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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最重要的激进思想者是学院派学者，而不是流亡的或被禁的非正统历史的想象者；他们殚精竭虑思索他们何以政治受挫，他们得胜的对手的力量何在。不过，这种思想几乎总是聚焦于历史，虽则方式大异其趣。且让我们仅仅简单讨论三篇重要文本，它们是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在最近十年里所作，其中两人是泰国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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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社山·巴色军（Seksan Prasertkul）的论文。他是1973年10月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光的杰出学生活动分子，1973—1975年间进一步激进化，在越南和老挝短期受训，1976年后奋勇参加武装游击斗争。像他许多同代人一样，社山到1980年代中期得出结论说，泰共领导层不但被一种“华族性”（Chineseness）严重致残，这种特性导致他们荒唐地、灾难性地同“小瓶”的北京休戚与共；更要紧的是，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泰国民族主义拱手让给反动的佛教僧侣、右翼的军队领袖，尤其是让给紧紧攫住大传统和民众想象力的君主制。在他看来有一种暹罗史的建构至为根本，据这种历史说，暹罗是被心无私念、高瞻远瞩的一连串君王们从帝国主义手下拯救出来，并开始走上现代性之路的，那些明君始于我们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的精彩表演中认识的拉玛四世。在广泛细致的档案研究基础上，他写成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学位论文，不过将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历史编纂学完全颠倒了。[616]比如，他能够证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老是被人轻鄙和边缘化的“中国人”和“泰国华裔”资产阶级，非但远不是一群乌合的买办，反而正是他们刚健有力地捍卫了泰国经济的独立性，使之不受英帝国主义之害；而此时君主政体和贵族却已向英帝国主义缴械投降，后来又与它狼狈为奸。他还令人信服地主张，泰国自由化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力，其实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它单方面地、满不在乎地摧毁了重商主义的垄断体系，后者是旧皇权秩序的根基；然而同时，它又因此抽走了本地资产阶级消灭旧制度的历史政治任务的基石。因此，旧社会秩序许多成分苟延残喘到了当代泰国，一种虚妄无稽的、神秘化的泰国史叙述也出现了。他论证说，泰共最大的失误中，有它对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轻视，它对斯大林式庸俗马克思主义未经三思的采纳，以及由此导致的它长期不能造就一种统治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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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是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他是全国闻名的活动家“曼谷十八君子”之一，他们在1976年流血政变以后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审判和定罪。通猜是泰国华裔，比社山小很多，思想上渐趋成熟的时期，正赶上我们回顾起来所称的“福柯时代”。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激烈攻击当代的旧制度。他做了一项出色的微观研究，研究了十九世纪曼谷制作的各种地图，以及围绕着这些地图的机构和话语，从而能够言之凿凿地表明，具有一种霸权性保守文化的不朽“泰国”或“暹罗”，是1870年代的发明。[617]欧洲帝国主义者们引入墨卡托绘图法，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测量学，想象连绵不断的无形边界，这造成了福柯式的“断裂”；在那断裂时刻之前，王朝的疆域是由它们的中心界定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臣民是无限可变、用途各异的一群群劳役劳工、步兵和纳税人，对这些人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他们的“民族”。为什么“泰国”统治者的军队中充斥着中国水兵、马来领航员和越南弓箭手，这就是原因之一。通猜进一步表明，在1870年代之后，新的皇家绘图部门如何开始以欧洲人的方式，创造出全盘假想的历史地图，这些地图将他讽刺性地所称的“泰国的地理体（Geobody）”推回到传说的往昔的薄雾之中。这样一种主张说：远非持续、毅然、爱国地捍卫始于古代的泰国，统治阶级实际上在稍多于一个世纪之前发明了这个泰国，而且发明它的那种方式有力支持了该阶级的统治权。不消说，它的推论显见是颠覆性的。但是通猜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多样化的另类历史叙事开启一个巨大空间，那种叙事是去中心的、地方化的、平等主义的、民众的。如此以往，道路将被扫清，有利于未来对历史主体性的反霸权的左翼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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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加信·泰差皮拉（Kasian Tejapira），一位泰国华裔，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得无缘参加1973年10月的暴动，却也是1970年代晚期忠诚的地下马克思主义者。跟另外两人不一样，大约在世界共产主义自我毁灭之际，他才着手他的研究。或许正是因此，他的研究深受本雅明影响，旨在半反讽地复原1940和1950年代朝气蓬勃的泰国马克思主义。他周密省察了其中的形容词（泰国的）和名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认识到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无摩擦地迁移，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那自始至终不过是幻觉罢了。他是这么想问题的第一个泰国知识分子。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某种文化商品，在不同时代，它有着可描绘的各不相同的“需求”和“供给”。[618]他也是思虑及此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博大精微，非此处所能撮其要，但从下面这段出自它的开篇的引文里，我们能够略窥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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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身处现今这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对英语读者来说……这样一本书一定显得多此一举：它论述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在一个遥远、恬适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以其转世化身出现、如今已归西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甚至这本书的“存在权利”似乎都很可疑。