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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5年印度支那的陷落/解放、老挝君主制的废除（这让保守的泰国王室惊恐万状），以及泰共潜在领导干部的剧增，中央情报局曼谷站的头目在1977年初阴郁地预测说，泰国将会是沦入共产主义之手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他犯的错误不可能比这更离谱了。与他的预言相反，三年之内，泰共几乎输得两手空空，再不能在泰国政治中发挥丝毫重要作用；十五年前，这种命运就已降临印共头上了。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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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是1978年底开仗的中、越、柬三角战的爆发。泰共正上年纪的泰籍华裔领导层决定与邓小平共命运，于是，在老挝势力很大、如今又成了柬埔寨主人的越南人，终止了一切合作，封锁了边境的全部庇护所。然后，北京的马基雅维利动身去曼谷，与泰国军方领导人结成反越联盟，交换条件是北京断绝对泰共的几乎所有援助，包括云南的大功率、很顶事的泰国人民之声广播电台。这些事情证明是对党的致命打击。它的队伍里内部分歧发作了，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1976年流亡者们，通常加入了反对年长者的行列。与此同时，有智谋的军队新领导层决定彻底大赦游击区投降的所有人，而且他们恪守了承诺。到1979年末，人员大流损开始了，这与党的国际孤立状态一道，败坏了它的威望和政治发展前途。1980年，我们还要说什么吗？此时恰逢罗纳德·里根在成功地竞选总统，他的竞选部分基于这一纲领：对抗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从未如此强大的“邪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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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无论印尼还是泰国，“共产主义之后”的开端，是在斯大林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很久，甚至是在有什么人能够想象这一崩解的发生之前很久。第二，这两国共产主义的后遗影响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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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1965年10月1日前支持左派的那些人，很少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在理论上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较为简单的斯大林主义和早期毛主义面貌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压倒多数是本土的印尼人，不是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的成员。他们的政治经验在于议会的和准议会的合法政治。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决心让人忘掉1948年他们的敌人对其“卖国”的指控。如果他们好歹活下来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意味着折磨，在常常残暴不仁的状况下受到未经审判的漫长监禁，妻离子散，还有持续不断的社会摈斥，密不透风的军事监视，和一旦获释后的无业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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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共产主义最能干的新成员，特别是1975—1976年以后，有相当数量是泰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和越南，但作为1960年代的孩子，他们也接触了北欧和美国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以及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往往喜爱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但是对随便哪位合法的印共干部来说，这两人在国际舞台上出道太晚了，不会让人想到去欣赏他们。这些1960年代的孩子们有相当数量是第二、三代的泰国华裔，是被同化了的中产阶级的产物，那个阶级自1950年代晚期以来有长足发展。正如移民的子孙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决意展现自己爱国心切的泰国身份（Thai-ness——这是他们厌恶泰共领导层顺从北京的一大理由），但是有点刻意而不自然。他们只有极短暂、极浅表的议会政治经验，是由议会外行动主义与游击区生活塑造成人的。但是他们的“共产主义之后”的生活，多数情形下是渐趋正常的（尽管有显著数量的人吸毒或自杀）。一旦泰共被摧毁，他们或是回到家里，帮着打理家族生意；或是重返大学；或是出国留学，主要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要不就决定参与议会政治，它是1980年代开始在泰国真正生根的。他们没怎么受到刁难，个中缘由特别在于，他们是过去教育优异、如今功成名就的那个资产阶级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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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沼里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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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审视这两国的“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前述这些差异必须牢记在心。然而，有点奇特地，存在着有几分隐秘的连线，把二者连接起来，这些连线就是民族主义、历史和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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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印尼。今日印尼妇孺皆知的、也许是地位最高的激进分子，是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即人们通称的“普南”），他的小说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当奥斯陆[613]的轮盘转到这个地区时，他还是东南亚机会最大的诺贝尔奖候选人。