[598]）这套体系另有一条维持稳定的好处，这让我们迂回地想起泰国1980年代的选举制度。它跨越整个群岛分散权力，同时确保各省的巨头们在马尼拉有差不多平等的代表权。最后一项恶性特征是：寡头集团这种分权化体制的发展，又加上未能创建一个职业的中央官僚机构。《哈奇法案》（Hatch Act）之前的美国惯例[599]迁移到了菲律宾，产生一个迅即菲律宾化的政府机器，它听命于国会的寡头们，跟东南亚其他任何殖民地比起来，更腐败，更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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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机制本身不足以稳固殖民政权。正在兴起的这个体系的真正黏结剂，是通向先进工业世界这一最高关税国家的自由经济入口。关键的农产品是糖，它能够由奴隶似的、惨遭剥削的劳动人口，以极低廉成本生产出来，却在美国以远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因此在美国统治时期，家财万贯的地方糖业大亨迅速崛起。其他地方巨头也发了一笔，因为华盛顿廉价出售了从西班牙修会没收的40万英亩肥沃农地。另外，他们对殖民地立法机关的掌控，使他们得以从飞快搞垮的菲律宾中央银行这类机构掠夺国库。所以，殖民地全国立法机构的选举搞了三十五年，没能产生哪怕一部代表菲律宾全民利益的重要立法。这一切使得美国的维稳工程格外成功。在东南亚地区，撇开落后的马来亚不论，菲律宾是1930年代没有发生严重民族主义运动的唯一重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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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以及随后一段时间里，菲律宾突然陷入了一种新的参与危机。在日本占领下，菲律宾大庄园农业的美国市场崩溃了，选举机制冻结了，各色武装游击队生成了，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在吕宋）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们联合指挥。往后，独立势在必行，美国国会基于自身的理由，执意允诺菲律宾1946年独立。在联合国的新天地里，1946年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阻碍妇女参加选举，殖民岁月的排斥性选举权不复可敬或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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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有两个基本特色，在这两者当中，选举制度都是中心要素。第一，地方巨头寡头集团认识到，要想重塑昔日地位，除了与美国密切合作，别无他法。一方面，这意味着启用有关战争损害赔偿的《泰丁斯法》，它取决于所谓“对等”修正案的通过。[600]菲律宾宪法这条修正案的通过，需要得到国会四分之三的选票支持，那个国会由于是在独立后扰攘不宁的状况下选出来的，首次包含了战时举义的左派代表——菲律宾左派拥有数量可观的国会代表，也仅此一次。于是曼努埃尔·罗哈斯总统捏造了选举舞弊的罪名，设计褫夺了这些代表的席位，由此开启了分裂进程，引起了1948—1954年的人民军起义。紧跟着这一举措的，是动用国家警察部队和各种私人军队，恢复日据时期多半被主人抛弃的那些大庄园里的秩序。在美国的大力赞助下，人民军被残酷镇压了，结果是普通百姓的政治无行为能力达一代人之久。[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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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选举制度对这样一个国家里独立时各自为政状态的因应，这个国家没有协调一贯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够格的职业军队，[602]警察和私募武装暴徒的控制分散在地方寡头手中。战争造成的大破坏，与城市化发展相伴随的人口稳步增加，还有选举权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旧式的地方巨头权力本身不再够用了。维持这个寡头控制体系，战前就靠用钱用枪，而今更要求运用得淋漓尽致，这导致对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掠夺。另一方面，美国选举惯例的扩展证明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各级政府里的选举职位惊人地繁育，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每1400位选民就要摊到一个选举职位——这在当代暹罗简直不可想象。这种发展不是让什么真正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是使选举参与有可能被引向以恩庇关系为基础的本地政治组织的复杂网络。流传着一句笑话：菲律宾人人都有关系，不是和占据着这个选举职位的这个人有关系，就是和占据着那个选举职位的那个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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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又伤财又为患的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算巩固地方巨头的统治权，而无论如何不是城市资产阶级所积累的新政治权力的表达。这个阶级在1950年代开始壮大，但还势单力薄；1960年代初，它的确努力改革选举体系，所循的路线像是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进步运动。但是这些努力终归失败，在这期间，美国移民法的改变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菲律宾人卷起行囊奔加利福尼亚而去。当1960年代后期新一代活动分子涌现时，他们主要致力于议会外政治，其巅峰是武装的、非法的、反叛的CPP-NPA（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的成立及后来的飞速扩张。与此同时，地方巨头民主制的高昂成本（金钱上、暴力上的）引起对国家的更猖狂劫掠，由此导致1972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建立。[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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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十年前暹罗的沙立—他侬—巴博独裁政权形成一种富于启示的对照。这三个武夫和马科斯一样都是强盗，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做贼的程度轻得多，他们所偷的钱还在国境之内。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一支国家军队（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东西，原因已如上述）和一个集权化官僚机构的年深日久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丝毫不因成功的泰国华人企业家阶层的壮大而感到忧惧（他们正是从这个阶层而不是从国家敛聚私财）。