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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21 我们或可这样子开始探究：看看萨默式的一对“情人”，萨乌尔和N.，他们交织的命运邀请（秘鲁）读者进入民族身份（nationhood）的色情之中。萨乌尔根本不算富有的世界主义的犹太人。堂·所罗门是个下层中产阶级移民，他的儿子是非犹太母亲所生，从某些观点来看，压根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萨乌尔是个不信教的人，从未跨出国门，对非秘鲁的任何东西（Erzähler卡夫卡除外）表现得浑无兴趣。到末了，他被N.说成是什么身份都变为了“前××”（除了不是“前秘鲁人”）。在学生时代他和N.展开的辩论中，他绝不是世界主义的“普适”人权的行动主义分子。他可以谈起印加人的活着的子孙们，说他们是“梦游者”或“呆头呆脑”，他们的崩溃到了这步田地，只有同化才算明智；他又为玛奇根加人辩护，那种腔调，可以合理地称之为微民族主义（micronationalist）或土著主义（indigenist）的。此时我们可能首先料想，在小说的进程中，他将变成捍卫土著权利的活动家，帮助他们政治上组织起来，顺着这条路打造出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的联盟，从而使他们自己融入、适应非玛奇根加的世界。不过当然，这样的预期无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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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23 N.对这位未来的叙事人的执迷之爱全无回报——1958年后他写给萨乌尔的信都杳无回音。萨乌尔的激情专一地献给了一个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在逃离，尽人力所及远离利马；实现这一爱恋的前提是抛弃秘鲁。乍看起来，这里没有什么类似于民族统一主义者的爱恋，后者是反映十九世纪宏伟的民族主义规划的那些典范小说里常有的。然而，正是因为萨乌尔起先是秘鲁人，因为玛奇根加人生活在秘鲁疆域之内，不是在巴西或哥伦比亚——也就是说，他们是“秘鲁人”和“秘鲁儿女”，属于圣马丁的乌托邦公式那一家系，他才命定会爱上他们。N.怀疑萨乌尔是否真的移民以色列的最初理由似乎一语中的：“他与秘鲁已经血脉相连，他为秘鲁存在的问题——起码为其中某一问题——犯愁发怒，不能自已，不可能一夜之间，像换件衬衫似的万事皆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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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25 那么N.呢？这才是富有（至少无财务之忧）的世界主义人物，如果哪儿有这种人的话。他在马德里和巴黎读书，对暑期语言学院的“美国佬”传教士温情脉脉，在但丁的家乡试图“忘掉”他那“倒霉的/受诅咒的”国家。然而他也明显是西班牙征服者和第二解放者的后嗣。以下是他在1958年：“我们是乘一架小型水上飞机旅行的，在有的地方则要乘土著的独木舟。在狭小的河道中穿行，河道被茂密的植物覆盖，白昼犹如黑夜。大自然——那参天的大树、波平如镜的湖水、亘古如斯的河流——以其强力和孤寂，让人觉得这是个新造的世界，渺无人烟，简直是植物和动物的天堂。可是当我们到达各部落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直面着史前时期。狩猎者、采集者、射手、流浪者、非理性的人（los irracionales）、魔法师、泛灵论者：那是我们遥远的祖先过的那种最素朴、最原始的生活。这也是秘鲁［también, eso era la Perú］，只有在那时我才完全意识到它，一个todavía sin domar［尚未被驯服？/将要被驯服？］的世界。”[688]在他大学时代和萨乌尔争辩中间，N.也采取——虽然一定程度上不过唱唱反调而已——标准的自由民族主义立场，赞同以叫做“秘鲁”的这一宏伟规划的名义，让“史前史”不可避免地、可望仁善地同化到“历史”之中。[689]进步有其自身的“强力和孤寂”，一个好秘鲁人所能勉力做的上善之事，是诚心美意地尽一切可能的力量，缓和同化的冲击，力阻往昔元神耗尽。这样，从巴尔加斯·略萨的访谈偏斜出去，原来代表“秘鲁”社会和地理极端的，不是富有的世界主义犹太人与原始土著，而是大都市的自由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与坚忍地逃避他们、走向灭绝末路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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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27 小说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这一长时间跨度，向我们展示的较少是想象的萨乌尔的演变/改宗，较多是他那不受待见的情人的演变。直到在他看来，在小说家看来，“于消逝之物中瞥见一缕新型美”变得可能。但这种美丽依赖于消逝，不是元神耗尽。萨乌尔是这消逝的组成部分。鬼脸儿将会无儿无女，他的残废的小鹦鹉也这样——与格雷戈里·萨姆沙及其创造者是一路人。[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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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29 此外，萨乌尔已经在内心深处是个鬼脸儿、秘鲁人、叙事人了，何以还要被塑造成一个犹太人/前犹太人呢？无疑地，略萨部分地想借此表示他说过的那话的意思：他曾评论说，当他创作《叙事人》的时候，所思所虑正是犹太人和玛奇根加人之间的差异而非类同。但是这差异其实不是他进而论列的那一种。跟数世纪以来的情形相比，今天犹太人的灭绝更不可想象。富裕、叫嚣的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霸主美国为它的生存提供了无条件保障，欧洲亦然。（这种无条件性的现代根源在于，欧洲犹太民族在1940年代差点儿被欧洲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欧洲人执法官灭了种。）然而对玛奇根加人来说，他们像世界各地其他几百个小“部落少数族群”一样，没有任何保障，完全可能无声无息地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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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31 犹太人的主题，在小说某些地方感觉是生拉硬拽进来的，它似乎有可能用于驱邪的目的。