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6720 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通常没人理睬，既然他们不值得花费钱财去认真管理。我们可以想想马来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荷属东印度的巴布亚人，和吕宋的山地部族。如果他们是被白人动员起来的，那么一般都是在最后关头，为了抵抗多数族群民族主义者。占了新几内亚岛半壁江山的西伊里安，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地人口实际上很稀疏，分散在好几百个小共同体中，相互间语言不通，到二十世纪他们才被正式并入荷属东印度，然后就被仁慈地晾在一旁，直到印尼民族主义革命成功在望。然后，他们被集体地视为一个非印尼人的新兴种族群体（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伊里安人，随便什么人）的一部分，以此为据，被征召到荷兰人的同盟中。荷属东印度的成员，他们可以是，但印尼的成员，他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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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2 1950—1963年间，荷兰人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不无成效地造出一个伊里安人种族群体——它最终成了民族主义集团。讽刺的是，荷兰人成效的媒介，竟是印尼语！我们发现，英国人作为缅甸外围族群的代言人，法国人作为他们的印支山民的代言人，动用了相似的策略，只是形式不那么极端和怪诞罢了。就民族独立后企图利用这些边缘人口而言，荷兰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对付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对付苏加诺政权；国际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缅甸赞助了族群叛乱，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基雅维利们援助了南菲律宾的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只要这符合他们各自不同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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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4 当然，阶级也是有的。在东南亚大多数地区，白人少数族群试图在潜在的多数族群那些地位较高、生活富足的阶级中间塑造盟友，办法是让他们变成地主或官僚。这样做的灵验程度不等。他们并非总是可以信任。在菲律宾，有些最活跃的早期民族主义者就是富有的华人梅斯蒂索地主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老贵族阶级，虽然不堪大用，却几乎被彻底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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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6 只是还有一点尚需注意，殖民地的族群政治，在它垂死的日子里，呈现出一种重要的、特有的制度色调。当立法机构勉强开始在殖民地专制国家的甲壳内形成的时候，白人少数族群不但屡屡代表过多，而且设立了受保护的族群席位，以各种手段操纵选举系统来获得所需的结果。理由总是说，纵然这些种族群体往往又小又分散，但作为种族群体，它们需要特别的、有保障的代表权。之所以出现有名无实的联盟构建，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受到承认的种族群体的代表几乎从来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相反，他们是殖民政权钦点的，通常是从各群体内最有特权、最保守、最肯勾结外族的分子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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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8 长远来看，殖民地族群政治单靠一种普查—司法基础不可能维持久远，必得有它自身的文化才行。而且，这种文化总有一个容易滑脱的基础。新的人口普查分类法几乎处处都是靠一种政治—道义地理学维系的。潜在的多数族群人口——缅族人、越南人、爪哇人——被标举出这样的特点：没有雄性气概，背信弃义，好勇斗狠，自甘堕落，还封建守旧。而诚实、勇敢、信义、真挚和忠贞等特性，尽归于同盟的伙伴即少数族群。无休止地重复来重复去，这些刻板印象最终生效了。少数族群不但极惯常地认为新生的多数族群是堕落、怯懦或奸诈的，而且更加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又诚实又勇敢又守信，哎呀，还忠义。因此，新发现族群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虚假特征，迅速深深扎根于疾变的政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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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0 这些类型实际上有多易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殖民地在地图上的特定伸展就能明白了。假如缅甸整个并入印度，就像它本来可能被轻易搞定的那样，缅甸族人将成为少数族群同盟伙伴，如同帕坦人或俾路支人一般，而且最后肯定也会变得诚实勇敢忠义。假如高棉人未曾并入印度支那，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不会被当成碌碌无为、头脑简单的贪图安逸者来怜悯，而将被诋毁为波尔布特的原型。