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6670
这段插曲的一个宝贵结果，是赞成根本性宪法改革的一场运动——它要削弱腐败的行政部门的集中化权力，遏制贿选，加强政党纪律，提高问责性。1997年7月泰铢崩盘，让那些最起劲地抵制改革的集团脸面丢尽。新宪法最近已经颁布，它在大多数方面都是进步的。金融危机本身并未造成政治动荡，甚至没有造成较大的示威游行，仅仅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并被另一个略老实点的内阁取代。此外，由于长期成功地将“华人”融合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种族主义的攻击替罪羊行为。泰国的政治精英层，靠着唯国际风向是瞻，如愿撑住他们自己的地位已达一个半世纪；在顺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上，他们也很少惊怪抱怨；他们（也许正当地）寄望于该组织的是，当失业率上升、物价暴涨时，他们将会得到回报。基于前面列举的种种原因，奇迹在某个时候重返暹罗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有充足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后冷战政治秩序灵活通变又根深蒂固，足可确保在不远的将来经济适度复苏。
1703306671
1703306672
然而印尼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实在1964—1965年间，印尼经济就已垮了，原因在于恶性通胀、军队对大型国有部门的贪腐管理，以及苏加诺的独裁主义政策。经济崩溃作为主因造成了一种心理氛围，在这种氛围下，1965年10月到1966年1月间，一场浩大的屠戮发生了，直指合法的、赤手空拳的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付出的代价是至少50万人的生命，还有其他无数人多年的监禁——未经审判，却常常受到严刑拷打。[641]后来没多久，那位激进的民粹主义总统、华盛顿眼里的妖怪苏加诺紧跟着下台了。当时，美国军队正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进步神速，此时此刻，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遭到可怕毁灭，这立即给大屠杀的主事者苏哈托将军赢来了美国赞助。1966年春，印尼第一个“热”冷战政权，尾随着恐怖活动建立起来了。
1703306673
1703306674
在早期岁月里，独裁政权对美国的心愿百依百顺，也因为这么做，它得到丰厚犒赏。美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团队掌管了经济，他们止住了恶性通胀，将许多国有化公司私有化或者归还给原来的外国所有者，鼓励外国投资开发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投向制造业。印尼和美国达成一项密约，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无须浮出水面以致暴露在苏联卫星的追踪眼皮之下。作为回馈，华盛顿组织了“支援印尼政府间集团”（Intergovernmental Group for Indonesia，IGGI），这是美国、日本与欧洲资本主义大国组成的一个大财团，要在本世纪的下一个二十五年里，给印尼的“发展”专款大量、稳定地输液。这些政策，既是苏哈托权力巩固的关键根基，也是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印尼奇迹的关键根基；它们给刚发现富藏石油的印尼带来的效能，被1973年欧佩克的石油提价行动大大增强了。华盛顿那么称心如意，以致1975年12月后，当苏哈托决定入侵并占领葡萄牙从前的小殖民地东帝汶时，福特和卡特政府竟对这一事实装聋作哑：实现这次入侵，用的武器九成是美国造，严重违背两国1958年的双边武器协定。进而，它们还在国际论坛上为雅加达辩解，又秘密提供越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大的OV-10攻击型武装直升机，帮助摧毁东帝汶人的抵抗，摧毁东帝汶的农村环境和社会，真是太有效了！（20万以上东帝汶人，亦即总人口的1/3，在1975—1979年间非自然死亡。）
1703306675
1703306676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哈托政权渐渐改变了它的内部特性，改变方式将具有非同小可的长期后果。在早年，他是将军们的统治小集团中的首席执政，他的权力是军队的权力，他的权威是基于恐惧，基于美国人收拾的经济稳定化的有益影响。那时候，富得出了名的人是高级军官们，最负盛名者是苏托沃（Ibnu Sutowo）将军，他久居国家石油公司即“佩塔米纳”（Pertamina）总裁之职，想方设法弄得它在1975年欧佩克成就如日中天时破了产。然而时间一长，苏哈托把他的袍泽们撇在一边，创立了个人独裁统治，雅加达的饶舌之徒今天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手段不外两招。
1703306677
1703306678
一方面，他改进了扎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之中的选举体制和执政党，这保证他彻底控制着立法机关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定总统，为政府政策制订大政方针）。他狡猾地创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给虔敬的穆斯林，另一个给基督徒和害怕这些穆斯林的其他人。[642]这些机制，还有他从国内外源头上可以弄到手的无限资金，使无尽系列的装模作样的“自由选举”成为可能，也使他本人得以永久连任总统，遇不到反对。[643]
