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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民主制从1959年持续到1965年，在它的治下，共产党的群众附属组织——青年、妇女、农民、种植园工人等群体的组织——继续飞快地壮大，因为它们比擅长议会活动的共产党本身更好地适应了无选举的竞争政治的状况。到1965年，印共领导人宣称它是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家庭”，荣幸地成了全世界这类共产主义家庭中，除社会主义集团之外最大的一个——其实说不准。但是，类似的穆斯林大家庭及所谓世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发展，与这一成就不相上下，导致日渐加剧的分裂对立，特别是当恶性通胀来袭、经济螺旋下降的时候。党死抱住它的合法性不放，而且不管怎样它手里没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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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化经济那些比较先进的部门，党几乎插不进手，因为它们被恨之入骨的军方控制着。党的领导人试图弥补这个弱点，叫嚣着支持苏加诺反西方的对外政策，支持发动文化斗争去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这么做是是永远不被宽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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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1日，毁灭开始了，其时有一小群军官，名义上由总统府警卫营一个无名中校率领，暗杀了六名高级将领，占领了首都部分地区达数小时。这起“政变”——假如它算的话——旋即被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官苏哈托将军铲平，他继续操纵午夜谋杀案所唤起的恐惧感，掀起了根除共产党的运动，谴责共产党策划了政变图谋。从1965年10月中旬到1966年1月下旬，印尼共产党真的被消灭了。至少有50万人，也许多达百万人，不是被军队本身杀死，就是被军队武装和保护的穆斯林与世俗—民族主义的警备队杀死。另有不计其数的人被认为跟共产党有瓜葛，遭到监禁和刑讯。差不多党的整个领导层都受了极刑，通常连装装样子的正式法律手续都没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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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当苏哈托事实上撵下了苏加诺，自己做了国家首脑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就连散发着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任何东西，也一并查禁。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不只因为独裁政权情报机构的冷酷效率，还因为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追随者眼里已经信誉扫地了。这些领导人怎么竟能听任惨剧发生，将面对强敌毫无还手之力的两千万支持者弃置不顾？更糟的是，大量的激进分子，希求自己活命，在苏哈托的古拉格里，变成了他们自己人的告密者，有时甚至是刑讯者和行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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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个时机：1966年，正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新领导层处处显出舍我其谁、气势逼人的迹象。也许这是世界共产主义成就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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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对照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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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共产主义发展史要简短些，也有很大差别。比起荷属东印度来，未经殖民化的泰国遭遇资本主义的攻击要缓慢得多，而且它这种资本主义不受特大的种植园农业综合企业左右。当政时间很长、才智过人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1868—1910年在位）的政策，就是尽量不惊扰本土的泰国社会，以方便为前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撞击，因而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迁来的年轻男移民带入的。不打算回中国老家的那些人，多数娶了泰国女人，大约在拉玛五世统治末年，产生了人数可观的泰语称之为lūk jin（意即泰国华裔）的第一代人。泰国华裔中有少数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向上攀升，成为这个国家萌芽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大量聚集在皇都曼谷，以及沿铁道线兴起的较小城镇里，国王是出于战略—政治目的开始筑建这些铁路的。其余的泰国华裔，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工人阶级，直到二战以后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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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些移民及其子女中间，以及在逃离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那些越南人中间，泰国的共产主义萌生了，那是在推翻绝对君主制的1932年不流血政变之后很久，而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于是，泰国共产党（CPT）在1941年才成立，比荷属东印度晚了一代人；它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很大程度上仍属外来户的少数族群，不是“本地人”；它具有城市特征，不是半城/半乡的；它朝北面向中国，不是朝西面向欧洲和苏联。在二战后短暂的自由主义文官统治时期，它的影响开始扩散到规模不大的泰国知识分子阶层，在1947年泰国军方大权独揽之前，它甚至设法选出了一棵独苗议员进入议会。美国有意将泰国当作它对抗亚洲共产主义的堡垒，在它的强烈敦促下，泰共被宣布为非法，此后一直如此。