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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36 我们或可考虑不曾殖民化的暹罗，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它还一直被世界银行宣扬为一个样板，一切有远见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可以效法它，因为过去三十年里，它的增长率极高。1980年代末，它的中学适龄人口，只有区区28%的人确实在上不管什么样的中学。[627]据可靠估计，到2000年，该国70%的劳动力将受过小学及以下层次的教育。[628]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只及暹罗所需的一半。泰国的职业学校，不以它们灌输的高级工业技能闻名，更因它们学生团体间的野蛮斗殴著称。它的大学仍以国立为主，客气点说，其质量是“参差不齐的”，这尤其是因为教授和讲师薪俸羞涩，于是花了大量时间在校外做兼差或投机。末了还有一个现象，它在资本主义东南亚的其他各地也都看得见：许多上层和中层阶级的父母，决定尽量避开国民教育体系，送子女到当地的“国际”中学念书，进而依据各自的收入水平，送去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读大学。这些年轻人有的永不回国，回来的那些人很少愿意在祖国的教育系统里谋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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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38 相比于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大学适龄青年的入学比例足有三倍多（38%对7%），[629]但是学生们大多处在低劣的文凭加工厂里，学校差不多什么都没教给他们。两国都不具备有效的、以工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它们都经历过严重的青年人才外流，特别是由于英语语言殖民主义的那种有销路的遗产。在马来西亚，聪明的年轻“华人”，面对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歧视，一直在大量地去国离乡。马科斯给菲律宾带来的深重苦难，启动了“土著”菲律宾人的大规模移民，其中不少人拿着当地大学的文凭，他们移居世界各地，做女佣、护士、酒吧招待、妓女、私人司机等等。（他们寄回家的钱是对菲律宾外汇收入的最大单项贡献。）印尼情况更糟。威权主义政府恶化了教育问题，它经常认为学生是个易变的危险群体，它还更多地运用教育系统灌输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有创造力的青春心智。[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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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40 教育政策之所以有这些缺陷，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多年以来，工业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来自该区域之外，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有这些投资客都在寻找低薪、听话和没有组织工会的工人；后三国还寻求离岸平台，它能提供进入美欧市场的低关税通道。对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在业务的直接需要之外从事职业培训，很少有利可图或有资源可用。再说，他们发展起来的制造工厂同国内经济与社会只有微弱的背后关联，往往运作得有几分像飞地。结果，有钱的外国人和穷苦的本地人做了出口开发型增长的许多现实工作。但是这种形势的延续始终有赖于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技能状况；有点显著改善就刺激投资者转移到更穷的国家，比如越南。然而只要GNP数字继续上升，该地区就不会有什么政府严肃地从结构上谋及未来，一直到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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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42 恰恰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深深依赖外国投资拉动，国内的投资者，尤其是政治关系不错的那些人，就把他们的活动云集在受保护的经济部门：银行、房地产、建筑和自然资源开发。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印尼有两百多家银行，大多数不可靠而且有政治关系，几乎全都负债累累。曼谷城市银行估计有70万套闲置的住房和办公室。马来西亚政府下令修建了世界第一高楼，不料竟发现它的场地大半租不出去。苏哈托政府在飞机制造业上投入了数十亿美金，尽管如此，它的产品缺乏FAA（联邦航空局）安全认证，几乎无人问津。诸如此类，一个个白象工程前仆后继。正是奇迹的长久延续，不但刺激了统治阶级，也刺激了新中产阶级，利用他们的高储蓄水平，投身到各式各样投机的、非生产性的和寻租的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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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44 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人为的低利率与东南亚地区流行利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又助长了这些或许是“自然的”倾向。对东南亚的金融家们来说，从东亚借钱，又便宜又几乎无限制，然后在他们国内市场放贷给各色人等，大赚一笔：这简直易如反掌。在估值过高的当地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状况下，美国施加压力要求“自由化”，而世界银行又执著地推销当地证券市场，这进一步加重了投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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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46 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只有印尼和马来西亚证明赋有丰裕的矿产资源。