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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卢比的灾难性崩盘（比该地区其他任何一种膨胀的货币所遭遇的崩溃都剧烈得多）意味着，不论印尼人还是外国人，人人都感到，经济危机不可分地牵连到政治危机，这在印尼现代史上要第二次出现了。很可反映这种形势特点的是，尽管经济破产了，“发展之父”苏哈托的政治机器仍然确保了他全体一致地再次当选总统，他那位半痴的门徒、德国培养的航空工程师哈比比当选为副总统。[650]他的张扬好胜的女儿“杜杜”（Tutut）出任社会事务部长，他最喜欢的华人大亨做商务部长，同时他的女婿是军队精英荟萃的战略指挥部的司令官。[651]两个政党，几十个社会组织，在经受多年的压制和操纵后，似乎已肢残力怯，不能组织目标明确的社会运动，就是靠那种运动，南韩、菲律宾和暹罗才摆脱了它们的冷战政治体制。结果，迄今为止，全体居民对金融危机之痛的反应，竟主要是针对他们鞭长可及的华人闹闹事，或打劫后者的财物——典型地是在乡野小镇上。这种骚乱的效果只不过是进一步摧残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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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心知肚明：在全世界所有宗主国眼里，他被当成一个大问题，而不再是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克林顿希望他垮台；大屠杀那会儿，克林顿还是个学生。但是当他的泰坦尼克下沉的时候，他将紧抓不放。他太老了，太守旧了，太骄傲了，不愿卷铺盖走人。[652]新秩序是由他建的，也是为他建的，没了他不可能苟存。可是有了他，它也在劫难逃。还没人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后可能如何，这种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只是加重了对永久受损的国家前途、对暴力和混乱肆虐的可能性的普遍忧惧。在天上或地下的某个地方，苏加诺想必在搓他那双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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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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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忘记，少数族群（minorities）是与多数族群（majorities）协同形成的——而且这在东南亚还是晚近的事。该地区任何一种本土语言，都缺少表达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语词。它们诞生于政治和文化革命中，造成这种革命的，是殖民地国家的成熟和与之作对的大众民族主义兴起。前者根本改变了统治的结构和目标，后者改变了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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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晚近的殖民地国家，跟它的所有前辈们不同，它是从地图和司法上想象自身的，自认为是精确标明的地理边界之内的最高权力，而那种边界又是国际法从外部加以认可的。因此它着迷于条约、协定、治外法权和边界委员会。这种对国际法的服从——再没有比对无人居住的南极洲的庄严分割更好的例子了——有另外一面，就是国内的专制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权利，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古代东南亚的任何一国。（东南亚比较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约翰·弗尼瓦尔谈到了“利维坦的铸就”，此话并非无的放矢。）而且，在十九世纪的东南亚殖民地，这种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国家权利，背后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复杂精致的官僚机构、无往不克的军事威力，以及工业资本主义那永不安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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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殖民地国家从它的欧洲君主制先驱那里借鉴良多一样，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也从它的对手那里广借博取，所依凭的恰是较早时期以来席卷欧美的相同学说。人民（the People）新近被设想为与殖民地统治者相对立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将继承后者的至上权利（summary rights），但由于决定性的承认机制，又使自己服从当时最新的国际法的那些程式。这个悖论清晰地表现在各主权国家争先恐后加入联合国及其公约、议定书、下属组织和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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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这个正式的抽象名称，掩盖了结构、能力和目标的繁复多样。最早的欧洲征服者葡萄牙人，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被荷兰人排挤到一边去了，此后只在僻远的小小帝汶岛的图上一半勉强容身。直到今天，葡萄牙像爱尔兰似的，依旧是欧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西班牙，这个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况愈下的宗主国，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从东南亚扫地出门了；它对菲律宾的不通于时的前工业化统治，留下了跟其他殖民强国迥然不同的残余。在另一端，工业大国——英、法、美、日——直到十九、二十世纪才纷至沓来，却以它们开创的广阔疾骤的变革，大大弥补了它们的迟来。