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6700 正如殖民地国家从它的欧洲君主制先驱那里借鉴良多一样，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也从它的对手那里广借博取，所依凭的恰是较早时期以来席卷欧美的相同学说。人民（the People）新近被设想为与殖民地统治者相对立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将继承后者的至上权利（summary rights），但由于决定性的承认机制，又使自己服从当时最新的国际法的那些程式。这个悖论清晰地表现在各主权国家争先恐后加入联合国及其公约、议定书、下属组织和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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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02 然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这个正式的抽象名称，掩盖了结构、能力和目标的繁复多样。最早的欧洲征服者葡萄牙人，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被荷兰人排挤到一边去了，此后只在僻远的小小帝汶岛的图上一半勉强容身。直到今天，葡萄牙像爱尔兰似的，依旧是欧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西班牙，这个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况愈下的宗主国，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从东南亚扫地出门了；它对菲律宾的不通于时的前工业化统治，留下了跟其他殖民强国迥然不同的残余。在另一端，工业大国——英、法、美、日——直到十九、二十世纪才纷至沓来，却以它们开创的广阔疾骤的变革，大大弥补了它们的迟来。小国荷兰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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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04 而且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国名足可说明事实：菲律宾是以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讳命名的，除了不断烦扰西班牙直到它结束统治的几个新生的穆斯林苏丹领地以外，菲律宾不包含任何真正意义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种拟古的复合词是现代的发明和地图上的地带，部分或全部覆盖了很大一批传统王国和公国；马来西亚是从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旧货清仓当中兴起的，它的词尾“亚”（-ia）暴露了它的现代性。即便像缅甸和越南那种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欧洲人到来之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直系后裔，其实跟它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广袤的英属缅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英属印度的外围部分，本来可能最终成为东面的克什米尔。在印支出现两个讲越南语的重要国家也并非难事，就像南方群岛上出现了讲马来语的两个国家一样。同样地，暹罗虽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发现自己承袭了不管怎样杂七杂八的领土，这些领土是竞逐的欧洲列强留下来当作它们间的缓冲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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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06 考虑到这些形势，二十世纪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抗利维坦的斗争中，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这些斗争不应由于其领袖如今多已辞世而被遗忘。除一种例外，全部优势都在敌人那边——财富、武器、科学知识、外部支援等等。统治者唯一的关键弱点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所作所为，他们成了一望而知的少数族群，兴许是东南亚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族群。这里的要害在于，他们是自认的（白人）少数族群。世纪之交他们从宗主国来到这里，此时多数统治已成为宗主国政治上的合法性规范，并且这种规范正通过报纸和教室迅速向亚洲传播。如此一来，即便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合法。正是这一点最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很少以绝然的帝国主义信念顽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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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08 民族主义者有不少人深谙这个弱点，特别是曾在欧洲本土待过一段时间的那些人；从他们的观点看，中心问题是创造一个政治多数派，一个人数众多的“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时机和深度，在决定二战后那些民族国家对待疆界内新少数族群的政策上，比其他任何东西作用更大——那些国家疆界原是由殖民主义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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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10 我们一开始就应注意到，欧洲人自然而然地是用多数（派、党、族群）—少数（派、党、族群）语汇进行思考的始作俑者。