然而在1950年代，所有国家都拥有广袤、丰产、形态各异的森林以及储量丰富的沿海水域。如今，菲律宾业已成为全世界环境受破坏最重的国家之一。暹罗的森林近于消失（只在最近十年，政府才颁布了一项国内伐木禁令，贯彻还不得力），肆无忌惮的泰国伐木人就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了贫困的邻国缅甸和老挝。去年印尼的大火，烧毁了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几十万公顷森林，污染了居住在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南部的数百万人的空气。这些大火是苏哈托家族卵翼下的企业集团的贪婪之果，为了开辟出广阔的种植园，那些集团觉得烧掉偏远的人群、动物群和丛林本身，来得比较省事。[631]高技术，高高在上的日本人、韩国人，还有其他渔业公司，严重消耗了海洋环境，损害了贫穷的当地人的利益。在“奇迹”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印尼与马来西亚有石油和/或天然气的大矿之利，也有欧佩克能够在不同点上强加的石油价格之利。但是这些矿藏是有限的，再也不能以1970和1980年代那样的规模开采了。又一个北宾夕法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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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48 太过悲观或许不对；但是，特别是假如谁想到拿南韩作比较，他很难不得出结论说，“奇迹岁月”被东南亚那些领导人总体上短视、挥霍无度、甚至误国害民地虚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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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50 余下的事情，是要比较性地思考创造了奇迹的东南亚四大国的政治轨迹，以便评估金融危机在各国的可能后果。谱线从一端的菲律宾，经马来西亚和暹罗，延展到另一端的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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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52 在“奇迹”岁月的多数时间里，菲律宾被看作一个可悲的例外：它是在别国纷纷呼啸前进之际却陷入贫穷的唯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还是唯一的美国前殖民地。不过在金融危机期间，它的货币比泰国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当然还有印尼卢比都要坚挺一些；而且这个国家甚至正在摆脱而非落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掌握。这何以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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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54 答案在于马科斯政权的性质以及它在1986年2月垮台的原因和时机。除开他是文职政客这一点以外，马科斯是东南亚冷战“火热”时期一个典型的暴君。1965年他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值林登·约翰逊开始把大批美军送往越南。菲律宾的美军基地，特别是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和克拉克机场的大型空军基地，对打这场战争非常重要。马科斯为这些设施索要高额租金，出租菲律宾军队到越南服役，对菲律宾领土上贮藏核武器乐得保持沉默，叫喊着支持美国的战争事业。反过来，当1972年他的合法总统任期将满时，他建立了自己的强盗独裁政府，或许也是由于给尼克松最近两次总统竞选运动的财源提供了大笔私人捐赠，华盛顿对此若无其事地睁只眼闭只眼。1972—1986年间，马科斯家族及其亲信密友们，完全依赖美国的持续支撑，有条不紊地掏空了不甚强大的菲律宾经济，意外促成了南部穆斯林劳民伤财的分离主义叛乱，还激发了不久即蔓延至几乎全国各地的毛主义反叛运动。然而到1980年代伊始，东南亚的冷战的“火热”阶段结束了，里根的白宫中那些更冷静的头脑认识到，马科斯独裁政权必须滚蛋：它正在从政治和经济上毁灭这个国家，对美国一点好处也没有。[632]于是中情局积极介入了反对该政权的民众运动，最后，正是美国军用飞机突然将这对千夫所指的夫妇从他们的宫殿带到夏威夷的镀金牢狱里。科拉松·阿基诺接掌总统宝座，立即多方面地恢复了马科斯之前的地方巨头民主制。她的丈夫在1983年结束美国的流亡生涯刚一归国，就遭马科斯党羽暗杀。当极右的军国主义者企图推翻她的政府时，华盛顿断然挫败了他们（尤其是在198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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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56 1986年那时正当“奇迹”的巅峰期，菲律宾却事实上破产了；然而同时，也正因这个缘故，它逃脱了冷战体制。一方面，阿基诺被迫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疗法：解除管制、自由化和紧缩开支（这持续到她的继任者拉莫斯统治下），但是她合情合理地能够全盘诿过于她那可憎的前任。另一方面，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皮纳图博火山爆发，火山灰掩埋了克拉克机场，美国人开始逐步关闭他们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这个过程在1991年结束。[633]随着马科斯的倒台，共产主义叛乱失去了动力，分裂得派系林立，渐趋于树倒猢狲散。政府同穆斯林造反者的主要集团最终勉强达成一项协定。寡头制的、然而竞争性的现行政治体制看上去相当稳定，不存在有力理由认为菲律宾不会以它在1990年代间呈现的适度步伐轧轧前行。