在马来亚，马来人对英国人扮演克伦人和高棉人的角色；在沙捞越，他们又对布鲁克白人罗阇（Rajah）们扮演缅族人和越南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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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2 华人再次是个样板。虽然直到1890年代有些东南亚华人才意识到欧洲人自十七世纪以来执意认定的事情——即他们终归是华人，他们在独立后的东南亚的处境早有他们殖民时期的命运为前兆。被隔离，职业受限，习惯在统治联盟中充当低级伙伴。他们拼命地试图让自己适应民族主义政权，如果可能的话，要争取随便哪个外部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美国，日本，英国，等等）的大力支持，只要他们在作为国际资本中间人的日常角色中高攀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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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4 当我们转而比较性地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记住殖民时代的状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民族主义。该地区两个讲马来语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提供了性质各异的案例。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须记得，全世界主要凭借一种亚洲语言施政的重要殖民地，只有荷属东印度一家：荷兰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威望自信太弱，又太吝啬，以致不能向教育投资，而教育是让荷兰语变成通行整个群岛的行政语言所必需的。因而在1920年代，行政用的马来语得以变成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这种转变不费周章，而且已有殖民地全境的支持者。殖民地的辽阔和群岛特征，致使到1870年代甚至有数百万之众的爪哇人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少数族群，这种状况再兼以殖民政策的出奇保守性，很早以来就向民族主义者们指明，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可能联盟。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得很厉害，有穆斯林、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一再试图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尽量广泛地招募人马，不问族群出身。青年华人知识分子和职业政治人士也参加进来，成为这派那派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首先是华人。即便是在得宠的基督徒摩鹿加人中间，他们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招募，虽然成效不大。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有一个非白人的敌人，那它就是在荷兰人的多数派中构成关键的次属成分的通敌贵族阶层。殖民地之为阶级冲突所分裂，远超其他冲突。反殖革命的经历只是加剧了这些趋势。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尼举行过的唯一自由选举（1955年）中，初露头角的族群政党尽数表现黯淡，四大意识形态政党尽皆从所有种族群体中募得新人。当独立后族群对抗（有些被美国利用了）增强的时候，所产生的武装叛乱，除了一次例外，都以提升本族群在印尼之内的地位为目标，那次例外是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南摩鹿加共和国。每次对抗中，政府都有出身于这些种族群体的国家领导人真心实意站在它的一边。如今，印尼政治的基本特征依旧是阶级冲突，族群政治扮演着次要角色。看看两次极明显的例外，政府对于西伊里安和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的政策，我们即可了悟这一点。所有种族群体的印尼人通通认为伊里安是祖国的组成部分，伊里安人是印尼人同胞。他们自觉其双重认同：既是种族群体的一员，又是国家的一员，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伊里安人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跟他们一样。1960年代，有一场真正的民间运动，要将伊里安的印尼人同胞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1963年主权移交的时候，自群岛各地奔来的许多理想主义人士自愿为当地人效劳。就算是今天，前往西伊里安的移民来自诸多不同地区，特别是苏拉威西和摩鹿加群岛。但是1965年后军队起而掌权，那支军队由于某些多属偶然的原因，于今掌握在爪哇人手里，却以为自己是印尼人的军队；而伊里安精英层又受了荷兰人鼓励，自认为是一个初长成的巴布亚国的领袖，于是他们与雅加达政权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日益被放在族群视角下加以阐明了。岛上宝贵的矿产资源的发现，进一步刺激了实质上代表阶级利益的这个政权像对待有着滚滚财源的其他每个地区那样对待西伊里安。同样，苏哈托政权1975年对东帝汶的入侵，以及自那时以来的野蛮占领，过去没有、我相信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充分的族群动机。该政权认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的左翼独立政权威胁到它的权力，决心斩草除根，不管当地人要付出何等代价。诚然，也许恰恰因为苏哈托政权不认为东帝汶人是印尼人，它才这样更加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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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6 马来西亚表现了对比鲜明的一个案例，族群身份在那里完全支配了政治生活。