1703306679
1703306680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十分招人嫌恶的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确保他对全国财富的个人控制。在该政权初期，苏哈托与“赤色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关闭了华人学校和报刊，强迫华人改名，改得听起来像穆斯林或爪哇人，还立法规定 tjina/cina（大致相当于“中国佬”）是这些人的官方称谓。[644]他后来看样子逐渐认识到，对华人的政治—文化压制与强制集中居住，能够达到别的目的。一方面，华人被全盘取消了正式的政治权力，那种程度是前所未见的。[645]与此同时，“华人少数族群”受激而群聚于商业，他们中的小股精英在苏哈托的私人保护下，被拔擢到超级大亨的地位。在这种“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体制下，我们可以说华人有经济权而无政治权，而本土的印尼人（苏哈托的对手或接班人会从中升起）或许有政治地位，却没有富集的、独立的财源。
1703306681
1703306682
这些“宫廷大亨”也是为苏哈托大家族聚敛惊天巨富的代理人，马科斯家的赃物，虽鼎盛时期，[646]比之这一巨富也相形见绌。他们超级大亨的地位有赖于凭借政治手段，将关键经济部门重新组成卡特尔和垄断化，特别是银行业、进口贸易和自然资源开发。苏哈托的“皇子公主们”和其他亲属，在这些大亨的公司里获赠大量股权，从大亨持有的银行拿到无限度贷款，对特殊的出口商品（如丁香）和进口商品（如塑料）拥有分拆的垄断经营权。[647]上层树立的榜样，在“奇迹”年月里向下蔓延，结果印尼经常与尼日利亚和中国为伍，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之一；因此像它这样一个国家，1960年同南韩的发展水平相当，三十年后却完全被后者超越。
1703306683
1703306684
时光流逝也一定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苏哈托当国家元首，为时之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君主的领袖——另两个人除外：卡斯特罗，还有差距不大的多哥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ema）。[648]很多年来，他可以依靠对1965—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印尼公众政治上噤若寒蝉。但是今天，要到45岁左右的人才可能保留着这种记忆，大多数印尼人都远远小于这个年纪。苏哈托政府依旧抬出“潜伏的”或“死灰复燃的”共产主义幽灵，证明它的压制是正当的，可是这冷得结冰的冷战修辞谁也说服不了。而今率领军队的将军们，在大屠杀发生之际还是嘴上无毛的军校学员，比他们的总统小了整整一代。[649]1990年代初，人数多得多的新一代工厂工人涌现出来，其中许多是妇女，他们越来越无所畏惧，通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逐渐消蚀了政府对劳动力的公司控制。因奇迹而生的新中产阶级，早先的感恩戴德，已经变成对资本主义亚洲最后一个冷战政权的贪婪与压迫的沮丧感和怨憎感，特别是因为他们眼瞅着别的地方处处在欢快地松绑减压。
1703306685
1703306686
印尼卢比的灾难性崩盘（比该地区其他任何一种膨胀的货币所遭遇的崩溃都剧烈得多）意味着，不论印尼人还是外国人，人人都感到，经济危机不可分地牵连到政治危机，这在印尼现代史上要第二次出现了。很可反映这种形势特点的是，尽管经济破产了，“发展之父”苏哈托的政治机器仍然确保了他全体一致地再次当选总统，他那位半痴的门徒、德国培养的航空工程师哈比比当选为副总统。[650]他的张扬好胜的女儿“杜杜”（Tutut）出任社会事务部长，他最喜欢的华人大亨做商务部长，同时他的女婿是军队精英荟萃的战略指挥部的司令官。[651]两个政党，几十个社会组织，在经受多年的压制和操纵后，似乎已肢残力怯，不能组织目标明确的社会运动，就是靠那种运动，南韩、菲律宾和暹罗才摆脱了它们的冷战政治体制。结果，迄今为止，全体居民对金融危机之痛的反应，竟主要是针对他们鞭长可及的华人闹闹事，或打劫后者的财物——典型地是在乡野小镇上。这种骚乱的效果只不过是进一步摧残了经济。
1703306687
1703306688
苏哈托心知肚明：在全世界所有宗主国眼里，他被当成一个大问题，而不再是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克林顿希望他垮台；大屠杀那会儿，克林顿还是个学生。但是当他的泰坦尼克下沉的时候，他将紧抓不放。他太老了，太守旧了，太骄傲了，不愿卷铺盖走人。[652]新秩序是由他建的，也是为他建的，没了他不可能苟存。可是有了他，它也在劫难逃。还没人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后可能如何，这种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只是加重了对永久受损的国家前途、对暴力和混乱肆虐的可能性的普遍忧惧。在天上或地下的某个地方，苏加诺想必在搓他那双鬼手。
1703306689
1703306690
1703306691
