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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必花费时间，一一论及1971年以来苏哈托的“新秩序”军政府定期举行的系列选举。它们受到小心翼翼的操纵，以便为“专业集团党”（Golkar，政府的选举机器）带来对外似乎可信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产生一个不具备任何真正代议性的唯命是从的议会。为了证明该政权的高度威权主义和集权化特征的合法性，它所使用的比较有效的宣传策略之一就是，从前的政治体制助长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促成了不稳定的、破裂的政府。然而请注意，这里对1950年代的选举政权与1960年代前期非选举的训导民主制之间差异的看法，忽略了一些具体内容；看到这点很重要。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选举政权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证据确凿的倒是，无选举的训导民主制才引来这等后果。自由民主制也没有被共产党人，甚至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诸党派搞垮；相较而言，这时期各内阁本身还要稳定一些，后来它们被军方和军队各派系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被苏加诺弄得更是飘摇不定——他位居军方和内阁中间，掌控着训导民主制政权。[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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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训导民主制的奇异经验也让我们得以出乎预料地思索选举制诸面相。它所促成的激烈的竞争性政治动员，正是不行选举的结果。不存在可以暂时、间断地裁定孰胜孰败的机制，因而对权势的争夺最终只能靠暴烈的强制性手段来决定。由这个角度看，选举制的安抚层面似乎更有亮色——因为我们随即就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1964年举行自由选举，它是否可能防止1965—1966年的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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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了石油、大规模外国援助和投资，新秩序政权经济上大获成功，由此，印尼的社会结构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变迁颇巨。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有实力的印尼人资产阶级被创造出来，跟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尼华人资产阶级并肩而立——纵使它政治上还嫌软弱，而且过分集中在首都和其他少数几个大城市。我们应该由此认为苏哈托就是印尼的沙立吗？应该由此预计终究会有一场中产阶级斗争，去争取一个非军事化的、真正选举的政府吗，既然左派的任何政治威胁早已用暴力消除殆尽？这种前景绝不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理应注意到其间显著的不可比性。沙立统治着一个小国家，它在族群和宗教上总体说来是纯一的，它不曾遭受殖民资本主义的劫掠、日本的军事占领、惨酷的革命独立斗争，或灭绝人性的屠杀。虽然他和他的嫡系主宰着这个国家，军队本身却并没有构成一个统治阶层，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相当职业的文官科层机构可资利用，这个机构上承专制主义，它的权威从来没有像印尼的官僚机构那样，遭到通敌、通胀和革命的致命败坏。君主制的延存意味着即便是在沙立的独裁统治下，也没有苏加诺或苏哈托式的独占的终身领导权的可能性。华人移民同化进入泰国社会的程度很高，这里还缺少典型的殖民地的种族化经济等级：这些也意味着当泰国资产阶级开始志得意满的时候，它不会如印尼的情形一般，在结构上沿着种族/宗教分界线分裂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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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统治着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它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间的创造物。但是军方对它的渗透，较之沙立的官僚机构所曾遭遇的，要深重得多。它很不自信，全无自主传统。它不像泰国的文官部门那样，根本上是以法律为基石的。（暹罗的法官享有威望，而他们的印尼同侪感受到的是普遍的蔑视：比较一下这两者不无用处。）在这个意义上，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国家机器实在是前途莫测。比起泰国行政机构来，它演化成使西欧选举制的前景富于吸引力的那种结构，可能性似乎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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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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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殖民化的暹罗，就在美属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着手选举之后，开始了它的选举历程，如今拥有最近似西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体，这一点起码从表面上看够讽刺的。不过仅仅是表面而已。两面神的阳面给了人们这样的期望：选举将会具有让很大部分选民满意的货真价实的政策成果。这意味着必得有一个连贯协调的文官行政机构，它能够施行因选举而致的各种政策：即是说，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认为，在普及大众选举制度之后，建立这样的政府难乎其难。