另一方面，马科斯终其一生一直是个地方豪强，是个把他的权力可谓“亲手”植根于恩庇关系和军队、警察机构的政客，他视军、警机构如同他的私人卫队。于是悖论出来了：文官的马科斯政权比泰国陆军元帅们的政权野蛮得多，嗜杀得多；正当泰国军人政权领导着一场大繁荣起飞之际，“商人”马科斯却通过他的密友垄断系统，葬送了菲律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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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的地方巨头独裁政权最终在1986年被多种力量的怪异会聚击倒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首要因素竟是非法的菲共—新人民军，它完全在任何选举过程之外活动，可是建立了参与性政治组织的一张全国巨网，向下一直延伸到村庄（barrio）层级。菲共—新人民军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心惊胆寒，以致终于转而反对马科斯，最后把他硬拖到夏威夷的金色监狱里。[604]当然，最直接的因素是选举制本身。虽然马科斯是奎松政治上的私生子，可他无力做到沙立那种绝对主义。因此末了，他栽倒在选举的烈焰中。[605]那时候，他已经疏远了不是他的密友的那些大资本家、天主教会、四分五裂的残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许多年轻点儿的军官、普通民众的很大部分，以及最要紧的，势力依然强劲的许多地方巨头，他们渴望恢复旧式的寡头权力的水平分散。可笑的是，马科斯靠着惯常的粗暴手段，其实本来赢了1986年选举（从技术上说），但恰恰因为这只是选举上的胜利，结果终结了他的统治。回答他的胜利的，先是一场兵变，紧接着是马尼拉的大规模民众暴动，成千上万本已心灰意懒的市民出人意外地参政了：人民力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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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曼谷1973年10月14日以后的情况那样，有一小段时间，菲律宾政治比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参与性强。但是这个过渡期既没有带来政治生活中脱胎换骨的分化，也没有带来像1976年10月6日那种成功的右翼军事政变（不过已经尽力而为了）。军队太虚弱，太分裂，太无能。没有强大的文官机构助其一臂之力。软弱的菲律宾资产阶级由于移民和螺旋下降的经济，多年来一直都在失血。菲共—新人民军为内部问题所苦，未能采取什么断然举措：再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1986年也不同于四人帮、勃列日涅夫和印支凯旋的1976年。世界共产主义此时处于急速的、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因此1986年的最终受益者是地方巨头们，他们在科拉松·阿基诺及其兄弟佩平·许寰哥的领导下，总体上恢复了前马科斯时代那种以选举为基础、和平共处的国会旧体制。[606]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这一差别：1986年后菲律宾选举制度是复辟性的，同一时期泰国选举制度却是改革性的。也难以想象，这个体制将来会演变到如此地步，以致广泛的选举参与得以产生建设性的立法，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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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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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的荷兰殖民统治最后二十年里，确乎存在着勉强算数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所谓Volksraad，亦即国民议事会（People’s Council）。像菲律宾国会一样，殖民政权建起它来，意欲谨慎地笼络人心。但是它的选举基础还要单薄些；它包含了荷兰官员和种植园主的大量代表；它的成员有许多都是任命的；而且它根本没有实权。因此，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伊斯兰运动基本上视之如无物，它也从未有效实现哪怕是它为此而生的那点小算盘。日本占领当局建立的那种国民议事会权力更小，成员全是指定的，不过它确实包含了荷兰统治时代相当数量的民众运动领导人。[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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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末年，美国人已经开始打回菲律宾了，于是当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崩溃时，那里不存在权力真空。东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荷兰人长时间里不可能靠军事手段卷土重来，他们自己在1945年深冬才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结果是“革命”（那时印度尼西亚每个人都立马这么叫它）的自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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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一场特殊类型的革命。比如说，它不是由纪律严明的单一政党谋划和领导的；它的合法武装力量不过是大量badan perjuangan（准军事组织）中的一部分，那些组织政治信仰各异，军事训练和装备水平不齐。它的权力高度分散，结果当1945—1946年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比如）亚齐和东苏门答腊消灭可恨的通敌的统治阶级时，一个孱弱的全国领导层却无力阻止。那么多人在大萧条时期，特别是日占时期遭受的苦难，摧毁了一度是全能的殖民地官僚机构的威信；在1930年代，该机构90%的官员系“土著民”充任。到1948—1949年间，战斗实际上成了反抗荷兰人的游击战，这种斗争经验使得西印度尼西亚那些争夺地区上的人民进一步政治化了，也招来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革命年月里不曾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但苏加诺总统和哈达副总统十分英明细心，任命了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和准军事组织的代表们进入革命议会，即所谓Komité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KNIP，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这尤其是因为缺乏一个独大的政党、一支统一的军队、一个有凝聚力和权威性的官僚机构。共和国要想存活下去，需要这种参与。[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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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察看一下这个时期的政治照片——它们摄入了穿着短裤和凉鞋的内阁部长们，他会深受震动：在服饰和住宅上，KNIP成员同他们周围的普通市民差别多小啊。