毕竟，过去十年间，泰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践与组织已经证明是破产了，土崩瓦解了，就像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里它的大多数同党一样。那么为什么要费工夫读——且别说写——这具政治遗体的如此冗长乏味的讣告呢？我的回答是，共产主义虽死，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缠着我们；这死者与活人有过如此长期、猛烈的交锋，如果不在它的亲密对话者的文化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它是不会逝去的；还有，就其本身而言，唯有通过对共产主义鬼故事的书写、阅读和理解，活着的人们才能充分感知到他们自身潜意识的文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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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收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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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依旧残存着文化抵抗的基本要素，那种抵抗是长期致力于有摩擦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泰国文化所锻炼和形塑出来的。只要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浩劫仍然降临到泰国人头上，就会有日新月异的激进分子重整旗鼓，将这些要素铸成强大的文化武器，为他们自身的和人类的生存与尊严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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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这里，我们这三位泰国激进学者邂逅了普南和卡塔维查亚。他们以不同方式，不停地写呀写呀写呀，要找回天使退去的脚下那散落的碎片的可贵精华；这绝不全是为了他们的同胞。现代的过去——共产主义是其中如此核心的部分——必须加以深切的再检视，再探询，可能的话复原，因为，借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话说，我们等着听前方雷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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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4 各寻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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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11日，恰在苏哈托指挥了一场将“民族之父”苏加诺赶下台的武装政变32年以后，这位印尼总统凭借傀儡的“人民协商会议”的一致投票，开始了第七个五年总统任期，在宣誓就职时，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经历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那种经济增长，今后我们再不会安享了。”[619]这一番话，是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城镇、宾夕法尼亚和比利时的煤钢带、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废弃城镇的语言，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由盛及衰，只留下满目疮痍和破落的社会体系。这番话也激起笔者就“亚洲危机”提出两个相关问题，在当代报刊杂志对“亚洲危机”近因的连篇累牍的分析中，它们很少被提出来。第一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世界银行所谓过去二十年的“亚洲奇迹”成为可能？第二问：是不是苏哈托的预测不但对印尼有效，对东南亚其他先进国家也有效？[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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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在1950年代预测，一代人之内“奇迹”要在该地区发生，这人一定会被认作痴人说梦。印度尼西亚刚遭受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顶多10%。即便十年之后，印尼全国积累的收入，也比美国大型大学的收入高不了多少。菲律宾经济在殖民时代就很虚弱，到1950年代早被交战的日、美军队践踏成一堆瓦砾。除了（或许）有四分之一人口掌握的美式英语外，这个国家缺少一种国语把它结成一体。暹罗是个睡意沉沉的谷物出口国，就算在1960年代，它也缺乏全国性的、行之有效的初等教育系统。马来亚的锡加橡胶的殖民经济已是有气无力，这个殖民地成了一块战场，宗主国英国的军队与强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暴动对垒。还须多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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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奇迹”之成为可能，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从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东岸的、由沿海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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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条件是该地区冷战的特具弧形。二十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冷战比这儿“更热”，后来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华盛顿恢复邦交，也许又没哪个地方冷却得更快，更显著。美国人打过的仅有的两场大战都在这个地带：在朝鲜半岛上，他们被迫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遇了更惨痛、更耻辱的战败。东南亚的每个大国——印尼除外——都发生了持久、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印尼本身到1960年代初还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那是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美国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大举干涉所有这些国家，唯马来西亚例外，在当地共产主义造反运动的整个非常时期内，它依旧是个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就是专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起这一排摇摇晃晃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全力以赴扶植这样的政权：效忠于它，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威权主义，反共——通常但并非一律是军人统治。