1703306692
1703306694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1703306695
1703306696
人们很容易忘记，少数族群（minorities）是与多数族群（majorities）协同形成的——而且这在东南亚还是晚近的事。该地区任何一种本土语言，都缺少表达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语词。它们诞生于政治和文化革命中，造成这种革命的，是殖民地国家的成熟和与之作对的大众民族主义兴起。前者根本改变了统治的结构和目标，后者改变了统治的合法性。
1703306697
1703306698
东南亚晚近的殖民地国家，跟它的所有前辈们不同，它是从地图和司法上想象自身的，自认为是精确标明的地理边界之内的最高权力，而那种边界又是国际法从外部加以认可的。因此它着迷于条约、协定、治外法权和边界委员会。这种对国际法的服从——再没有比对无人居住的南极洲的庄严分割更好的例子了——有另外一面，就是国内的专制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权利，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古代东南亚的任何一国。（东南亚比较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约翰·弗尼瓦尔谈到了“利维坦的铸就”，此话并非无的放矢。）而且，在十九世纪的东南亚殖民地，这种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国家权利，背后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复杂精致的官僚机构、无往不克的军事威力，以及工业资本主义那永不安宁的动力。
1703306699
1703306700
正如殖民地国家从它的欧洲君主制先驱那里借鉴良多一样，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也从它的对手那里广借博取，所依凭的恰是较早时期以来席卷欧美的相同学说。人民（the People）新近被设想为与殖民地统治者相对立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将继承后者的至上权利（summary rights），但由于决定性的承认机制，又使自己服从当时最新的国际法的那些程式。这个悖论清晰地表现在各主权国家争先恐后加入联合国及其公约、议定书、下属组织和语言中。
1703306701
1703306702
然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这个正式的抽象名称，掩盖了结构、能力和目标的繁复多样。最早的欧洲征服者葡萄牙人，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被荷兰人排挤到一边去了，此后只在僻远的小小帝汶岛的图上一半勉强容身。直到今天，葡萄牙像爱尔兰似的，依旧是欧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西班牙，这个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况愈下的宗主国，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从东南亚扫地出门了；它对菲律宾的不通于时的前工业化统治，留下了跟其他殖民强国迥然不同的残余。在另一端，工业大国——英、法、美、日——直到十九、二十世纪才纷至沓来，却以它们开创的广阔疾骤的变革，大大弥补了它们的迟来。小国荷兰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1703306703
1703306704
而且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国名足可说明事实：菲律宾是以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讳命名的，除了不断烦扰西班牙直到它结束统治的几个新生的穆斯林苏丹领地以外，菲律宾不包含任何真正意义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种拟古的复合词是现代的发明和地图上的地带，部分或全部覆盖了很大一批传统王国和公国；马来西亚是从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旧货清仓当中兴起的，它的词尾“亚”（-ia）暴露了它的现代性。即便像缅甸和越南那种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欧洲人到来之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直系后裔，其实跟它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广袤的英属缅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英属印度的外围部分，本来可能最终成为东面的克什米尔。在印支出现两个讲越南语的重要国家也并非难事，就像南方群岛上出现了讲马来语的两个国家一样。同样地，暹罗虽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发现自己承袭了不管怎样杂七杂八的领土，这些领土是竞逐的欧洲列强留下来当作它们间的缓冲带的。
1703306705
1703306706