与菲律宾国会的豪奢两相对比，乍一看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在殖民时期，荷兰人和印尼华人彻底掌控着经济生活，不存在一个有实力的土著或梅斯蒂索人农业富豪集团，独立的本土资本家尚处在娇弱的幼年时代：那种差异就不足为奇了。职是之故，在革命时期，领导权掌握在年轻的昔日政治活动分子和军阀手里，他们在社会出身或经济资源上相去不远。（从前的政治犯苏丹·沙里尔［Sutan Sjahrir］三十六岁就做了总理；从前的私立中学教师苏迪尔曼［Sudirman］三十岁成了最高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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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荷兰人达成的最终政治协议（1949）把主权留给了这个辽阔的群岛国家，但就它的财政、物质基础设施和现代经济部门而言，它是沉疴难愈。它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而且自1942年以来国家的东西两部分大体上被切断了。由于这些实际原因，独裁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根本行不通，即便那些势焰熏天的政客或上校们有这样的意向。再者，同海牙的协定规定，殖民当局于1946年后在它们军事控制区建立的各种地方傀儡小议会，其成员应当与KNIP合并，组成更大的独立议会。这些成员有许多人相信，如果进行自由选举，他们当选的希望甚为渺茫，所以他们一再拖延必要法规的通过；直到1955年，印尼才举行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自由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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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面对庞大的、无组织的一大帮武装队伍，要解散它们困难重重；而独立协议的某些直接成果，譬如荷兰保留西伊里安，荷兰公司资本免于国有化，等等，又引起各式各样的失望情绪。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参与传统与这些因素相结合，造成有些省份的武装叛乱，和另一些省份好斗的议会外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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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举是刻意安排来疏导与抑制这些势力和不满。事实上可以说，这次选举最终成了二战以来东南亚地区所举行过的最开放、参与性最强的选举：成人普选，竞争性的新闻界，暴力或非法操纵极其罕见，金钱的角色惊人弱化，等等。有几十个政党参选了，尽管最终得分上四大党傲视群雄；这四大党即马斯友美（Masyumi，印尼穆斯林协商委员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印尼民族党，以及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它们各有数百万选民支持。[609]尤为重要的是印共的成功，它是东南亚地区热心于参与竞选、而体制也容许它这么做的唯一共产党。（它赢得的民众选票的百分比，几乎等于拉莫斯在199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险胜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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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选举上的成就将要产生讽刺性的后果。像四大党的其他各家一样，共产党没过多久就发现，在居住着绝大部分选民的广袤、落后、文盲蚁聚的乡村印尼，若要在选举上干得漂亮，最有效的法子是吸收村庄村首和其他当地要人入党。一旦这些人归顺了，通常党就可以指靠他们去争取他们村民的选票，无需党亲自出马，原本浩大的、花钱不菲的竞选努力，就轻松多了。（毕竟，投票是很简单的行为，一般只涉及极低的个人成本。）但是，村庄村首往往占有或控制了村里大部分土地，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需要选举纲领不危及他们的利益。此外，在这次选举中，也在1957年接踵而至的爪哇省级选举中，共产党的成功，开始让各层次的选举职位同党员们有了私人利害关系。于是无怪乎，唐纳德·欣德利老早就讲到了印共的“驯化”（domestication），选举制在这种驯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10]相同的逻辑促使党的领导人解散了中爪哇残余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将工会和农民组织的领导者纳入控制中，这些组织的好战性威胁到党的议会成就所依凭的和解。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选举胜利使它的竞争对手及军队领导层大感恐慌。部分出于这种恐惧，1957年戒严令颁布，终止了选举政治；1958年发生了大规模区域叛乱（马斯友美因卷入叛乱也被取缔了），1959年苏加诺及军队领导人建立了“训导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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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加诺出于他自己的盘算，在破坏议会制政权上与军队合作，他却并不乐意成为军队的囚徒。由于认识到有必要从政治上抗衡他的将军们，他成功地保护和鼓励了（如今的）三大党继续筑造它们的政治基础，以此回报它们对他的个人权威、尤其是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可选举是没有的。缺乏选举的紧张政党竞争有一个很大程度上出乎预料的后果，那就是训导民主制时代超乎寻常的群众政治化和群众动员，特别是在1963年5月苏加诺废除戒严令之后。在三大党各党内部，权势和活力从党的议员转向了党的群众附属组织，如工会、青年和妇女团体、农民组织、知识分子社团等——虽然苏加诺任命的“互助合作”（Gotong-Royong）议会自始至终坚持开会，但这些附属组织肩负着党的重担，要连续不停地争取苏加诺的宠幸，争取能确保那种宠幸的、有组织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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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众动员既伴随着经济的崩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抬头，也为后者所加剧，特别是在1963年后。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起因于1957年对各荷兰公司的仓促国有化，还有后来它们的被军方接管和管理不善，更别提资本主义大国对苏加诺的积极外交政策及所谓的纵容共产党人所抱的敌意。于是政治歇斯底里症潜滋暗长起来，在1965年10月1日的所谓政变之后，为军队主导的针对左派的大屠杀铺好了路。这场清洗中，有五十万人被杀，身陷囹圄者无数，他们在惨无人道的状态下被囚禁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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