普南的政治履历与众不同。他生于1926年，1948—1949年作为民族主义革命者首次被荷兰人监禁，后来在1959—1960年因为公开为华人少数族群声辩，又坐了苏加诺的牢，最后在1966—1978年成了苏哈托独裁政府的阶下囚，因为他从1950年代末直到1965年是左翼知识阶层的意见领袖。而今，印尼大屠杀过去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他的著作仍然全部被禁，私下传阅这些书的大学生们，招致了长期徒刑的判决。他的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的四部曲，那是他在1970年代中期，在遥远的布鲁岛囚犯隔离区开始创作的，他的创作办法是向他的狱友们口头叙述。这四部曲不严谨地用一位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先驱的生活作基础，他名叫迪尔托·阿迪·苏里约（Tirtoadisuryo），是出身于爪哇贵族之家的一位青年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创办了第一份民族主义报纸，帮助推进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第一次激进运动，在坐牢和默默无闻中结束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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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的题目就揭示了它们的特性的某些东西：《人世间》，《万国之子》，《泥沼里的足迹》，《玻璃屋》。[614]前两部宣告了印尼文学中前无古人的某种观念（1965年前的印共也一定会对之皱眉蹙额的）：印度尼西亚这个“人世间”是所有热爱印尼的人的，不仅仅属于它的持有护照的公民；印尼民族主义的这位英勇创始人是各国那些解民于倒悬的民族主义者们的继嗣。第三部书名唤起了这样一些人的形象，他们参加了1910年代、1940年代、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斗争，留在身后的却是一无所有，只除了“泥沼里的足迹”；第四个标题模仿福柯的边沁式全景监狱，在荷兰殖民政权想让殖民地凡事皆归监控之下的雄心中，讽喻了印尼这个当代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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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向我们展示的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人公，不仅忙于从他遇到的法国人、荷兰人、日本人以及住在爪哇的其他外国人那里了解世界，从世纪之交正将整个地球绍介到殖民地诸城的新报纸上了解世界，他还注定相继要娶几位外缘女子中最外缘的为妻：一个令人怜悯的欧亚混血美女，一个逃避垂死的清王朝野蛮统治的华人移民，还有一个凶悍的穆斯林，来自这个散乱铺开的群岛殖民地的东部极远边陲（从爪哇看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四部小说中占有首要地位的人物，不是年轻的主人公，而是他的第一个岳母，在她初次行经之后，她就被微贱奴媚的爪哇父母贱卖给一个酗酒、贪淫的荷兰种植园主，但是她完全掌握了她此后的命运，克服重重困难与殖民地秘密警察本身较量。（普南用了一记出人意料的妙着，让第四部小说的叙述者是高级土著特工，被荷兰人派去监视和纠缠主人公，直到后者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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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小说把时间设定在1896—1916年间，即“共产主义之前”，它们根本上却以“共产主义之后”的印尼为指向。老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在许多情节里都昭然可见，这些情节如种植园主、领主代理人、殖民官员、土著贵族及秘密警察的压迫，农民、小商人、记者、妇女和少数族群的反抗等。但是我们（激进的印尼人）与他们（白人殖民者与其合作者华人贱民—企业家）对立的轴线消逝了，这条轴线自1940年代以降，无论对左派抑或右派，多少已成常轨。更险恶的人物一般是将来所称的“印尼人”，而男女主人公不但是民族身份混杂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信仰纷繁各异。或许我们不该对这一切大惊小怪。在1970年代末，那时这批手稿写完了，普南充分意识到，为了使他历经十二年可怕监禁之后得以安全释放，明尼阿波利斯的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以及大赦国际功不可没；他也意识到适成对照地，“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对他的状况无动于衷。监狱昭示了共产党人证书与道德勇气之间的鸿沟有多宽。与此同时，他在奋笔疾书，言外之意直指野蛮的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在它的公民中间主张自身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和“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合印尼民族，据说该民族的源头只在于也全在于一个古朴纯净、有千年之久、200%纯土著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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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印尼激进主义，它可以描述得稍简略些。卡塔维查亚（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现在四十岁出头，比普南小了不止一代。他在柏林过着岌岌可危的日子，因为他的护照很久以前就被剥夺了，借口是他那煽动性的、傲慢无礼的著作，但是他拒不放弃公民权和寻求政治避难。他的幸存下来，部分是由于他同德国绿党和社会民主党里边的活动家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1965年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一家国有糖料作物种植园经理，是个虔信的穆斯林，饱受种植园工人的共产主义工会的抨击。他还是个上初中的小孩，自然被家庭忠诚拉进当地一个反共青年团的行列，一当时机来临，这个青年团就加入到matanza（屠宰）之中。有些屠夫就是卡塔维查亚的同学友朋。对他所目睹的场景的种种回忆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可是他无法条理连贯地思考它们或见诸行事，直到他去德国学习电气工程。在那里他娶了一位二流的印共知识分子的女儿为妻，大屠杀时这位知识分子碰巧离开了印尼。但是他跟他岳丈的关系冷若冰霜。自1980年代初以来，他因为三件事成了印尼自诩的激进分子中的闻人。其一，冷嘲热讽的文章汩汩涌出，笔锋直捣雅加达独裁政府，就这些文章而言，最显著的特色是它们超现实地混杂了政府官话、街头俚语、反语的马克思主义词汇、猥亵描写，以及纯诗的笔致。目的不外是让这个政权及其专制的发展语言去神秘化。