他们是东南亚最先实施人口普查的统治者，普查中使用的基本分类网格，不是纳税人或应征士兵，而是种族群体。[653]由于欧洲人的族群想象发生了变化，在后继的普查中，这样的许多种族群体事实上“消失”了，但是无疑地，几乎所有群体首先存在于欧洲人的思维中。正是为此，欧洲人老早就寻求以他们为中心建立“多数同盟”，反对他们心存忌惮的那些群体，后者可能打出“多数派”旗号危险地与他们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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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12 若想有资格成为同盟伙伴，需要一定的规模、权力、现代性和凝聚力。基督教化的群体是最合适的早期例子，正是因为它们在族群时代前就已存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殖民主义者，往往依据宗教而非族群对臣属人口进行分类，因为他们是从宗教方面设想敌人的。由于殖民统治者自身越来越不认真看待基督教，于是这些一度被认作基督徒群体的，就被重新归类为种族群体。荷属东印度的摩鹿加人和英属缅甸的克伦人就是有益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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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14 今天，可能从人种学上归类为摩鹿加人和克伦人的那些人，很大数量压根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主要是微末草民。显要群体一直是这样一些：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然后接受教育，受到照顾，供职于殖民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去对付同样被构想为种族群体的其他人，尤其是假定的多数族群缅甸人和爪哇人。到了二十世纪，唤起人们注意的，正是他们的摩鹿加身份或克伦身份，而不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合乎政治类别的普遍世俗化。基督徒身份也可能在潜在的多数族群内部加以利用，就像越南那样；或者用来创造一个超种族的多数群体，就像菲律宾一样，在那里，直到西班牙统治终结，摩洛穆斯林的南方人始终是有利用价值的妖孽。每个事例中，基督徒在统治同盟内都被赋予一席之地，哪怕是从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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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16 另一个重大的同盟建构策略是创造出“华人少数族群”。在这点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提供了有代表性的早期实例。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叶联合东印度公司（VOC）的记录与本地记载两相对照，我们了解到，当地法庭仅仅视之为高等官员的权贵，VOC则斥之为“果然是华人”。联合公司迅即为这些“华人”发展出一套单独的法律体系；他们显然没想到自己是“华人”，他们不认得汉字，如果他们说的话是非本土的语言，那也是彼此不通的大陆方言。公司权力的增长，意味着加大对华人的隔离，表现在诸多方面：法律地位、必需的着装和发式、居住地、流动的可能性，等等。到十九世纪，这些政策在爪哇制造出一个不说华语的华人少数族群，它与任何土著联盟都渐行渐远，被套在巴达维亚的大篷车上。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政策殊途同归。在暹罗，华人同化到了统治阶级包括皇室家族之中，下迄二十世纪亦然，那种轻松自然，清楚反衬了殖民地族群政治其实多么违背常情。在十九世纪殖民前的马来亚，富裕华人与马来统治者之间关系亲密，这又是一个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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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18 为殖民主义的多数派游戏添入的最后一种指认的族群，是只有符号性的、准司法的重要性的那些群体。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山地部落、刀耕火种的临时农田的农夫、“石器时代人”，诸如此类。一般说来，这是些真实的或统计的群体，人数很少，地处偏远，没有值钱的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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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0 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通常没人理睬，既然他们不值得花费钱财去认真管理。我们可以想想马来亚的原住民（Orang Asli）、荷属东印度的巴布亚人，和吕宋的山地部族。如果他们是被白人动员起来的，那么一般都是在最后关头，为了抵抗多数族群民族主义者。占了新几内亚岛半壁江山的西伊里安，是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地人口实际上很稀疏，分散在好几百个小共同体中，相互间语言不通，到二十世纪他们才被正式并入荷属东印度，然后就被仁慈地晾在一旁，直到印尼民族主义革命成功在望。然后，他们被集体地视为一个非印尼人的新兴种族群体（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伊里安人，随便什么人）的一部分，以此为据，被征召到荷兰人的同盟中。荷属东印度的成员，他们可以是，但印尼的成员，他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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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2 1950—1963年间，荷兰人做出了疯狂的举动，不无成效地造出一个伊里安人种族群体——它最终成了民族主义集团。