小国荷兰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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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国名足可说明事实：菲律宾是以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讳命名的，除了不断烦扰西班牙直到它结束统治的几个新生的穆斯林苏丹领地以外，菲律宾不包含任何真正意义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种拟古的复合词是现代的发明和地图上的地带，部分或全部覆盖了很大一批传统王国和公国；马来西亚是从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旧货清仓当中兴起的，它的词尾“亚”（-ia）暴露了它的现代性。即便像缅甸和越南那种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欧洲人到来之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直系后裔，其实跟它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广袤的英属缅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英属印度的外围部分，本来可能最终成为东面的克什米尔。在印支出现两个讲越南语的重要国家也并非难事，就像南方群岛上出现了讲马来语的两个国家一样。同样地，暹罗虽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发现自己承袭了不管怎样杂七杂八的领土，这些领土是竞逐的欧洲列强留下来当作它们间的缓冲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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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形势，二十世纪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抗利维坦的斗争中，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这些斗争不应由于其领袖如今多已辞世而被遗忘。除一种例外，全部优势都在敌人那边——财富、武器、科学知识、外部支援等等。统治者唯一的关键弱点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所作所为，他们成了一望而知的少数族群，兴许是东南亚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族群。这里的要害在于，他们是自认的（白人）少数族群。世纪之交他们从宗主国来到这里，此时多数统治已成为宗主国政治上的合法性规范，并且这种规范正通过报纸和教室迅速向亚洲传播。如此一来，即便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合法。正是这一点最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很少以绝然的帝国主义信念顽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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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者有不少人深谙这个弱点，特别是曾在欧洲本土待过一段时间的那些人；从他们的观点看，中心问题是创造一个政治多数派，一个人数众多的“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时机和深度，在决定二战后那些民族国家对待疆界内新少数族群的政策上，比其他任何东西作用更大——那些国家疆界原是由殖民主义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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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就应注意到，欧洲人自然而然地是用多数（派、党、族群）—少数（派、党、族群）语汇进行思考的始作俑者。他们是东南亚最先实施人口普查的统治者，普查中使用的基本分类网格，不是纳税人或应征士兵，而是种族群体。[653]由于欧洲人的族群想象发生了变化，在后继的普查中，这样的许多种族群体事实上“消失”了，但是无疑地，几乎所有群体首先存在于欧洲人的思维中。正是为此，欧洲人老早就寻求以他们为中心建立“多数同盟”，反对他们心存忌惮的那些群体，后者可能打出“多数派”旗号危险地与他们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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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有资格成为同盟伙伴，需要一定的规模、权力、现代性和凝聚力。基督教化的群体是最合适的早期例子，正是因为它们在族群时代前就已存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殖民主义者，往往依据宗教而非族群对臣属人口进行分类，因为他们是从宗教方面设想敌人的。由于殖民统治者自身越来越不认真看待基督教，于是这些一度被认作基督徒群体的，就被重新归类为种族群体。荷属东印度的摩鹿加人和英属缅甸的克伦人就是有益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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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能从人种学上归类为摩鹿加人和克伦人的那些人，很大数量压根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主要是微末草民。显要群体一直是这样一些：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然后接受教育，受到照顾，供职于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去对付同样被构想为种族群体的其他人，尤其是假定的多数族群缅甸人和爪哇人。到了二十世纪，唤起人们注意的，正是他们的摩鹿加身份或克伦身份，而不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合乎政治类别的普遍世俗化。基督徒身份也可能在潜在的多数族群内部加以利用，就像越南那样；或者用来创造一个超种族的多数群体，就像菲律宾一样，在那里，直到西班牙统治终结，摩洛穆斯林的南方人始终是有利用价值的妖孽。每个事例中，基督徒在统治同盟内都被赋予一席之地，哪怕是从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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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大的同盟建构策略是创造出“华人少数族群”。在这点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提供了有代表性的早期实例。