其二，是对印度—爪哇古代传说的一系列再加工或新想象，那些传说支撑起了爪哇的小传统和大传统。在这里，克利须那神和阿周那可以作为公共信息官、异装癖的妓女、大学教授或宗教骗子，平等地谈话。他的规则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其三，是对他中学时遭遇大屠杀的记述——站在屠杀者一边的记述，独一无二，理当驰名。他坚定地认为，大屠杀决不应忘记，它们也不应成为哪一天更多的大屠杀的基点。对于把他和他的伙伴们引向屠宰场的那种不长脑子的认同，他耿耿于怀。这意味着推倒了“我们”和“他们”之间让人宽慰的任何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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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引用这篇题为《我是印共分子还是非印共分子？》[615]的奇文的两小段话，试着表现它的风味。第一，对顺着布兰塔斯河流经他家乡的那些可能是共产党人的尸体，他写道：“通常这些尸体不复有人样。脑袋没了。肚皮划开了。臭得难以想象。为了确保他们不沉河，这些皮囊被精心地绑在或钉在竹桩上。他们从谏义里出发，沿着布兰塔斯河流下。当尸首堆积在木筏上，印共党旗在上方猎猎招展的时候，这种起航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第二，关于当地妓院的失业，他回忆说：“一旦对共党分子的清洗发动起来，嫖客们就不来寻欢了。原因只有一条：妓院门前悬挂着许多男共产党人的那话儿，像挂出来待售的一根根香蕉，大多数嫖客——和妓女——都吓得要死。”无论是对逃过一劫的老共产党人，还是对实施这恐怖的政府和政治集团，这都是一种令人十分恶心的语言，因为它让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是刽子手还是非刽子手？但卡塔维查亚不是在对他们讲话，而是在对一个年轻的印度尼西亚讲话，如果它开始进行根本的思考（它有朝一日必定会那么做），它也将直面在“共产主义之后”这个世界纪元而非印尼时间里，“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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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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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泰国，它不是一个驱鬼的问题，也许反倒是个召鬼的问题。泰共的覆灭一定程度上伴随着轻声呜咽，而不是骇人的巨响。虽然它的倾覆早于苏联的解体，但是时间相隔如此之近，严肃反思二者之一的人，很快就不得不反思另一个。头脑激进的泰国思想者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自由地、常常惬意地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富得俗气、腐化透顶的资产阶级半民主制下，不像他们的印尼同志，生活在心狠手辣的军政权淫威下。他们许多人最后拥有了可敬的职位，待在大学、媒体中和泰国议会里。对他们来说，问题典型地是这样一些：泰共的灰飞烟灭，是像它的保守主义敌人始终宣称的那样，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泰人的吗？他们自己忠诚于它，是天真年幼的幻觉的产物吗？他们彻头彻尾误解了本国的文化与历史吗？难道除了早早考虑福山的名言，尾随在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没完没了的行列后面以外，就再没别的事可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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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最重要的激进思想者是学院派学者，而不是流亡的或被禁的非正统历史的想象者；他们殚精竭虑思索他们何以政治受挫，他们得胜的对手的力量何在。不过，这种思想几乎总是聚焦于历史，虽则方式大异其趣。且让我们仅仅简单讨论三篇重要文本，它们是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在最近十年里所作，其中两人是泰国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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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社山·巴色军（Seksan Prasertkul）的论文。他是1973年10月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光的杰出学生活动分子，1973—1975年间进一步激进化，在越南和老挝短期受训，1976年后奋勇参加武装游击斗争。像他许多同代人一样，社山到1980年代中期得出结论说，泰共领导层不但被一种“华族性”（Chineseness）严重致残，这种特性导致他们荒唐地、灾难性地同“小瓶”的北京休戚与共；更要紧的是，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泰国民族主义拱手让给反动的佛教僧侣、右翼的军队领袖，尤其是让给紧紧攫住大传统和民众想象力的君主制。在他看来有一种暹罗史的建构至为根本，据这种历史说，暹罗是被心无私念、高瞻远瞩的一连串君王们从帝国主义手下拯救出来，并开始走上现代性之路的，那些明君始于我们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的精彩表演中认识的拉玛四世。在广泛细致的档案研究基础上，他写成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学位论文，不过将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历史编纂学完全颠倒了。[616]比如，他能够证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老是被人轻鄙和边缘化的“中国人”和“泰国华裔”资产阶级，非但远不是一群乌合的买办，反而正是他们刚健有力地捍卫了泰国经济的独立性，使之不受英帝国主义之害；而此时君主政体和贵族却已向英帝国主义缴械投降，后来又与它狼狈为奸。他还令人信服地主张，泰国自由化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力，其实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它单方面地、满不在乎地摧毁了重商主义的垄断体系，后者是旧皇权秩序的根基；然而同时，它又因此抽走了本地资产阶级消灭旧制度的历史政治任务的基石。因此，旧社会秩序许多成分苟延残喘到了当代泰国，一种虚妄无稽的、神秘化的泰国史叙述也出现了。他论证说，泰共最大的失误中，有它对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轻视，它对斯大林式庸俗马克思主义未经三思的采纳，以及由此导致的它长期不能造就一种统治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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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是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他是全国闻名的活动家“曼谷十八君子”之一，他们在1976年流血政变以后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审判和定罪。