讽刺的是，荷兰人成效的媒介，竟是印尼语！我们发现，英国人作为缅甸外围族群的代言人，法国人作为他们的印支山民的代言人，动用了相似的策略，只是形式不那么极端和怪诞罢了。就民族独立后企图利用这些边缘人口而言，荷兰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人玩世不恭地利用越南山民对付越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利用基督徒摩鹿加人对付苏加诺政权；国际石油公司在独立后的缅甸赞助了族群叛乱，利比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基雅维利们援助了南菲律宾的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只要这符合他们各自不同的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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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4 当然，阶级也是有的。在东南亚大多数地区，白人少数族群试图在潜在的多数族群那些地位较高、生活富足的阶级中间塑造盟友，办法是让他们变成地主或官僚。这样做的灵验程度不等。他们并非总是可以信任。在菲律宾，有些最活跃的早期民族主义者就是富有的华人梅斯蒂索地主阶级的成员。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老贵族阶级，虽然不堪大用，却几乎被彻底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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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6 只是还有一点尚需注意，殖民地的族群政治，在它垂死的日子里，呈现出一种重要的、特有的制度色调。当立法机构勉强开始在殖民地专制国家的甲壳内形成的时候，白人少数族群不但屡屡代表过多，而且设立了受保护的族群席位，以各种手段操纵选举系统来获得所需的结果。理由总是说，纵然这些种族群体往往又小又分散，但作为种族群体，它们需要特别的、有保障的代表权。之所以出现有名无实的联盟构建，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受到承认的种族群体的代表几乎从来不是真正选举产生的。相反，他们是殖民政权钦点的，通常是从各群体内最有特权、最保守、最肯勾结外族的分子中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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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28 长远来看，殖民地族群政治单靠一种普查—司法基础不可能维持久远，必得有它自身的文化才行。而且，这种文化总有一个容易滑脱的基础。新的人口普查分类法几乎处处都是靠一种政治—道义地理学维系的。潜在的多数族群人口——缅族人、越南人、爪哇人——被标举出这样的特点：没有雄性气概，背信弃义，好勇斗狠，自甘堕落，还封建守旧。而诚实、勇敢、信义、真挚和忠贞等特性，尽归于同盟的伙伴即少数族群。无休止地重复来重复去，这些刻板印象最终生效了。少数族群不但极惯常地认为新生的多数族群是堕落、怯懦或奸诈的，而且更加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又诚实又勇敢又守信，哎呀，还忠义。因此，新发现族群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虚假特征，迅速深深扎根于疾变的政治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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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0 这些类型实际上有多易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殖民地在地图上的特定伸展就能明白了。假如缅甸整个并入印度，就像它本来可能被轻易搞定的那样，缅甸族人将成为少数族群同盟伙伴，如同帕坦人或俾路支人一般，而且最后肯定也会变得诚实勇敢忠义。假如高棉人未曾并入印度支那，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不会被当成碌碌无为、头脑简单的贪图安逸者来怜悯，而将被诋毁为波尔布特的原型。在马来亚，马来人对英国人扮演克伦人和高棉人的角色；在沙捞越，他们又对布鲁克白人罗阇（Rajah）们扮演缅族人和越南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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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2 华人再次是个样板。虽然直到1890年代有些东南亚华人才意识到欧洲人自十七世纪以来执意认定的事情——即他们终归是华人，他们在独立后的东南亚的处境早有他们殖民时期的命运为前兆。被隔离，职业受限，习惯在统治联盟中充当低级伙伴。他们拼命地试图让自己适应民族主义政权，如果可能的话，要争取随便哪个外部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美国，日本，英国，等等）的大力支持，只要他们在作为国际资本中间人的日常角色中高攀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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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4 当我们转而比较性地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时，记住殖民时代的状况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殖民经验深刻塑造了民族主义。该地区两个讲马来语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提供了性质各异的案例。