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叶联合东印度公司（VOC）的记录与本地记载两相对照，我们了解到，当地法庭仅仅视之为高等官员的权贵，VOC则斥之为“果然是华人”。联合公司迅即为这些“华人”发展出一套单独的法律体系；他们显然没想到自己是“华人”，他们不认得汉字，如果他们说的话是非本土的语言，那也是彼此不通的大陆方言。公司权力的增长，意味着加大对华人的隔离，表现在诸多方面：法律地位、必需的着装和发式、居住地、流动的可能性，等等。到十九世纪，这些政策在爪哇制造出一个不说华语的华人少数族群，它与任何土著联盟都渐行渐远，被套在巴达维亚的大篷车上。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政策殊途同归。在暹罗，华人同化到了统治阶级包括皇室家族之中，下迄二十世纪亦然，那种轻松自然，清楚反衬了殖民地族群政治其实多么违背常情。在十九世纪殖民前的马来亚，富裕华人与马来统治者之间关系亲密，这又是一个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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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殖民主义的多数派游戏添入的最后一种指认的族群，是只有符号性的、准司法的重要性的那些群体。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山地部落、刀耕火种的临时农田的农夫、“石器时代人”，诸如此类。一般说来，这是些真实的或统计的群体，人数很少，地处偏远，没有值钱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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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通常没人理睬，既然他们不值得花费钱财去认真管理。我们可以想想马来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荷属东印度的巴布亚人，和吕宋的山地部族。如果他们是被白人动员起来的，那么一般都是在最后关头，为了抵抗多数族群民族主义者。占了新几内亚岛半壁江山的西伊里安，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地人口实际上很稀疏，分散在好几百个小共同体中，相互间语言不通，到二十世纪他们才被正式并入荷属东印度，然后就被仁慈地晾在一旁，直到印尼民族主义革命成功在望。然后，他们被集体地视为一个非印尼人的新兴种族群体（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伊里安人，随便什么人）的一部分，以此为据，被征召到荷兰人的同盟中。荷属东印度的成员，他们可以是，但印尼的成员，他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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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3年间，荷兰人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不无成效地造出一个伊里安人种族群体——它最终成了民族主义集团。讽刺的是，荷兰人成效的媒介，竟是印尼语！我们发现，英国人作为缅甸外围族群的代言人，法国人作为他们的印支山民的代言人，动用了相似的策略，只是形式不那么极端和怪诞罢了。就民族独立后企图利用这些边缘人口而言，荷兰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对付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对付苏加诺政权；国际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缅甸赞助了族群叛乱，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基雅维利们援助了南菲律宾的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只要这符合他们各自不同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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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阶级也是有的。在东南亚大多数地区，白人少数族群试图在潜在的多数族群那些地位较高、生活富足的阶级中间塑造盟友，办法是让他们变成地主或官僚。这样做的灵验程度不等。他们并非总是可以信任。在菲律宾，有些最活跃的早期民族主义者就是富有的华人梅斯蒂索地主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老贵族阶级，虽然不堪大用，却几乎被彻底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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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还有一点尚需注意，殖民地的族群政治，在它垂死的日子里，呈现出一种重要的、特有的制度色调。当立法机构勉强开始在殖民地专制国家的甲壳内形成的时候，白人少数族群不但屡屡代表过多，而且设立了受保护的族群席位，以各种手段操纵选举系统来获得所需的结果。理由总是说，纵然这些种族群体往往又小又分散，但作为种族群体，它们需要特别的、有保障的代表权。之所以出现有名无实的联盟构建，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受到承认的种族群体的代表几乎从来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相反，他们是殖民政权钦点的，通常是从各群体内最有特权、最保守、最肯勾结外族的分子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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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殖民地族群政治单靠一种普查—司法基础不可能维持久远，必得有它自身的文化才行。而且，这种文化总有一个容易滑脱的基础。新的人口普查分类法几乎处处都是靠一种政治—道义地理学维系的。潜在的多数族群人口——缅族人、越南人、爪哇人——被标举出这样的特点：没有雄性气概，背信弃义，好勇斗狠，自甘堕落，还封建守旧。而诚实、勇敢、信义、真挚和忠贞等特性，尽归于同盟的伙伴即少数族群。无休止地重复来重复去，这些刻板印象最终生效了。少数族群不但极惯常地认为新生的多数族群是堕落、怯懦或奸诈的，而且更加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又诚实又勇敢又守信，哎呀，还忠义。