这个人烟稀少的半岛，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让兴旺的锡矿和橡胶种植园运转起来，这导致英国殖民当局在1870—1930年间输入了无数华人（从中国东南）和印度人（从马德拉斯管区）。人口流入如此之巨，以至于到二战爆发前夕，移民数量超过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本土人口。因而殖民政权企图这样来创建它的二十世纪政府：不但招募本土的马来人上层阶级当官，还招募作为整体的马来人少数族群。于是在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两代人之后，马来民族主义出现了，虽然它不过尔尔；它以对抗当地华人为职志，远甚于对抗白人；马来语表现为一种族群语言，而不是一种超族群的政治沟通手段。在各个阶段，英国人都同他们的当地伙伴密切合作，旋即产生了司法和政治上基于族群的管理等级制。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几乎事事直接追随殖民时期英国人政策的路数。英国人的丰功伟业在二战后的初期来临了，当时它面对着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起义。由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力那种偶然的族群构成，马共密集地在华人中吸收成员，但是它并不自认为是个族群政党，千方百计想让马来人农民和内陆山区的“部落”原住民加入。英国人逮住这个机会，污蔑起义者首先是族群成员，在打击他们时把族群政治玩到极致，最要紧的是剥夺了华人社群很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强化了保守、联英的马来人领导层的地位。自从1957年迟来的、平心议定的独立以来，政治依旧沿着族群分界线制度性地分裂；想要打破这种模式的一切真诚努力，都被毫不手软地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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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8 然而事实上，结果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坏。马来西亚的政治谋杀一直比印尼低得多，即便是按人口比率来算。华人这个近乎多数的族群，人数太庞大了，经济上太重要了，国际上的关系太好了，不能够对他们大开杀戒。马来的多数派政治令马来人政治领袖坚持说，东马来西亚的本土非马来人民（达雅克人、卡达山人，等等），其实是马来人；他们还鼓励马来原住民的马来化；他们与其说是压迫或遏制这些人民，不如说是拉拢他们加入虚构的马来多数族群。这的的确确对这些新成员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威胁，但是起码在当地看来居心还算良善，这些群体较明智的领导人应当利用这种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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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0 至于华人，形势复杂一点。马来西亚推行的极端形式的族群政治有一桩咄咄怪事，那就是华人对它的维持至关重要——而且不只是出于经济原因。由于过去二十年里马来人精英层损民以自肥，马来人社群内部的阶级冲突已经表面化。若非存在着华人的威胁，这些冲突必将变成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关键裂隙；结果，转弯抹角地，华人竟是现存政治结构的延续所必不可缺的。虽说如此，延续现行的政治安排也以一种狭隘的马来人方式，加强了国家安全机构；也延缓了马来半岛上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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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2 位于这两个截然相对的例子中间的，是缅甸（靠近印尼一侧）和菲律宾（靠近马来西亚一侧）。如同在马来西亚一样，缅甸的英国人实行了一种不寻常地复杂而果决的族群政治。殖民地立法机关包含了指定的少数族群代表，他们是从有限的（主要是印度人和华人）选民中挑选的。缅甸有大片大片的地区被隔绝开来，成为所谓“表列地区”（Scheduled Area），由仰光直接、独断地统治，完全不受立法系统管辖。这些地区居住着英国人定为中国人、克钦人或掸人的民族，通过征聘其成员作为忠心、传统的领导者——几乎总是在最保守、最有特权的部门，同盟的构建就实现了。只要国内安全系统配备的是当地人员，这些人就大量募自普查的少数族群，特别是克伦人（识文断字的基督徒克伦人）。殖民地军队也是循着族群分界线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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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4 如同在印尼那样，起源于城市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调动起一个政治多数派上面临着可怕的困境，可是它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殖民时期不存在族群性的反殖政党或组织。反殖的最终组织形态，即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包含了出身于各大少数族群的人们，如印度人和华人。同样地，在1945年后的时代里，主要反对派也从各大少数族群招兵买马。像在印尼一样，有一种努力（用了照例必有的含糊其辞）要创造双重认同；一个人完全能够既做好阿拉干人、孟族人或缅族人，又做好缅甸国民（Burmese）；正如一个人可以是米南加保人、巴厘人或爪哇人，又是印尼人。