总之，由于菲律宾十年前就破产了，不曾经历“泡沫”，而且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一种“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头的、后冷战的、文官控制的政治系统，所以它蒙受金融危机之苦最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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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58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和暹罗受到更重打击。马来西亚在冷战的“火热”时期，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个异类。这个国家1963年才创建起来，那时白厅安排了一个草草拼就的混合体，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这两个婆罗洲地区囊括其中，但1965年新加坡就脱离出来了。[634]马来亚半岛本身是在殖民政府粉碎了当地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于1957年方才获准独立的。马来西亚继承（而后改进）了殖民政权严酷的反颠覆法与冷血的安全机构，但并未继承叛乱本身。部分由于这个缘故，也部分因为伦敦执意（至少在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期间）保持它自身在东南亚的势力存在，华盛顿对马来西亚的干涉，比对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的干涉都要少。马来西亚自建国以来，一直是一成不变的威权主义政府，但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基础无关乎冷战，而全在于马来人种族群体（52%）的一种集体决心，在面对较大的“华人”（35%）和较小的“印度人”（10%）这些少数族群时，要垄断实际的政治权力。这意味着，所有总理必得是马来人和文官，他们谁也不曾被公然的暴力赶下台。[635]同时，马来领导人非常英明睿智，允许华人和印度人有约束、从属性地参政。形式上，政府始终是族群有别的三个党派所组成的一个联盟，也始终有少数族群的内阁部长。马来人企业家享受了许多优惠待遇，通常是在受保护的部门，并处于政府的庇荫下，但是这从不曾被推到极端，以致彻底疏离生意兴隆、活力四溢的少数族群商业阶层。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政治稳定性，它在多年时间里激励外国投资源源流来。石油和天然气的可观收益也为稳定政府财政提供了基础。虽然投机热和对高不可攀的特大工程的嗜好在1990年代侵袭了马来西亚，腐败也急剧增多，但有两个奇特因素保护它免遭重创。第一个是它与富裕的新加坡之间怪异的竞争—共生关系，后者位于从柔佛出发的一条短堤对面。这个“华人”占压倒多数的城市国家，至今已被李光耀专制政府统治了四十年，它老是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战战兢兢：两个说马来语的、近现代有过反华暴力史的伊斯兰国家把它夹在中间。因此它有万般理由要帮衬吉隆坡，而它的财富使它有机会这么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第二个因素说来够古怪的，是马来人领导层自身的狭隘地方观念，他们感到有必要公开强调马来/伊斯兰价值观，而且，他们在老大哥印尼面前有自卑情结——我们甚或可以这么说。[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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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60 对马来西亚而言，在较远的将来，主要困难想必是它的教育体制的落后，和许多马来人中间的食利者心态，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政府慷慨解囊的享有特权的受益者，那种模式让人想起科威特那样的地方。[637]就眼下来说，这个一成不变的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是靠加强它的威权控制呢，还是靠容许更民主的参与和更现实的公共问责，尚需留待日后观察。[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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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62 相比之下，实际上从东南亚冷战的“火热”阶段伊始，暹罗就是美国人的一个前线国家。早在1932年，文武官员的一个小集团推翻了专制主义君主政权，自1930年代末以降，军方在披汶·颂堪元帅的领导下，势力蒸蒸日上，把暹罗引入太平洋战争，成了日本人的盟国。日本战败后军方一时名声扫地，1947年通过军事政变重掌大权，立即跟华盛顿结成同盟。OSS（战略情报局，即中情局的前身）从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头目，“疯狂的比尔”·多诺万（“Wild Bill”Donovan），被艾森豪威尔派往曼谷任美国大使，这是那时代特有的事情。在铁腕人物沙立及其副手们的政权下（1958—1973），美国主宰进一步加强了。越战高峰时期，大约有5万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泰国土地上，该国被一张军事基地的网格所覆盖，从那里实施对印度支那的海陆空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向暹罗注入了巨额款项，以供军事基础设施、农村发展以及教育之用；到1960年代末，日本人也正渐渐成为强大的投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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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64 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到1970年代中期）已经造就了大批新中产阶级，（1965年后）同样也造成了节节高的共产主义叛乱。这些发展状况，与对美国同盟不断增长的反抗一道，激成了1973年10月曼谷那突如其来、前所未见的群众动员，它在国王拉玛九世的审慎相助下，把独裁者们赶下了台。自由宪法颁布了，暹罗经历过的最公正选举举行了。到1976年3月，美国的军事存在撤离了，和北京的友善关系启幕了。