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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已死者和民族的未生者，浩浩荡荡、数不胜数地，如何互相映照，给根深蒂固的民族之善提供了最佳担保。恰是他们联合而成的那种幽魅，使他们成为过去完成时、将来完成时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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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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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有人该问了：活着的人也能有助于保证国家的善吗？两篇新近发表的分别论及美国和印度的优秀文章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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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的《幼稚公民权理论》中，她先讲述了一段说明问题的插曲，那是杰出的激进黑人作家奥黛·罗德（Audré Lorde）念念不忘的幼时生活中发生的。[695]罗德后来回忆说，1947年，她的父母带着她和她的姐姐菲莉丝踏上了去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朝圣之旅。父母小心瞒着孩子们，这趟旅行的原因是，菲莉丝作为黑人小姑娘，被禁止和她中学毕业班的同学们一道，参加学校组织的国都一游。在华盛顿，这家人依然发现自己被当成了不完全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在餐馆点冰激凌，但不许在店内吃。罗德记得，那一刻她身体上感到恶心，特别是因为她最近刚写过一篇天真的爱国诗，歌颂巴丹（Bataan）的英雄们。[696]但是伯兰特写到，就在同一时刻，这位黑人小女孩决定，她要“写信给总统，再给国家一次机会，不要摧折她对它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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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机会，再一次机会——美国文化喧嚣不已的基本习语之一。然而韦伯不也出于精神上的恶心，著书立说，要再给德国一次机会，不摧折他对它的渴望吗？难道我们大多数人，尽管困难重重，不想再给我们的国家一次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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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兰特的文章接下来以较为轻松的笔调，分析了马特·格罗宁非常流行的讽刺性电视连续剧《辛普森一家》当中的一集。那一集名叫《莉萨先生去华盛顿》，明显是戏仿二战前深受喜爱的幼稚的爱国影片《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这一集故事开头讲到，小莉萨·辛普森被选派去华盛顿，参加以“我为什么爱美国”为主题的少年作文竞赛。她突然降临了国家的首都，同行的有她的小市民爸爸霍默，没脑子的妈妈玛吉，玩世不恭、骄纵刁蛮的哥哥巴特。但是她对华盛顿和美国之善的天真信仰，因她碰巧看见她的不诚实的众议员收受开发商的贿赂，被砸得粉碎。那开发商在打她心爱的当地自然公园的主意。莉萨撕掉了她的作文初稿，重新写了一篇，主题是“华盛顿恶臭”，马上输掉了伯兰特所称的这场“国家沙文主义竞赛”。但是然后——变变变！——一位乔装成FBI的仙女出人意料地现身，抓了那个众议员，他立即成了信仰再生的基督徒。因此莉萨先生断定，说来说去，“这个体系真的管用”，美国真的是“棒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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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宁料定，他的被逗乐的观众们确信体系简直不起作用，美国离“棒极了”还差得远。那么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需要表现一个爱国者呢，尤其是一个上当受骗、傻里傻气的小女爱国者？或许是因为，他也希望被人认为给了美国又一次机会。莉萨先生确保了他的良好用心。[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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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莉萨·辛普森担保民族之善的资格在掐着跑表奔跑。我们可以设想，顺着这条道跑了十二年以后，终有一天，她可能在上午成为初次投票的公民，下午去拜访她的堕胎医师。她终究是个可替代的角色。她临时充当了国家的一般儿童的替身，他们不光对性懵懂无知，也尚未被成人政治参与的日常肮脏玷污身心。这类国家儿童——在美国——是美国人。但同样的儿童在每一民族想象中都露面了，各自带着它自身的轻微的地方性变调。即将降临的未生者的一种先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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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奥尔特的一篇阐幽发微的文章，提示了民族之善一种更含糊的活着的担保人。他在该文中考查了北印度最近兴起的激进“男人独身”运动。[698]该运动的代言人对国家的印度教（男）青年的道德和肉体堕落发出了洪亮的公开谴责：他们即便不是流于市侩习气，起码也是享乐主义、手淫、不信教、游手好闲、玩世不恭、自恋和色欲。这种腐朽被归因于国家政治阶级的腐败、消费资本主义、“好莱坞”和西方非道德性的无情侵入。它的实际藏身地其实是在年轻男子的身体。根据印度教源远流长的生命形而上学（bio-metaphysics），精液不但是生殖所需的物质，也是男人深层的生命之本。它不该浪费在手淫、梦遗甚或交媾上，而该为了道德、精神和肉体的健康珍惜它，保藏它。就是这个缘故，独身的再度流行才被标举为印度男子气概全面恢复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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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与早些时期的欧洲的相似之处，是说不过去的。乔治·莫斯和其他诸人的著作业已表明，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政治家、道德家、科学家和宗教领袖是多么强烈地为民族退化的忧惧所困，那种忧惧常常着眼于他们各自民族的男青年。[699]社会弊病的花名册跟奥尔特的当代北印度大同小异：享乐主义、手淫、男子女化、不信教、神经衰弱、变态、实利主义，有时甚至还有（西方的）资本主义。贝登堡（Baden-Powell）的男童子军，德国的漂鸟（Wandervogel）运动，都属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系列努力之一，想转变先前一代人对“青年意大利”、“青年爱尔兰”之类的较为天真的侧重。几乎所有这些后起的运动都宣扬自我制欲、严格的摄生法（有时包括饮食规则），还有兄弟情谊；它们全都如印度教的独身倡导者所为，利用了地方性的男性禁欲主义的古老传统。