只要这种民族主义还有本土的目标对象，其中就会包括英国同盟的外围成员，即缅族官僚、基督徒克伦人警官和掸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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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6 但是缅甸在两个核心方面有别于印尼。一则是它有一个现实的人口统计学的多数群体，它被设想为族群：照人口普查来看，缅族人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种族群体相加之和，而缅甸语不能像印尼语有幸成为的那样，毫不含糊地成为超族群的语言。二则缅甸运气不佳，不是一个自由漂浮的群岛。它跟印度和东巴（后来的孟加拉）、中国及泰国接壤，与每个邻国都同有某些少数族群。这些邻居个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缘故，通过向缅甸政治舞台内部的角逐者提供庇护所、资金、武器或政治支持，介入缅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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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8 记得这一点也很要紧：战后独立的缅甸政府极其虚弱。1947年，缅甸的民族主义英雄昂山被一个敌对的缅族政客暗杀，一年之内，政府沦落得要保卫首都本身。醒目的是，反对派根本不是首先出于族群因素，而是来自两个多族群的共产主义政党，还有基督教的克伦族军事人员——后者一时接受了英国的暗中军事支持，担心一旦英国人走了，他们前途难料。所有这些集团都想要中央的权力，不是要与之脱离。虽然1950年代又有其他武装集团加入这些造反者行列，包括有些带着族群标记的群体、靠毒品撑持的军阀，以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逃窜而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残兵难民，但动力依然如故。政府和它的敌人都在寻求多族群的联盟。只有1960年当选的吴努政府才犯了明显排他性的错误，企图定佛教为国教，这个过失在1962年后被奈温的军政权纠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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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50 如同在印尼一样，缅甸较深的冲突线仍然是阶级冲突。人们常说1962年发动的国有化的激进计划是针对印度人和华人少数族群；但事实上这一攻击对付的是一般而言的后殖民中产阶级，包括各种缅族群体。军政权想要在跨越族群分界线的农民和工人中间树立牢固的阶级基础，发现自己面对着许多族群精英，他们有英国人撑腰，一度避难于“表列地区”。并不使人惊奇的是，这些精英自命为与缅族宰制相抗衡的族群身份的捍卫者，试图以此守住他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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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52 相对于缅甸，菲律宾形成了显著的反差。该国含纳的种族—语言群体远多于缅甸，可是族群本身在它的政治中仅扮演了次要角色。要解释这种局面，有两个因素须得谨记。第一，三个多世纪的天主教殖民主义和福音传道，到二战时造成了90%的人口是基督徒，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多数群体。第二，由于复杂得此处难以深究的种种原因，殖民统治产生了一个强势的华人—梅斯蒂索人大庄园主上层阶级，他们跨越种族—语言界线互相通婚，在掌控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上利害与共。实际上，菲律宾是东南亚存在这样一个树大根深的地主上层阶级的唯一地方。它在菲律宾天主教中拥有巨大的多数派基础，这给它平添了权力和能力，恰恰为此，它发现从美国人手下获得政治独立轻而易举，此时距美国人从西班牙人和反西革命分子那里夺取这块殖民地还不足五十年。同样的因素使得上层阶级漠视与南部穆斯林少数族群建立强固联盟的任何需要。甚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穆斯林人受到粗暴对待，不是当作族群，而是当作宗教的离经叛道者。不奇怪，这最后造成了现代东南亚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分离主义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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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54 从前文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要的是，族群政治根源在现代，不在古代历史中，它们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政策决定的。（未经殖民化的暹罗，族群政治是东南亚地区最轻微的，这可不是偶然造化。）其次，族群性与宗教和阶级的更深层力量错综地绞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考虑将少数族群分为三种类型，相应地各具不同的问题和前景，或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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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56 在所谓外来少数族群中，最显明的例子是华人。如今华人压倒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心与当地经济的较先进部门，他们的未来难解难分地捆绑在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上。在天主教的菲律宾和佛教的暹罗，他们做出了必要的文化顺应，形成那些社会上、中层阶级整合无间的组成部分。