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须记得，全世界主要凭借一种亚洲语言施政的重要殖民地，只有荷属东印度一家：荷兰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威望自信太弱，又太吝啬，以致不能向教育投资，而教育是让荷兰语变成通行整个群岛的行政语言所必需的。因而在1920年代，行政用的马来语得以变成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这种转变不费周章，而且已有殖民地全境的支持者。殖民地的辽阔和群岛特征，致使到1870年代甚至有数百万之众的爪哇人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少数族群，这种状况再兼以殖民政策的出奇保守性，很早以来就向民族主义者们指明，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可能联盟。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得很厉害，有穆斯林、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一再试图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尽量广泛地招募人马，不问族群出身。青年华人知识分子和职业政治人士也参加进来，成为这派那派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首先是华人。即便是在得宠的基督徒摩鹿加人中间，他们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招募，虽然成效不大。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有一个非白人的敌人，那它就是在荷兰人的多数派中构成关键的次属成分的通敌贵族阶层。殖民地之为阶级冲突所分裂，远超其他冲突。反殖革命的经历只是加剧了这些趋势。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尼举行过的唯一自由选举（1955年）中，初露头角的族群政党尽数表现黯淡，四大意识形态政党尽皆从所有种族群体中募得新人。当独立后族群对抗（有些被美国利用了）增强的时候，所产生的武装叛乱，除了一次例外，都以提升本族群在印尼之内的地位为目标，那次例外是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南摩鹿加共和国。每次对抗中，政府都有出身于这些种族群体的国家领导人真心实意站在它的一边。如今，印尼政治的基本特征依旧是阶级冲突，族群政治扮演着次要角色。看看两次极明显的例外，政府对于西伊里安和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的政策，我们即可了悟这一点。所有种族群体的印尼人通通认为伊里安是祖国的组成部分，伊里安人是印尼人同胞。他们自觉其双重认同：既是种族群体的一员，又是国家的一员，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伊里安人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跟他们一样。1960年代，有一场真正的民间运动，要将伊里安的印尼人同胞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1963年主权移交的时候，自群岛各地奔来的许多理想主义人士自愿为当地人效劳。就算是今天，前往西伊里安的移民来自诸多不同地区，特别是苏拉威西和摩鹿加群岛。但是1965年后军队起而掌权，那支军队由于某些多属偶然的原因，于今掌握在爪哇人手里，却以为自己是印尼人的军队；而伊里安精英层又受了荷兰人鼓励，自认为是一个初长成的巴布亚国的领袖，于是他们与雅加达政权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日益被放在族群视角下加以阐明了。岛上宝贵的矿产资源的发现，进一步刺激了实质上代表阶级利益的这个政权像对待有着滚滚财源的其他每个地区那样对待西伊里安。同样，苏哈托政权1975年对东帝汶的入侵，以及自那时以来的野蛮占领，过去没有、我相信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充分的族群动机。该政权认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Fretilin）的左翼独立政权威胁到它的权力，决心斩草除根，不管当地人要付出何等代价。诚然，也许恰恰因为苏哈托政权不认为东帝汶人是印尼人，它才这样更加冷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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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6 马来西亚表现了对比鲜明的一个案例，族群身份在那里完全支配了政治生活。这个人烟稀少的半岛，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让兴旺的锡矿和橡胶种植园运转起来，这导致英国殖民当局在1870—1930年间输入了无数华人（从中国东南）和印度人（从马德拉斯管区）。人口流入如此之巨，以至于到二战爆发前夕，移民数量超过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本土人口。因而殖民政权企图这样来创建它的二十世纪政府：不但招募本土的马来人上层阶级当官，还招募作为整体的马来人少数族群。于是在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两代人之后，马来民族主义出现了，虽然它不过尔尔；它以对抗当地华人为职志，远甚于对抗白人；马来语表现为一种族群语言，而不是一种超族群的政治沟通手段。在各个阶段，英国人都同他们的当地伙伴密切合作，旋即产生了司法和政治上基于族群的管理等级制。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几乎事事直接追随殖民时期英国人政策的路数。英国人的丰功伟业在二战后的初期来临了，当时它面对着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起义。由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力那种偶然的族群构成，马共密集地在华人中吸收成员，但是它并不自认为是个族群政党，千方百计想让马来人农民和内陆山区的“部落”原住民加入。英国人逮住这个机会，污蔑起义者首先是族群成员，在打击他们时把族群政治玩到极致，最要紧的是剥夺了华人社群很大部分人的公民权，强化了保守、联英的马来人领导层的地位。