与同时代的印尼共产党相比，反差之大可能是最醒目的了。然而，泰共实在太弱，军方主控的泰国当局地位稳固，所以被捕的共产党人通常在监狱里受到善待，拷打和处死的事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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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势在1960年代很快改变了，因为越南战争加剧，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存在大肆扩充。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认为没有理由不支持泰共；在说服地下的共产党转向泰国农村边陲并开展游击斗争上，它们的影响起了决定作用。那是在1966年，正当印共在印尼横遭摧毁之时。随着越南战事的迁延，泰共稳步扩张了它的基地，虽然严重依赖北京与河内提供资金、武器、训练和意识形态指导。党的领导层压倒多数是泰国华裔，甚或就是“中国人”，这一点使这种联系尤其牢固。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存在（1968年有48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驻扎泰国，更无论美国在基础设施、在泰国军队和警察上的巨大开销）激起了泰国社会的大变迁，速度远快于它过去所曾经历过的。经济大繁荣起锚了，它立刻充实了中产阶级，不过泰国华裔仍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连带着，公共教育（特别是大学层次的）惊人扩张，不到十年约莫扩大了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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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反对独裁统治的以大学为根据地的小规模抗议活动，突然间一下子膨胀成了首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由于军方自身的内部分歧，以及年轻君主拉玛九世的干预，独裁政府轰然垮台。在1973年10月和1976年10月间，泰国拥有它曾经历过的最开放、民主的政治体制，此前和此后都未尝见。被压抑的不满——对不公平的土地法、对腐败、对罢工禁令、对美国宰制的不满——猛然公开化，急速的政治极化开始了，推动着特别是大学生活动分子倒向左派，其他许多人，担心走上越南战争那条路，则倒向了右派。正是趁此时机，泰共将它的地下势力迅疾地重新伸展到城市地区和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那都是做不到的。1975年，一股暗杀学生、工人和农民各组织领导人的浪潮，为1976年10月6日事变铺平了道路，那时军人独裁政权再次如狼似虎地强加于民。对曼谷闹市区传统上主张进步的法政大学，镇压尤为狠毒，学生们被公开射杀、吊死、活活打死。直接后果是自由主义和左倾的年轻人大量逃亡至游击队区域，在那里，泰共起初欢迎他们，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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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5年印度支那的陷落/解放、老挝君主制的废除（这让保守的泰国王室惊恐万状），以及泰共潜在领导干部的剧增，中央情报局曼谷站的头目在1977年初阴郁地预测说，泰国将会是沦入共产主义之手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他犯的错误不可能比这更离谱了。与他的预言相反，三年之内，泰共几乎输得两手空空，再不能在泰国政治中发挥丝毫重要作用；十五年前，这种命运就已降临印共头上了。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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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是1978年底开仗的中、越、柬三角战的爆发。泰共正上年纪的泰籍华裔领导层决定与邓小平共命运，于是，在老挝势力很大、如今又成了柬埔寨主人的越南人，终止了一切合作，封锁了边境的全部庇护所。然后，北京的马基雅维利动身去曼谷，与泰国军方领导人结成反越联盟，交换条件是北京断绝对泰共的几乎所有援助，包括云南的大功率、很顶事的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这些事情证明是对党的致命打击。它的队伍里内部分歧发作了，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1976年流亡者们，通常加入了反对年长者的行列。与此同时，有智谋的军队新领导层决定彻底大赦游击区投降的所有人，而且他们恪守了承诺。到1979年末，人员大流损开始了，这与党的国际孤立状态一道，败坏了它的威望和政治发展前途。1980年，我们还要说什么吗？此时恰逢罗纳德·里根在成功地竞选总统，他的竞选部分基于这一纲领：对抗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从未如此强大的“邪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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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无论印尼还是泰国，“共产主义之后”的开端，是在斯大林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很久，甚至是在有什么人能够想象这一崩解的发生之前很久。第二，这两国共产主义的后遗影响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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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1965年10月1日前支持左派的那些人，很少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在理论上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较为简单的斯大林主义和早期毛主义面貌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压倒多数是本土的印尼人，不是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政治经验在于议会的和准议会的合法政治。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决心让人忘掉1948年他们的敌人对其“卖国”的指控。