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由于荷兰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整合远为不足；然而华人是这两国现存政治—经济秩序的运行所断不可缺的，他们依旧掌握着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经济权力。这两国最大的差别在于，印尼的人口统计学因素排除了华人以这种身份提出族群性要求的可能性，而马来西亚的同样因素却激发了多数主义希冀。只在东南亚的这一大国中，华人身份才是中心政治议题。不用惊讶，华人遭遇最惨的国家一直是印度支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缅甸，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身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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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58 值得结盟的本土少数族群这一门类，指的是这样一些种族—语言群体：他们的人口统计学规模与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足可使之成为全国性联盟政治的重要选手。然而同样这些特征也表示，每个群体都被按照阶级——有时还有宗教——从内部割裂了。它们还总是意味着，群体的文化同它一个世纪前的样子关联不大，群体的认同是一种现代的认同，不管怎样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它。无论我们想到的是克钦人、伊洛卡诺人还是米南加保人，他们都已积极参与全国性政治多时了，而且是在不同的联盟里，他们在大多数意识形态阵营和社会阶层都有代表。难于想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竟会将他们排除在外。不同政权只会引来他们的不同阶层，其族群性将借此表达出来。然而我们也应当预料到，他们的重要程度会与时俱变，还会根据国家系统内可能选手的数量而变。选手数量越大（如印尼），灵活的联盟政治的发展余地就越宽；数量越少（如马来西亚、缅甸），不对称的拘执几率越大。所有这些群体都习惯了一定程度的双语使用，因为他们广泛参与了现代教育体制和现代政治。他们的前途看来不太灰暗；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常常还有经济，都离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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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60 在这个类别之外，是对可想到的任何多数派都可有可无的那一切群体，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地理上远离政治中心，对国民经济微不足道，缺乏西式教育。一般而言，他们在殖民地民族主义政治中无所作为，因而不便对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权轻言要求。司空见惯地，他们的内部分层程度很低，他们的职业多样性亦然。在国立大学或国家军队的军官队伍里，很少能找见他们的成员。有些情况下，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培养过他们，但这往往给他们招来沉重的镇压。因此他们难以在每个阵营有立足之地，更遑论在其中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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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62 多数情形下，他们的卑微愿望不过是别打扰他们，或者让他们恬然自适，慢慢适应外部世界。但是这个外部世界——不光是民族—国家，更重要还有全球权力的大发动机，不会听任他们自然发展。他们可能坐守在外界觊觎的宝贵矿产或森林资源上；他们的生存农业可能被国际官僚和国家规划者认为是破坏生态的；人口的压力可能驱使低地人走上人们的山区僻地；他们还可能很倒霉地住在敌对国或敌对世界集团之间的敏感边境上。就是他们的与世隔绝让他们不懂私有财产的仪轨惯例、联盟政治的手法，甚至不懂现代自我防卫所需的组织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通常不是种族群体；为了存活下去他们可能不得不学会依种族群体的身份去思想与行动（这很像最近美国印第安人或土著美国人不得不被想象成种族群体，以便保卫那些不然就有灭绝之危的多种多样的群体）。然而变得族群化——亦即参与民族—国家之内的族群多数派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这其中的代价也不要小觑了。它常常意味着成为基督徒（在暹罗或印尼），要不就是穆斯林（在马来西亚）。它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曾经享有的那种文化的自主与自足的完备走到了尽头。最能说明这种苦涩的矛盾的例证，是过去二十年里伊里安和东帝汶族群认同——以及潜在的民族认同——的出现。这些认同是美洲印第安人式的认同，因为它们就在试图保卫种种非族群的地方性认同的过程中，隔断和遮覆了后者。在命途多舛的环境下，这样的认同可能招致蓄意的压迫而不是有害的忽视，但是它们也开辟了一条路径，可以发展出一种必要的政治、经济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或许，在二十世纪的末尾，这是唯一的出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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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67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03304892]

1703306768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四部分 所遗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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