所以暹罗大概很幸运，在一位泰国国王创建近代式官僚机构过去半个世纪以后，才启动了它的选举制度。殖民地政府虽然貌似专制主义，其实通常都很虚弱，一则因为远方宗主国的外来支配，再则因为它们国内僵化的种族等级体系。由于已经讲过的诸般缘由，菲律宾在现代时期有个异常软弱的政府，尽管选举制度早在二十世纪伊始就建立起来了。在印尼，晚期殖民机构庞大的土著部分始终易于遭到叛国的指控，到革命初期即近于消失了。也是从那个意义上说，选举制度先于一个真正强大的全国性文官行政机器的创建，为此付出的部分代价，就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任何名副其实的民意代表被有效取消了。在选举没有给广大社会集团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积极政策后果的状况下，以下发现应该不会令人惊讶：只有处于罕遇的有利历史环境中，当选举票数可以理解为对统治者的根本否认时，选举才有意义。现代东南亚的最显著例证，不出于本文分析的这三国，而出于缅甸：1960年和1990年选举的一边倒的拒绝主义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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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神的阴面是安抚作用，以及解除民众参与方面多种实践的合法性的倾向。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独裁政权，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印尼的新秩序等，都认为定期开展选举是有用的呢？这就是原因之一。由此我们也容易理解激进左派的矛盾情绪：一般性地对选举制度态度矛盾，个别性地对意大利和印度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地方性选举成就态度矛盾。因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要付出代价的：党的领导层被同化到政治阶层中去了，在激进事业中永远位于中心位置的那种民众参与却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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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3 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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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以为，“共产主义之后”（after communism）是一种不复杂的观念、经验，或社会—政治状况，但在我想要讨论的两个东南亚国家，即殖民化的、穆斯林的印尼与未殖民的、佛教徒的泰国里，“共产主义之后”意义迥乎有别，这进而影响了当代激进主义的想象。所以为了布好背景，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国各自的共产主义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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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荷属东印度是苏联之外有共产党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印尼共产党（PKI）创建于1920年5月23日。在一战后最初岁月的相对自由的氛围下，它发展得很迅猛，尤其是在种植园劳工、码头工人和铁道员工中间。当时殖民地没有大学，又只有极少的原住民前往荷兰接受高等教育，是以它的领导人混杂了印尼的自学成才者和初中毕业生；此外还有零星的荷兰激进分子，不过殖民政府很快就将他们下狱或逐出。虽然党的年轻领导者常常跟一些穆斯林政治要人争辩不休，党还是轻而易举地在穆斯林群众当中培植了一群追随者；当共产党发出在1926—1927年举义的千年至福号召时，正是在殖民地最大的两个穆斯林省份里，得到了大无畏的、尽管是灾难性的响应。荷兰人不费多大力气就粉碎了起义，处死了一些领导人，流放或监禁了其他许多人。殖民时期的剩余时间里，党没有像样地存在过。直到印尼人铭记称颂的他们的“1945年革命”爆发以后，印尼共产党才开始重建，当时正处在日占政权瓦解、荷兰人迟迟未返的间隙，一个幼弱的印尼共和国呱呱坠地。随后发生的斗争艰苦卓绝，一直持续到1949年末，那时海牙终于承认移交主权，在这期间，获释的、重返的和新生的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的，但断非主导性的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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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代际差异早已昭然。老一辈许多人精通荷兰语，有些甚至为荷兰本土的反纳粹地下组织效过命；他们曾在国外游历，或者被驱逐到那里，自觉地自视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不少人有欧洲朋友，有时还有欧洲老婆或情人；他们同进步的当地华人亲密协作；他们历练成了“活动家”（地上的和地下的）、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宣传家、罢工组织者，偶尔还是“恐怖分子”。他们毫无合法的议会政治的经验。第二代人是在残暴的日本占领期间成年的；他们往往只懂丁点荷兰语，从未出过洋，没有外国朋友；他们不喜欢华人（所以当他们1951年控制共产党的时候，就拒绝华人公开入党）；他们是热烈的民族主义者，而且首要的是属于党的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是在草创的共和国旗下涉足政治的，那个共和国想靠这样的政体倾力治国安邦：有议会机构，有政治党派，还有它们的各种附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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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差不多走到中途的时候，冷战铺天盖地地涨潮了，日益使得共和国的国内政治两极化。