如果他们好歹活下来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意味着折磨，在常常残暴不仁的状况下受到未经审判的漫长监禁，妻离子散，还有持续不断的社会摈斥，密不透风的军事监视，和一旦获释后的无业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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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共产主义最能干的新成员，特别是1975—1976年以后，有相当数量是泰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和越南，但作为1960年代的孩子，他们也接触了北欧和美国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以及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往往喜爱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但是对随便哪位合法的印共干部来说，这两人在国际舞台上出道太晚了，不会让人想到去欣赏他们。这些1960年代的孩子们有相当数量是第二、三代的泰国华裔，是被同化了的中产阶级的产物，那个阶级自1950年代晚期以来有长足发展。正如移民的子孙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决意展现自己爱国心切的泰国身份（Thai-ness——这是他们厌恶泰共领导层顺从北京的一大理由），但是有点刻意而不自然。他们只有极短暂、极浅表的议会政治经验，是由议会外行动主义与游击区生活塑造成人的。但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多数情形下是渐趋正常的（尽管有显著数量的人吸毒或自杀）。一旦泰共被摧毁，他们或是回到家里，帮着打理家族生意；或是重返大学；或是出国留学，主要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要不就决定参与议会政治，它是1980年代开始在泰国真正生根的。他们没怎么受到刁难，个中缘由特别在于，他们是过去教育优异、如今功成名就的那个资产阶级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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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沼里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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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审视这两国的“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前述这些差异必须牢记在心。然而，有点奇特地，存在着有几分隐秘的连线，把二者连接起来，这些连线就是民族主义、历史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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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印尼。今日印尼妇孺皆知的、也许是地位最高的激进分子，是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即人们通称的“普南”），他的小说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当奥斯陆[613]的轮盘转到这个地区时，他还是东南亚机会最大的诺贝尔奖候选人。普南的政治履历与众不同。他生于1926年，1948—1949年作为民族主义革命者首次被荷兰人监禁，后来在1959—1960年因为公开为华人少数族群声辩，又坐了苏加诺的牢，最后在1966—1978年成了苏哈托独裁政府的阶下囚，因为他从1950年代末直到1965年是左翼知识阶层的意见领袖。而今，印尼大屠杀过去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他的著作仍然全部被禁，私下传阅这些书的大学生们，招致了长期徒刑的判决。他的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的四部曲，那是他在1970年代中期，在遥远的布鲁岛囚犯隔离区开始创作的，他的创作办法是向他的狱友们口头叙述。这四部曲不严谨地用一位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先驱的生活作基础，他名叫迪尔托·阿迪·苏里约（Tirtoadisuryo），是出身于爪哇贵族之家的一位青年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创办了第一份民族主义报纸，帮助推进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第一次激进运动，在坐牢和默默无闻中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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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的题目就揭示了它们的特性的某些东西：《人世间》，《万国之子》，《泥沼里的足迹》，《玻璃屋》。[614]前两部宣告了印尼文学中前无古人的某种观念（1965年前的印共也一定会对之皱眉蹙额的）：印度尼西亚这个“人世间”是所有热爱印尼的人的，不仅仅属于它的持有护照的公民；印尼民族主义的这位英勇创始人是各国那些解民于倒悬的民族主义者们的继嗣。第三部书名唤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形象，他们参加了191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斗争，留在身后的却是一无所有，只除了“泥沼里的足迹”；第四个标题模仿福柯的边沁式全景监狱，在荷兰殖民政权想让殖民地凡事皆归监控之下的雄心中，讽喻了印尼这个当代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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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向我们展示的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人公，不仅忙于从他遇到的法国人、荷兰人、日本人以及住在爪哇的其他外国人那里了解世界，从世纪之交正将整个地球绍介到殖民地诸城的新报纸上了解世界，他还注定相继要娶几位外缘女子中最外缘的为妻：一个令人怜悯的欧亚混血美女，一个逃避垂死的清王朝野蛮统治的华人移民，还有一个凶悍的穆斯林，来自这个散乱铺开的群岛殖民地的东部极远边陲（从爪哇看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四部小说中占有首要地位的人物，不是年轻的主人公，而是他的第一个岳母，在她初次行经之后，她就被微贱奴媚的爪哇父母贱卖给一个酗酒、贪淫的荷兰种植园主，但是她完全掌握了她此后的命运，克服重重困难与殖民地秘密警察本身较量。（普南用了一记出人意料的妙着，让第四部小说的叙述者是高级土著特工，被荷兰人派去监视和纠缠主人公，直到后者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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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小说把时间设定在1896—1916年间，即“共产主义之前”，它们根本上却以“共产主义之后”的印尼为指向。