[621]许多政权通过防御协定同美国拴在一起，美国人还在有些国家布下了花样百出的军事设施。大败亏输只是鼓励华盛顿在它余下的政治牌背后投入更多武力和财力。美国的这个热带对跖区领受的五花八门的“援助”，世界上别的地区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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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支“陷落”后巩固起来的华盛顿—北京反莫斯科联盟，意味着自1970年代末期直至苏联解体，东南亚那些国家如果愿意，就能继续从华盛顿的冷战慨赠中获利，不会面临什么严峻的国内或国外麻烦（我们下文将看到，菲律宾部分是个例外）。跟这整个过程很相似的事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不曾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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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可能条件是该地区地缘上接近日本这一造化。东京到十九世纪末才姗姗来迟参与帝国主义游戏，它面对着北部边境的沙皇帝国，固守东南亚、支配中国的欧洲列强，同时美国人正横渡太平洋快速推进——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从1895年取得台湾、1910年强夺朝鲜入手，日本统治阶级试图运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为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创造一个霸权区域，要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区域相当。最终结果是1937年中日战争的开火，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东南亚大部地区的被攻取，和1945年8月原子弹的一炸而溃。战后恢复期间，从前的野心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本质上是经济的外观。华盛顿自信它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控制，又热衷于将日本经济建成亚洲资本主义活力的基石，所以没有在东京的道路上设置什么真正的障碍。但是在战后初期的年月里，毛泽东的中国向日本资本关闭，而南韩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苦痛记忆也决不会让他们持更欢迎的态度。东南亚是可获得的唯一现实的机会，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如今已丧失它们在那里的殖民堡垒。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赔偿协议，东南亚国家获得了购买日本产品的大量资金支持，东京的经济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先是在暹罗，那是它二战时期的同盟；后来在其他新兴民族国家，它们曾在日本军事统治下有过不那么愉悦的经历。到1970年代初，日本已成为该地区最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既是自然资源（木材、石油等）的开采者，又是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上的投资者。这一切意味着东南亚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地区：最富强的两大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深深地、总体上合作地卷入此地四十年。后来，当南韩和台湾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地发动起来以后，它们追随头雁，增强了业已甚巨的原本限于美日的资本与技术流入。[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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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可能条件极具讽刺性，它就是中国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建设强大、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毛主义的构想阻碍了中国在东南亚扮演重大的经济角色，或者说，阻碍了中国与东南亚竞争，直到1980年代中期。[623]只有在那时，这个过去的“中央王国”，连同它那广大的国内市场，它那受着中共铁腕统治的一贫如洗、一望无际的大群农民和工人，才开始从美国、日本、欧共体、台湾乃至南韩吸引巨额投资。因而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终于有机会在制造业出口上打败东南亚了，这种形势看上去一定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回顾起来，可见这个亚洲第一大国离奇地隔绝世界市场四十年，东南亚奇迹部分地就是托它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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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条件间接联系着第三项。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开火，在这悲郁的衰落世纪期间，数百万年轻人，多是文盲男子，离开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前往劳动力贫乏的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以及暹罗。[624]这些人讲的是（总体上）彼此不通的话，比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语、海南话和潮汕话，一直到世纪之交，他们大多数极少自认是中国人。他们按宗族、家乡的村庄或地区，也按语言群体识别他们自身。在环境有利的地方，特别是在佛教的暹罗和基督教的菲律宾，与当地人通婚，接受同化，这很普遍，时间一长就造成一个独特的混血社会阶层。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比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按殖民者的决策，他们往往被强行隔离聚居。然而1900年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妇女们开始从广东和福建过来了；学校开始建起来了，教孩子们全汉语的书写，也教官话口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取得了各种新进展。在这个时候，移民社群变得更加根深而稳定。尽管大部分移民久居贫寒（比如直到二战，他们构成了暹罗和马来亚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数量不菲的人，凭借勤奋工作的习惯与背井离乡带来的自由，顺着职业阶梯一步一步地攀升——小买卖、企业主、专门职业，甚至政府机构。