因此，新发现族群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虚假特征，迅速深深扎根于疾变的政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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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类型实际上有多易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殖民地在地图上的特定伸展就能明白了。假如缅甸整个并入印度，就像它本来可能被轻易搞定的那样，缅甸族人将成为少数族群同盟伙伴，如同帕坦人或俾路支人一般，而且最后肯定也会变得诚实勇敢忠义。假如高棉人未曾并入印度支那，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不会被当成碌碌无为、头脑简单的贪图安逸者来怜悯，而将被诋毁为波尔布特的原型。在马来亚，马来人对英国人扮演克伦人和高棉人的角色；在沙捞越，他们又对布鲁克白人罗阇（Rajah）们扮演缅族人和越南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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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再次是个样板。虽然直到1890年代有些东南亚华人才意识到欧洲人自十七世纪以来执意认定的事情——即他们终归是华人，他们在独立后的东南亚的处境早有他们殖民时期的命运为前兆。被隔离，职业受限，习惯在统治联盟中充当低级伙伴。他们拼命地试图让自己适应民族主义政权，如果可能的话，要争取随便哪个外部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美国，日本，英国，等等）的大力支持，只要他们在作为国际资本中间人的日常角色中高攀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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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转而比较性地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记住殖民时代的状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民族主义。该地区两个讲马来语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提供了性质各异的案例。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须记得，全世界主要凭借一种亚洲语言施政的重要殖民地，只有荷属东印度一家：荷兰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威望自信太弱，又太吝啬，以致不能向教育投资，而教育是让荷兰语变成通行整个群岛的行政语言所必需的。因而在1920年代，行政用的马来语得以变成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这种转变不费周章，而且已有殖民地全境的支持者。殖民地的辽阔和群岛特征，致使到1870年代甚至有数百万之众的爪哇人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少数族群，这种状况再兼以殖民政策的出奇保守性，很早以来就向民族主义者们指明，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可能联盟。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得很厉害，有穆斯林、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一再试图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尽量广泛地招募人马，不问族群出身。青年华人知识分子和职业政治人士也参加进来，成为这派那派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首先是华人。即便是在得宠的基督徒摩鹿加人中间，他们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招募，虽然成效不大。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有一个非白人的敌人，那它就是在荷兰人的多数派中构成关键的次属成分的通敌贵族阶层。殖民地之为阶级冲突所分裂，远超其他冲突。反殖革命的经历只是加剧了这些趋势。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尼举行过的唯一自由选举（1955年）中，初露头角的族群政党尽数表现黯淡，四大意识形态政党尽皆从所有种族群体中募得新人。当独立后族群对抗（有些被美国利用了）增强的时候，所产生的武装叛乱，除了一次例外，都以提升本族群在印尼之内的地位为目标，那次例外是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南摩鹿加共和国。每次对抗中，政府都有出身于这些种族群体的国家领导人真心实意站在它的一边。如今，印尼政治的基本特征依旧是阶级冲突，族群政治扮演着次要角色。看看两次极明显的例外，政府对于西伊里安和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的政策，我们即可了悟这一点。所有种族群体的印尼人通通认为伊里安是祖国的组成部分，伊里安人是印尼人同胞。他们自觉其双重认同：既是种族群体的一员，又是国家的一员，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伊里安人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跟他们一样。1960年代，有一场真正的民间运动，要将伊里安的印尼人同胞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1963年主权移交的时候，自群岛各地奔来的许多理想主义人士自愿为当地人效劳。就算是今天，前往西伊里安的移民来自诸多不同地区，特别是苏拉威西和摩鹿加群岛。但是1965年后军队起而掌权，那支军队由于某些多属偶然的原因，于今掌握在爪哇人手里，却以为自己是印尼人的军队；而伊里安精英层又受了荷兰人鼓励，自认为是一个初长成的巴布亚国的领袖，于是他们与雅加达政权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日益被放在族群视角下加以阐明了。岛上宝贵的矿产资源的发现，进一步刺激了实质上代表阶级利益的这个政权像对待有着滚滚财源的其他每个地区那样对待西伊里安。同样，苏哈托政权1975年对东帝汶的入侵，以及自那时以来的野蛮占领，过去没有、我相信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充分的族群动机。该政权认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的左翼独立政权威胁到它的权力，决心斩草除根，不管当地人要付出何等代价。诚然，也许恰恰因为苏哈托政权不认为东帝汶人是印尼人，它才这样更加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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