[700]要是有谁想说印度教传下来的男性健康的“精元”论有点异域情调，那他不妨仔细思量一下，“健康”——放到本地习语中去理解——对疑虑不安的、最终是政治性的美国自我表征已变得多么要紧。对（男性）观众体育的执迷，部分源于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子身体的无尽壮观场面，它可以当作民族的男子气概与非腐朽的全豹之一斑，欣然享用。反之，美国医学协会的统计数据所揭示的各种疾病（癌症、心脏病、早老性痴呆、艾滋病等）的全国发病率这些东西，只要有可能，就不叫它落入长着人形的公众视野之内。[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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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独身运动的另一个显著层面是，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磨炼自己，较少是为个人得救，首要的是为母亲印度——这绝对不是传统的。正是她充当了磁体，围绕着她，身心失调、混乱不堪的无数印度青年男子，把自己编入秩序井然的力场中（在各种意义上）。从隐喻上说，正是她使得他们全部面朝同一方向，朝向她，不左顾右盼，也不回头张望：靠近她，但决不汇合或合一。[702]在“正常的”核心家庭里，有一个妇女，对她，年幼的男子们不得有性欲之想，却全都必得致献无与匹敌、无条件、感恩戴德的忠诚：她就是母亲。（他们不能指望哪天一高兴就把她撵走，父亲对那样的命运可不高兴。）推而广之就是母亲之邦（Motherland），如母亲印度、母亲意大利、母亲阿根廷等，她有权博得同样的禁欲而恭顺的奉献。我们都知道国家全体公民赖以理解他们彼此间关系的那些比喻：他们是安提戈涅的兄弟和姐妹，不是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男朋友和女朋友，更不用说女朋友和女朋友了。[703]公民的兄弟友爱中，凡涉及性欲的都消除了。我们在凝视着，不是凝视彼此的身体，或者探察彼此的眼睛，而是凝视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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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象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民族之善的最后一个源头：为一种政治乱伦禁忌所框限的兄弟情谊的可能性。[704]据报道，海湾战争期间，许多美国飞行员在炸弹或机身上涂写了意味深长的话：“萨达姆，弯腰吧。”这也许很寻常，但是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下面这点就会觉得它不寻常了：即便对美国最狂热的仇视克林顿的人来说，炫耀汽车保险杠上粘贴的标语“比尔，弯腰吧”，那会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强奸，哪怕是假想的，也被从国家公民权的禁欲想象中排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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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里存在某种有价值之物——虽然这好像很奇怪。它是我们能够在莉萨先生、在墨西哥冒险行动的可替代的阵亡者、在年轻的韦伯教授的幻想、在政治羞耻、在将来完成式中侦测到的同一价值。这些例子各自以不同却相关的方式表明了，为什么不管一国政府犯了什么罪行，它那一时的公民支持了什么罪行，“我的国家”终究是善的。在这些愁苦的千禧年时代里，这样的善可以为益世而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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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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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后的数字为原书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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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dilla,Rolando 阿瓦迪利亚，罗兰多，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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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Rahman,Tunku 阿布杜尔·拉赫曼，东古，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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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enwall,Gottfried 阿亨华尔，格特弗里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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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 John Dahlberg- 阿克顿，约翰·达尔伯格，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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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tjondro,George 阿迪宗德罗，乔治，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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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inaldo,Emilio 阿奎纳多，埃米利奥，6,49,199,24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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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inaldo,Rodolfo 阿吉纳尔多，鲁道福，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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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tas,Ali 阿拉塔斯，阿里，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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