然而同年，印度支那的多处共产主义胜利引发了泰国国内的极端对立，最终演化成1976年10月6日的流血政变，然后有数千名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的学生逃往共产主义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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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66 一个极右的军人主导政权的巩固，在那时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我们所见，亚洲的冷战此时迅急降温。1977年10月，极端分子又被另一场政变推翻，领导政变的是狡黠多智的江萨将军，他向游击区的大学生们发布大赦，而且重视培养同北京与河内的良好关系。[639]江萨的灵活政策被1979年中柬越三角战争幸运地推进了，在那次战争中，忠于北京的泰国共产党失去了它在印支的稳固后方，也失去了它新吸收的、极度民族主义的学生拥护者。到1980年，该党已沦落得不足为虑，陪它一起沦落的是其他任何明显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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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68 于是在1980年代初，其时受到中日美三国支持的暹罗，已经根本上走出了冷战阶段。尽管这个十年的多数时间是一位将军充任首相，但他的内阁是一些组织松散的保守政党所形成的各种联盟。经济“奇迹”为规模空前的贿选行为提供了资源，大企业和地方显要的政治权力稳步提升，受害的是军方和行政机构。1991年军队再度短暂掌权，不过不是拿传统的“红色恐慌”为理由，而是借口文职政客的腐败；但是他们在1992年“流血五月”的中产阶级大动员中被赶跑了。[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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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70 这段插曲的一个宝贵结果，是赞成根本性宪法改革的一场运动——它要削弱腐败的行政部门的集中化权力，遏制贿选，加强政党纪律，提高问责性。1997年7月泰铢崩盘，让那些最起劲地抵制改革的集团脸面丢尽。新宪法最近已经颁布，它在大多数方面都是进步的。金融危机本身并未造成政治动荡，甚至没有造成较大的示威游行，仅仅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并被另一个略老实点的内阁取代。此外，由于长期成功地将“华人”融合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种族主义的攻击替罪羊行为。泰国的政治精英层，靠着唯国际风向是瞻，如愿撑住他们自己的地位已达一个半世纪；在顺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上，他们也很少惊怪抱怨；他们（也许正当地）寄望于该组织的是，当失业率上升、物价暴涨时，他们将会得到回报。基于前面列举的种种原因，奇迹在某个时候重返暹罗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有充足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后冷战政治秩序灵活通变又根深蒂固，足可确保在不远的将来经济适度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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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72 然而印尼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实在1964—1965年间，印尼经济就已垮了，原因在于恶性通胀、军队对大型国有部门的贪腐管理，以及苏加诺的独裁主义政策。经济崩溃作为主因造成了一种心理氛围，在这种氛围下，1965年10月到1966年1月间，一场浩大的屠戮发生了，直指合法的、赤手空拳的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付出的代价是至少50万人的生命，还有其他无数人多年的监禁——未经审判，却常常受到严刑拷打。[641]后来没多久，那位激进的民粹主义总统、华盛顿眼里的妖怪苏加诺紧跟着下台了。当时，美国军队正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进步神速，此时此刻，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遭到可怕毁灭，这立即给大屠杀的主事者苏哈托将军赢来了美国赞助。1966年春，印尼第一个“热”冷战政权，尾随着恐怖活动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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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74 在早期岁月里，独裁政权对美国的心愿百依百顺，也因为这么做，它得到丰厚犒赏。美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团队掌管了经济，他们止住了恶性通胀，将许多国有化公司私有化或者归还给原来的外国所有者，鼓励外国投资开发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投向制造业。印尼和美国达成一项密约，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无须浮出水面以致暴露在苏联卫星的追踪眼皮之下。作为回馈，华盛顿组织了“支援印尼政府间集团”（Intergovernmental Group for Indonesia，IGGI），这是美国、日本与欧洲资本主义大国组成的一个大财团，要在本世纪的下一个二十五年里，给印尼的“发展”专款大量、稳定地输液。这些政策，既是苏哈托权力巩固的关键根基，也是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印尼奇迹的关键根基；它们给刚发现富藏石油的印尼带来的效能，被1973年欧佩克的石油提价行动大大增强了。华盛顿那么称心如意，以致1975年12月后，当苏哈托决定入侵并占领葡萄牙从前的小殖民地东帝汶时，福特和卡特政府竟对这一事实装聋作哑：实现这次入侵，用的武器九成是美国造，严重违背两国1958年的双边武器协定。