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这些人渐渐形成一个明显的中间层，介于殖民行政机构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本地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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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同一时期，土著民族主义开始在东南亚兴起，最早是在菲律宾，最后是在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和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常常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种族主义日甚一日的殖民政权，它们蔑视、剥削但也保护他们；一边是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鄙视他们是外乡人，是殖民者的协从，但又嫉妒他们的经济成就。欧洲殖民主义的瓦解，这些前殖民地于战后的独立，都加剧了他们处境的不安定性。殖民地的子民身份能够轻松持有，但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身份却不能。[625]种种选择须得做出，但谈何容易；其中的难处，由于分别以北京和台北为中心的两个敌对政权的出现而加重了，它们二者都热望吸引南洋移民的忠诚，却无一有能力——或者甚至很有心——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保护性干预。然而与此同时，殖民主义的终结敞开了太平洋战争之前梦想不到的经济上发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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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总体社会趋势——虽然国与国之间广有变异——是向上流动的“土著”力保他们自身在政治领域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地位，特别是在急剧扩张的国家行政机构里，而重中之重又是在军队和警察部门里。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这种趋势尤为显著；可是即便在暹罗，它已经拥有大批“华人”政治家，却难得觅见一位声称有如此血统的高级军官或警官。[626]此外，国立大学或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华人”政策，据信是要限制他们在公共部门乃至某些专门职业中的发展机会。这一切的后果是激发华族人将精力和雄心凝聚到商业部门——合法的和非法的。苏哈托的印尼当属这种种趋势的极端例子。从1966年3月到1998年3月间，已知有华人血统的，无一人曾经做过内阁部长、高级文官、陆军上将、海军上将或空军中将；甚至在议员中间，华人也是寥寥。然而，估计占总人口5%、据称是华人的群体控制了国内经济的70%—80%，而且苏哈托周围最大的亲信资本家，几乎全部恰是出自这个群体。这样一种劳动的“种族”分工刺激了政府官吏一方的大量寻租活动，制约了一个茁壮的“土著”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使得边缘化的华人少数族群成了“奇迹”的真正的国内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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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可能条件，有多少还将继续存在于二十一世纪初叶呢？冷战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异常投资不会再现了，那种投资让一个个暴政成为可能：1948—1977年间的泰国将军们，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苏哈托的望不到头的新秩序（Neues Ordnung）。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撤离了，这个国家对它的前殖民主子而言，如今已成鸟尽之弓。暹罗不复被视为反对什么东西的堡垒。就算是广土的印尼，连同它那2亿的众民，而今也更多被当作包袱而非盟友。马来西亚久立不倒的总理马哈蒂尔的反西方鼓噪，只不过为他在华盛顿博得一个耸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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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这一区域有着恒久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很可能，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的这个国家的“历史时刻”，还有在1980年代横扫美国的反日大恐慌，都已过去了。眼下这个十年间，东京挣扎着要从1980年代末破灭的泡沫中奋力自拔，却鲜见奏效。它没有能力多施援手，助东南亚战胜金融危机，就是这一衰弱的明证。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政治前景充满变数，但是极有可能，历史上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那种中心作用，不久它将重新承担起来。它拥有的资源远胜东南亚任何国家，很长时期内它将是世界市场上不可一世的竞争者。因此，也许只有海外华人会留下一项经久的奇迹要素，纵然这个要素也有其可疑、脆弱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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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说“奇迹”的这些可能条件多数已经消失或可能行将消失，也未必表示相关国家不能利用超常增长时期，为更加自立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毕竟，不论德国还是日本，都在遭遇战败、经济破产和外敌占领之后，在一长代人时间内东山再起，又成了经济大国。极度民族主义的南韩提供了一个更切近的对照，它利用美国人撑腰的冷战专制政治所带来的增长机会，以及它自身对其强大邻国的历史恐惧，造就了一个工业社会，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工业品：有充分理由认为该国将迅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不久重新担当起它早先在全球经济中的那种角色。故而我们要问的关乎东南亚的核心问题是，“奇迹”时代积累起来的资源和资产，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它的可能条件暴减的日子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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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这个问题，哪怕只是蜻蜓点水、挂一漏万地探索，有三个明显的着眼点：一支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能够提升各国的附加值层级的劳动大军的发展；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使用；以及对国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切。这三点当然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对未来至为重要者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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