结果在1948年秋天，爪哇发生了一场虽短却极其血腥的内战，穆斯林掌舵的政府污蔑左派是卖国的莫斯科奸细，无情地镇压了他们。许多老一辈领导人被处决或谋杀，若非荷兰人在12月发起最后的大规模军事努力要扑灭共和国，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丧命。大量的第二代共产主义者逃脱了监禁，加入了短期的游击队斗争，即使只是以不重要的身份。1949年的最后几天，战斗结束，一个统摄印尼全境的自由民主共和国成立了，此时这代人出头接管了党，重建党的党员身份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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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种努力成效斐然，原因十分复杂，这里一言难尽。这么说就够了：早在1955年普选（印尼迄今为止举行过的唯一一次自由选举）中，共产党就已崭露峥嵘，成为四大党之一，背后有数百万选民，在统治中心有一个代表它的很大的议席份额。党的选举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是，它临深履薄地慎对国内问题，对外采取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使它得以与其他政治党派结成有效的联盟，开始让人们忘却1948年的“叛国”。虽然实际上党的选举成就使它致力于和平、合法的议会政治，有几分像陶里亚蒂的意大利共产党（PCI）的作为，但是它不肯下决心公然这么说；这样，当1959年左倾的苏加诺总统与大体属右翼的军方领袖合作，以“训导民主制”取代宪政民主制时，党的领导者们觉得别无选择，只有跟进。训导民主制是一种威权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体制，在该体制下选举将不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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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民主制从1959年持续到1965年，在它的治下，共产党的群众附属组织——青年、妇女、农民、种植园工人等群体的组织——继续飞快地壮大，因为它们比擅长议会活动的共产党本身更好地适应了无选举的竞争政治的状况。到1965年，印共领导人宣称它是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家庭”，荣幸地成了全世界这类共产主义家庭中，除社会主义集团之外最大的一个——其实说不准。但是，类似的穆斯林大家庭及所谓世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发展，与这一成就不相上下，导致日渐加剧的分裂对立，特别是当恶性通胀来袭、经济螺旋下降的时候。党死抱住它的合法性不放，而且不管怎样它手里没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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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化经济那些比较先进的部门，党几乎插不进手，因为它们被恨之入骨的军方控制着。党的领导人试图弥补这个弱点，叫嚣着支持苏加诺反西方的对外政策，支持发动文化斗争去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这么做是是永远不被宽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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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1日，毁灭开始了，其时有一小群军官，名义上由总统府警卫营一个无名中校率领，暗杀了六名高级将领，占领了首都部分地区达数小时。这起“政变”——假如它算的话——旋即被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官苏哈托将军铲平，他继续操纵午夜谋杀案所唤起的恐惧感，掀起了根除共产党的运动，谴责共产党策划了政变图谋。从1965年10月中旬到1966年1月下旬，印尼共产党真的被消灭了。至少有50万人，也许多达百万人，不是被军队本身杀死，就是被军队武装和保护的穆斯林与世俗—民族主义的警备队杀死。另有不计其数的人被认为跟共产党有瓜葛，遭到监禁和刑讯。差不多党的整个领导层都受了极刑，通常连装装样子的正式法律手续都没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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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当苏哈托事实上撵下了苏加诺，自己做了国家首脑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就连散发着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任何东西，也一并查禁。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不只因为独裁政权情报机构的冷酷效率，还因为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追随者眼里已经信誉扫地了。这些领导人怎么竟能听任惨剧发生，将面对强敌毫无还手之力的两千万支持者弃置不顾？更糟的是，大量的激进分子，希求自己活命，在苏哈托的古拉格里，变成了他们自己人的告密者，有时甚至是刑讯者和行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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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个时机：1966年，正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新领导层处处显出舍我其谁、气势逼人的迹象。