考虑到这些形势，二十世纪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抗利维坦的斗争中，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这些斗争不应由于其领袖如今多已辞世而被遗忘。除一种例外，全部优势都在敌人那边——财富、武器、科学知识、外部支援等等。统治者唯一的关键弱点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所作所为，他们成了一望而知的少数族群，兴许是东南亚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族群。这里的要害在于，他们是自认的（白人）少数族群。世纪之交他们从宗主国来到这里，此时多数统治已成为宗主国政治上的合法性规范，并且这种规范正通过报纸和教室迅速向亚洲传播。如此一来，即便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合法。正是这一点最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很少以绝然的帝国主义信念顽抗到底。
1703306707
1703306708
民族主义者有不少人深谙这个弱点，特别是曾在欧洲本土待过一段时间的那些人；从他们的观点看，中心问题是创造一个政治多数派，一个人数众多的“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时机和深度，在决定二战后那些民族国家对待疆界内新少数族群的政策上，比其他任何东西作用更大——那些国家疆界原是由殖民主义划定的。
1703306709
1703306710
我们一开始就应注意到，欧洲人自然而然地是用多数（派、党、族群）—少数（派、党、族群）语汇进行思考的始作俑者。他们是东南亚最先实施人口普查的统治者，普查中使用的基本分类网格，不是纳税人或应征士兵，而是种族群体。[653]由于欧洲人的族群想象发生了变化，在后继的普查中，这样的许多种族群体事实上“消失”了，但是无疑地，几乎所有群体首先存在于欧洲人的思维中。正是为此，欧洲人老早就寻求以他们为中心建立“多数同盟”，反对他们心存忌惮的那些群体，后者可能打出“多数派”旗号危险地与他们一争高下。
1703306711
1703306712
若想有资格成为同盟伙伴，需要一定的规模、权力、现代性和凝聚力。基督教化的群体是最合适的早期例子，正是因为它们在族群时代前就已存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殖民主义者，往往依据宗教而非族群对臣属人口进行分类，因为他们是从宗教方面设想敌人的。由于殖民统治者自身越来越不认真看待基督教，于是这些一度被认作基督徒群体的，就被重新归类为种族群体。荷属东印度的摩鹿加人和英属缅甸的克伦人就是有益的例证。
1703306713
1703306714
今天，可能从人种学上归类为摩鹿加人和克伦人的那些人，很大数量压根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主要是微末草民。显要群体一直是这样一些：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然后接受教育，受到照顾，供职于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去对付同样被构想为种族群体的其他人，尤其是假定的多数族群缅甸人和爪哇人。到了二十世纪，唤起人们注意的，正是他们的摩鹿加身份或克伦身份，而不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合乎政治类别的普遍世俗化。基督徒身份也可能在潜在的多数族群内部加以利用，就像越南那样；或者用来创造一个超种族的多数群体，就像菲律宾一样，在那里，直到西班牙统治终结，摩洛穆斯林的南方人始终是有利用价值的妖孽。每个事例中，基督徒在统治同盟内都被赋予一席之地，哪怕是从属性的。
1703306715
1703306716
另一个重大的同盟建构策略是创造出“华人少数族群”。在这点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提供了有代表性的早期实例。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叶联合东印度公司（VOC）的记录与本地记载两相对照，我们了解到，当地法庭仅仅视之为高等官员的权贵，VOC则斥之为“果然是华人”。联合公司迅即为这些“华人”发展出一套单独的法律体系；他们显然没想到自己是“华人”，他们不认得汉字，如果他们说的话是非本土的语言，那也是彼此不通的大陆方言。公司权力的增长，意味着加大对华人的隔离，表现在诸多方面：法律地位、必需的着装和发式、居住地、流动的可能性，等等。到十九世纪，这些政策在爪哇制造出一个不说华语的华人少数族群，它与任何土著联盟都渐行渐远，被套在巴达维亚的大篷车上。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政策殊途同归。在暹罗，华人同化到了统治阶级包括皇室家族之中，下迄二十世纪亦然，那种轻松自然，清楚反衬了殖民地族群政治其实多么违背常情。在十九世纪殖民前的马来亚，富裕华人与马来统治者之间关系亲密，这又是一个适例。
1703306717
1703306718
为殖民主义的多数派游戏添入的最后一种指认的族群，是只有符号性的、准司法的重要性的那些群体。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山地部落、刀耕火种的临时农田的农夫、“石器时代人”，诸如此类。一般说来，这是些真实的或统计的群体，人数很少，地处偏远，没有值钱的经济资源。
1703306719
[
上一页 ]
[ :1.703306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