自从1957年迟来的、平心议定的独立以来，政治依旧沿着族群分界线制度性地分裂；想要打破这种模式的一切真诚努力，都被毫不手软地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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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38 然而事实上，结果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坏。马来西亚的政治谋杀一直比印尼低得多，即便是按人口比率来算。华人这个近乎多数的族群，人数太庞大了，经济上太重要了，国际上的关系太好了，不能够对他们大开杀戒。马来的多数派政治令马来人政治领袖坚持说，东马来西亚的本土非马来人民（达雅克人、卡达山人，等等），其实是马来人；他们还鼓励马来原住民的马来化；他们与其说是压迫或遏制这些人民，不如说是拉拢他们加入虚构的马来多数族群。这的的确确对这些新成员的身份认同构成了威胁，但是起码在当地看来居心还算良善，这些群体较明智的领导人应当利用这种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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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0 至于华人，形势复杂一点。马来西亚推行的极端形式的族群政治有一桩咄咄怪事，那就是华人对它的维持至关重要——而且不只是出于经济原因。由于过去二十年里马来人精英层损民以自肥，马来人社群内部的阶级冲突已经表面化。若非存在着华人的威胁，这些冲突必将变成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关键裂隙；结果，转弯抹角地，华人竟是现存政治结构的延续所必不可缺的。虽说如此，延续现行的政治安排也以一种狭隘的马来人方式，加强了国家安全机构；也延缓了马来半岛上真正公民社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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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2 位于这两个截然相对的例子中间的，是缅甸（靠近印尼一侧）和菲律宾（靠近马来西亚一侧）。如同在马来西亚一样，缅甸的英国人实行了一种不寻常地复杂而果决的族群政治。殖民地立法机关包含了指定的少数族群代表，他们是从有限的（主要是印度人和华人）选民中挑选的。缅甸有大片大片的地区被隔绝开来，成为所谓“表列地区”（Scheduled Area），由仰光直接、独断地统治，完全不受立法系统管辖。这些地区居住着英国人定为中国人、克钦人或掸人的民族，通过征聘其成员作为忠心、传统的领导者——几乎总是在最保守、最有特权的部门，同盟的构建就实现了。只要国内安全系统配备的是当地人员，这些人就大量募自普查的少数族群，特别是克伦人（识文断字的基督徒克伦人）。殖民地军队也是循着族群分界线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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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4 如同在印尼那样，起源于城市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调动起一个政治多数派上面临着可怕的困境，可是它精神抖擞，全力以赴。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殖民时期不存在族群性的反殖政党或组织。反殖的最终组织形态，即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包含了出身于各大少数族群的人们，如印度人和华人。同样地，在1945年后的时代里，主要反对派也从各大少数族群招兵买马。像在印尼一样，有一种努力（用了照例必有的含糊其辞）要创造双重认同；一个人完全能够既做好阿拉干人、孟族人或缅族人，又做好缅甸国民（Burmese）；正如一个人可以是米南加保人、巴厘人或爪哇人，又是印尼人。只要这种民族主义还有本土的目标对象，其中就会包括英国同盟的外围成员，即缅族官僚、基督徒克伦人警官和掸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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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6 但是缅甸在两个核心方面有别于印尼。一则是它有一个现实的人口统计学的多数群体，它被设想为族群：照人口普查来看，缅族人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种族群体相加之和，而缅甸语不能像印尼语有幸成为的那样，毫不含糊地成为超族群的语言。二则缅甸运气不佳，不是一个自由漂浮的群岛。它跟印度和东巴（后来的孟加拉）、中国及泰国接壤，与每个邻国都同有某些少数族群。这些邻居个个都以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缘故，通过向缅甸政治舞台内部的角逐者提供庇护所、资金、武器或政治支持，介入缅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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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748 记得这一点也很要紧：战后独立的缅甸政府极其虚弱。1947年，缅甸的民族主义英雄昂山被一个敌对的缅族政客暗杀，一年之内，政府沦落得要保卫首都本身。醒目的是，反对派根本不是首先出于族群因素，而是来自两个多族群的共产主义政党，还有基督教的克伦族军事人员——后者一时接受了英国的暗中军事支持，担心一旦英国人走了，他们前途难料。所有这些集团都想要中央的权力，不是要与之脱离。虽然1950年代又有其他武装集团加入这些造反者行列，包括有些带着族群标记的群体、靠毒品撑持的军阀，以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逃窜而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残兵难民，但动力依然如故。政府和它的敌人都在寻求多族群的联盟。只有1960年当选的吴努政府才犯了明显排他性的错误，企图定佛教为国教，这个过失在1962年后被奈温的军政权纠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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