也许这是世界共产主义成就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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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对照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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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史要简短些，也有很大差别。比起荷属东印度来，未经殖民化的泰国遭遇资本主义的攻击要缓慢得多，而且它这种资本主义不受特大的种植园农业综合企业左右。当政时间很长、才智过人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年在位）的政策，就是尽量不惊扰本土的泰国社会，以方便为前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撞击，因而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迁来的年轻男移民带入的。不打算回中国老家的那些人，多数娶了泰国女人，大约在拉玛五世统治末年，产生了人数可观的泰语称之为lūk jin（意即泰国华裔）的第一代人。泰国华裔中有少数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向上攀升，成为这个国家萌芽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大量聚集在皇都曼谷，以及沿铁道线兴起的较小城镇里，国王是出于战略—政治目的开始筑建这些铁路的。其余的泰国华裔，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工人阶级，直到二战以后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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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移民及其子女中间，以及在逃离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那些越南人中间，泰国的共产主义萌生了，那是在推翻绝对君主制的1932年不流血政变之后很久，而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于是，泰国共产党（CPT）在1941年才成立，比荷属东印度晚了一代人；它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很大程度上仍属外来户的少数族群，不是“本地人”；它具有城市特征，不是半城/半乡的；它朝北面向中国，不是朝西面向欧洲和苏联。在二战后短暂的自由主义文官统治时期，它的影响开始扩散到规模不大的泰国知识分子阶层，在1947年泰国军方大权独揽之前，它甚至设法选出了一棵独苗议员进入议会。美国有意将泰国当作它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堡垒，在它的强烈敦促下，泰共被宣布为非法，此后一直如此。与同时代的印尼共产党相比，反差之大可能是最醒目的了。然而，泰共实在太弱，军方主控的泰国当局地位稳固，所以被捕的共产党人通常在监狱里受到善待，拷打和处死的事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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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在1960年代很快改变了，因为越南战争加剧，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存在大肆扩充。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认为没有理由不支持泰共；在说服地下的共产党转向泰国农村边陲并开展游击斗争上，它们的影响起了决定作用。那是在1966年，正当印共在印尼横遭摧毁之时。随着越南战事的迁延，泰共稳步扩张了它的基地，虽然严重依赖北京与河内提供资金、武器、训练和意识形态指导。党的领导层压倒多数是泰国华裔，甚或就是“中国人”，这一点使这种联系尤其牢固。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存在（1968年有48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驻扎泰国，更无论美国在基础设施、在泰国军队和警察上的巨大开销）激起了泰国社会的大变迁，速度远快于它过去所曾经历过的。经济大繁荣起锚了，它立刻充实了中产阶级，不过泰国华裔仍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连带着，公共教育（特别是大学层次的）惊人扩张，不到十年约莫扩大了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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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反对独裁统治的以大学为根据地的小规模抗议活动，突然间一下子膨胀成了首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由于军方自身的内部分歧，以及年轻君主拉玛九世的干预，独裁政府轰然垮台。在1973年10月和1976年10月间，泰国拥有它曾经历过的最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此前和此后都未尝见。被压抑的不满——对不公平的土地法、对腐败、对罢工禁令、对美国宰制的不满——猛然公开化，急速的政治极化开始了，推动着特别是大学生活动分子倒向左派，其他许多人，担心走上越南战争那条路，则倒向了右派。正是趁此时机，泰共将它的地下势力迅疾地重新伸展到城市地区和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那都是做不到的。1975年，一股暗杀学生、工人和农民各组织领导人的浪潮，为1976年10月6日事变铺平了道路，那时军人独裁政权再次如狼似虎地强加于民。对曼谷闹市区传统上主张进步的法政大学，镇压尤为狠毒，学生们被公开射杀、吊死、活活打死。直接后果是自由主义和左倾的年轻人大量逃亡至游击队区域，在那里，泰共起初欢迎他们，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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