通猜是泰国华裔，比社山小很多，思想上渐趋成熟的时期，正赶上我们回顾起来所称的“福柯时代”。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激烈攻击当代的旧制度。他做了一项出色的微观研究，研究了十九世纪曼谷制作的各种地图，以及围绕着这些地图的机构和话语，从而能够言之凿凿地表明，具有一种霸权性保守文化的不朽“泰国”或“暹罗”，是1870年代的发明。[617]欧洲帝国主义者们引入墨卡托绘图法，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测量学，想象连绵不断的无形边界，这造成了福柯式的“断裂”；在那断裂时刻之前，王朝的疆域是由它们的中心界定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臣民是无限可变、用途各异的一群群劳役劳工、步兵和纳税人，对这些人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他们的“民族”。为什么“泰国”统治者的军队中充斥着中国水兵、马来领航员和越南弓箭手，这就是原因之一。通猜进一步表明，在1870年代之后，新的皇家绘图部门如何开始以欧洲人的方式，创造出全盘假想的历史地图，这些地图将他讽刺性地所称的“泰国的地理体（Geobody）”推回到传说的往昔的薄雾之中。这样一种主张说：远非持续、毅然、爱国地捍卫始于古代的泰国，统治阶级实际上在稍多于一个世纪之前发明了这个泰国，而且发明它的那种方式有力支持了该阶级的统治权。不消说，它的推论显见是颠覆性的。但是通猜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多样化的另类历史叙事开启一个巨大空间，那种叙事是去中心的、地方化的、平等主义的、民众的。如此以往，道路将被扫清，有利于未来对历史主体性的反霸权的左翼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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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加信·泰差皮拉（Kasian Tejapira），一位泰国华裔，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得无缘参加1973年10月的暴动，却也是1970年代晚期忠诚的地下马克思主义者。跟另外两人不一样，大约在世界共产主义自我毁灭之际，他才着手他的研究。或许正是因此，他的研究深受本雅明影响，旨在半反讽地复原1940和1950年代朝气蓬勃的泰国马克思主义。他周密省察了其中的形容词（泰国的）和名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认识到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无摩擦地迁移，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那自始至终不过是幻觉罢了。他是这么想问题的第一个泰国知识分子。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某种文化商品，在不同时代，它有着可描绘的各不相同的“需求”和“供给”。[618]他也是思虑及此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博大精微，非此处所能撮其要，但从下面这段出自它的开篇的引文里，我们能够略窥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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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身处现今这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对英语读者来说……这样一本书一定显得多此一举：它论述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在一个遥远、恬适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以其转世化身出现、如今已归西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甚至这本书的“存在权利”似乎都很可疑。毕竟，过去十年间，泰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践与组织已经证明是破产了，土崩瓦解了，就像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里它的大多数同党一样。那么为什么要费工夫读——且别说写——这具政治遗体的如此冗长乏味的讣告呢？我的回答是，共产主义虽死，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缠着我们；这死者与活人有过如此长期、猛烈的交锋，如果不在它的亲密对话者的文化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它是不会逝去的；还有，就其本身而言，唯有通过对共产主义鬼故事的书写、阅读和理解，活着的人们才能充分感知到他们自身潜意识的文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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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收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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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依旧残存着文化抵抗的基本要素，那种抵抗是长期致力于有摩擦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泰国文化所锻炼和形塑出来的。只要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浩劫仍然降临到泰国人头上，就会有日新月异的激进分子重整旗鼓，将这些要素铸成强大的文化武器，为他们自身的和人类的生存与尊严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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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这里，我们这三位泰国激进学者邂逅了普南和卡塔维查亚。他们以不同方式，不停地写呀写呀写呀，要找回天使退去的脚下那散落的碎片的可贵精华；这绝不全是为了他们的同胞。现代的过去——共产主义是其中如此核心的部分——必须加以深切的再检视，再探询，可能的话复原，因为，借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话说，我们等着听前方雷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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