进而，它们还在国际论坛上为雅加达辩解，又秘密提供越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大的OV-10攻击型武装直升机，帮助摧毁东帝汶人的抵抗，摧毁东帝汶的农村环境和社会，真是太有效了！（20万以上东帝汶人，亦即总人口的1/3，在1975—1979年间非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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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76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哈托政权渐渐改变了它的内部特性，改变方式将具有非同小可的长期后果。在早年，他是将军们的统治小集团中的首席执政，他的权力是军队的权力，他的权威是基于恐惧，基于美国人收拾的经济稳定化的有益影响。那时候，富得出了名的人是高级军官们，最负盛名者是苏托沃（Ibnu Sutowo）将军，他久居国家石油公司即“佩塔米纳”（Pertamina）总裁之职，想方设法弄得它在1975年欧佩克成就如日中天时破了产。然而时间一长，苏哈托把他的袍泽们撇在一边，创立了个人独裁统治，雅加达的饶舌之徒今天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手段不外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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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78 一方面，他改进了扎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之中的选举体制和执政党，这保证他彻底控制着立法机关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定总统，为政府政策制订大政方针）。他狡猾地创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给虔敬的穆斯林，另一个给基督徒和害怕这些穆斯林的其他人。[642]这些机制，还有他从国内外源头上可以弄到手的无限资金，使无尽系列的装模作样的“自由选举”成为可能，也使他本人得以永久连任总统，遇不到反对。[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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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80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十分招人嫌恶的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确保他对全国财富的个人控制。在该政权初期，苏哈托与“赤色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关闭了华人学校和报刊，强迫华人改名，改得听起来像穆斯林或爪哇人，还立法规定 tjina/cina（大致相当于“中国佬”）是这些人的官方称谓。[644]他后来看样子逐渐认识到，对华人的政治—文化压制与强制集中居住，能够达到别的目的。一方面，华人被全盘取消了正式的政治权力，那种程度是前所未见的。[645]与此同时，“华人少数族群”受激而群聚于商业，他们中的小股精英在苏哈托的私人保护下，被拔擢到超级大亨的地位。在这种“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体制下，我们可以说华人有经济权而无政治权，而本土的印尼人（苏哈托的对手或接班人会从中升起）或许有政治地位，却没有富集的、独立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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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82 这些“宫廷大亨”也是为苏哈托大家族聚敛惊天巨富的代理人，马科斯家的赃物，虽鼎盛时期，[646]比之这一巨富也相形见绌。他们超级大亨的地位有赖于凭借政治手段，将关键经济部门重新组成卡特尔和垄断化，特别是银行业、进口贸易和自然资源开发。苏哈托的“皇子公主们”和其他亲属，在这些大亨的公司里获赠大量股权，从大亨持有的银行拿到无限度贷款，对特殊的出口商品（如丁香）和进口商品（如塑料）拥有分拆的垄断经营权。[647]上层树立的榜样，在“奇迹”年月里向下蔓延，结果印尼经常与尼日利亚和中国为伍，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之一；因此像它这样一个国家，1960年同南韩的发展水平相当，三十年后却完全被后者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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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684 时光流逝也一定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苏哈托当国家元首，为时之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君主的领袖——另两个人除外：卡斯特罗，还有差距不大的多哥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ema）。[648]很多年来，他可以依靠对1965—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印尼公众政治上噤若寒蝉。但是今天，要到45岁左右的人才可能保留着这种记忆，大多数印尼人都远远小于这个年纪。苏哈托政府依旧抬出“潜伏的”或“死灰复燃的”共产主义幽灵，证明它的压制是正当的，可是这冷得结冰的冷战修辞谁也说服不了。而今率领军队的将军们，在大屠杀发生之际还是嘴上无毛的军校学员，比他们的总统小了整整一代。[649]1990年代初，人数多得多的新一代工厂工人涌现出来，其中许多是妇女，他们越来越无所畏惧，通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逐渐消蚀了政府对劳动力的公司控制。因奇迹而生的新中产阶级，早先的感恩戴德，已经变成对资本主义亚洲最后一个冷战政权的贪婪与压迫的沮丧感和怨憎感，特别是因为他们眼瞅着别的地方处处在欢快地松绑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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