老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在许多情节里都昭然可见，这些情节如种植园主、领主代理人、殖民官员、土著贵族及秘密警察的压迫，农民、小商人、记者、妇女和少数族群的反抗等。但是我们（激进的印尼人）与他们（白人殖民者与其合作者华人贱民—企业家）对立的轴线消逝了，这条轴线自1940年代以降，无论对左派抑或右派，多少已成常轨。更险恶的人物一般是将来所称的“印尼人”，而男女主人公不但是民族身份混杂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信仰纷繁各异。或许我们不该对这一切大惊小怪。在1970年代末，那时这批手稿写完了，普南充分意识到，为了使他历经十二年可怕监禁之后得以安全释放，明尼阿波利斯的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以及大赦国际功不可没；他也意识到适成对照地，“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对他的状况无动于衷。监狱昭示了共产党人证书与道德勇气之间的鸿沟有多宽。与此同时，他在奋笔疾书，言外之意直指野蛮的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在它的公民中间主张自身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和“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合印尼民族，据说该民族的源头只在于也全在于一个古朴纯净、有千年之久、200%纯土著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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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印尼激进主义，它可以描述得稍简略些。卡塔维查亚（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现在四十岁出头，比普南小了不止一代。他在柏林过着岌岌可危的日子，因为他的护照很久以前就被剥夺了，借口是他那煽动性的、傲慢无礼的著作，但是他拒不放弃公民权和寻求政治避难。他的幸存下来，部分是由于他同德国绿党和社会民主党里边的活动家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1965年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一家国有糖料作物种植园经理，是个虔信的穆斯林，饱受种植园工人的共产主义工会的抨击。他还是个上初中的小孩，自然被家庭忠诚拉进当地一个反共青年团的行列，一当时机来临，这个青年团就加入到matanza（屠宰）之中。有些屠夫就是卡塔维查亚的同学友朋。对他所目睹的场景的种种回忆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可是他无法条理连贯地思考它们或见诸行事，直到他去德国学习电气工程。在那里他娶了一位二流的印共知识分子的女儿为妻，大屠杀时这位知识分子碰巧离开了印尼。但是他跟他岳丈的关系冷若冰霜。自1980年代初以来，他因为三件事成了印尼自诩的激进分子中的闻人。其一，冷嘲热讽的文章汩汩涌出，笔锋直捣雅加达独裁政府，就这些文章而言，最显著的特色是它们超现实地混杂了政府官话、街头俚语、反语的马克思主义词汇、猥亵描写，以及纯诗的笔致。目的不外是让这个政权及其专制的发展语言去神秘化。其二，是对印度—爪哇古代传说的一系列再加工或新想象，那些传说支撑起了爪哇的小传统和大传统。在这里，克利须那神和阿周那可以作为公共信息官、异装癖的妓女、大学教授或宗教骗子，平等地谈话。他的规则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其三，是对他中学时遭遇大屠杀的记述——站在屠杀者一边的记述，独一无二，理当驰名。他坚定地认为，大屠杀决不应忘记，它们也不应成为哪一天更多的大屠杀的基点。对于把他和他的伙伴们引向屠宰场的那种不长脑子的认同，他耿耿于怀。这意味着推倒了“我们”和“他们”之间让人宽慰的任何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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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引用这篇题为《我是印共分子还是非印共分子？》[615]的奇文的两小段话，试着表现它的风味。第一，对顺着布兰塔斯河流经他家乡的那些可能是共产党人的尸体，他写道：“通常这些尸体不复有人样。脑袋没了。肚皮划开了。臭得难以想象。为了确保他们不沉河，这些皮囊被精心地绑在或钉在竹桩上。他们从谏义里出发，沿着布兰塔斯河流下。当尸首堆积在木筏上，印共党旗在上方猎猎招展的时候，这种起航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第二，关于当地妓院的失业，他回忆说：“一旦对共党分子的清洗发动起来，嫖客们就不来寻欢了。原因只有一条：妓院门前悬挂着许多男共产党人的那话儿，像挂出来待售的一根根香蕉，大多数嫖客——和妓女——都吓得要死。”无论是对逃过一劫的老共产党人，还是对实施这恐怖的政府和政治集团，这都是一种令人十分恶心的语言，因为它让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是刽子手还是非刽子手？但卡塔维查亚不是在对他们讲话，而是在对一个年轻的印度尼西亚讲话，如果它开始进行根本的思考（它有朝一日必定会那么做），它也将直面在“共产主义之后”这个世界纪元而非印尼时间里，“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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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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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泰国，它不是一个驱鬼的问题，也许反倒是个召鬼的问题。泰共的覆灭一定程度上伴随着轻声呜咽，而不是骇人的巨响。虽然它的倾覆早于苏联的解体，但是时间相隔如此之近，严肃反思二者之一的人，很快就不得不反思另一个。头脑激进的泰国思想者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自由地、常常惬意地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富得俗气、腐化透顶的资产阶级半民主制下，不像他们的印尼同志，生活在心狠手辣的军政权淫威下。他们许多人最后拥有了可敬的职位，待在大学、媒体中和泰国议会里。对他们来说，问题典型地是这样一些：泰共的灰飞烟灭，是像它的保守主义敌人始终宣称的那样，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泰人的吗？他们自己忠诚于它，是天真年幼的幻觉的产物吗？他们彻头彻尾误解了本国的文化与历史吗？难道除了早早考虑福山的名言，尾随在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没完没了的行列后面以外，就再没别的事可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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