在我们这个惨痛世纪的尽头，大概3500年之久的犹太史已经可用作一种普遍的比喻，象征“虽历尽劫难”而终得保全的“文化孑遗”。这种“有益指教”恰恰只有一个当代犹太人才能提供，不仅提供给玛奇根加人，还可以说是提供给巴尔加斯·略萨的国内和国际读者们。在藤森时代，这样的可能性不会向单单一个秘鲁的鬼脸儿叙事人敞开的。此时此刻我们认识到“前犹太人”（ex-Jew）这个画谜对作者的矛盾的重要性。其中，“犹太人”作为一个符号，代表“历尽劫难的希望”所寄；“前”字并未取消“犹太人”，而是在它一旁为地方性绝望腾出了空间：萨乌尔·苏拉塔斯，在劫难逃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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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33 最后，我们要理解，萨乌尔是当地克里奥耳女人和波兰犹太移民的混种后裔，通过他的母亲系身于秘鲁，又通过他的父亲摆脱了秘鲁，正是靠了这种身份，他才被置放在这样的地位上：既是N.和玛奇根加人之间的想象的中间人，又是他们共同的魅惑者；要不是他，他们在小说中没有任何联络点。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用腹语术表达受迫害、受压制的少数族群已变得无法容忍（不仅是道德上）。鬼脸儿是文化要求权的法庭上作者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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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35 就在这一刻，我们能够分辨二十世纪晚期的《叙事人》与萨默那么令人信服地论述过的十九世纪典范小说之间极为深远的差别。后者大多数写成于民族主义未竟历史的抛物线早期，当时，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话说，以为一个人只要向前走就是向上走，这么想是非常可能的。那时还不存在文明的每一记录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这种观念。然而《叙事人》想到了本雅明这个悖论的真理性，同时接纳了它的全部项。我们可以说，《叙事人》“表演”了超越它和逃避它的不可能性。也许这是我们时代的唯一方式，民族小说、民族叙事只能够赖此来恰当地书写、重写、再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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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37 在小说开头，N.说起秘鲁——他想逃脱而未遂的秘鲁——是他的malhadado país。Malhadado不仅可以理解为“不幸的”，也可理解为“倒霉的”“被诅咒的”，乃至“该死的”。这个形容词和表示“国家”“家乡”“民族”的单词放到一块儿，让我们感受到悲剧的音色、羞愧的语义。我们将不得不学会对此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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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42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03304894]

1703306943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7 民族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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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45 如果谁试图将“我的国家，无论对错”改成“我的宗教，无论对错”，他立即就能明白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分野所在。后一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矛盾。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基督教之于基督徒，或印度教之于印度人，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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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47 不过这种差别不应全从表面价值来看。因为设若民族至少假定上可能是错的，那这种错是现世的，总是相对于一种超越的正义或善。于是，从与宗教的永恒的善不相干的角度，我们要提的问题是，这种正义的源头是什么，考虑到民族（不管想起来多么堂皇）都在历史之内：人们没有给它在天堂或地狱保留一席之地。下文我将设法草述，有保证的民族之善的三个互相联系的寄居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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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49 未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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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51 对这三个寄居处的第一个，最好的说明莫过于马克斯·韦伯的一段奇语，那是1895年他接受弗莱堡大学教职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中的一番话。[691]这篇演讲的大部分是对他的新国家即德国之现状的哀怨。韦伯厌倦地看着周遭的人事，认为容克统治阶级完蛋了。“Sie haben ihre Arbeit geleistet und liegen heute im ökonomische Todeskampf.”［他们使命已尽，今天在经济上垂死挣扎，痛苦不堪。］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市民阶级那里，什么好事都别指望。“Nur allzu offenkundig sehnt ein Teil des Grossbürgertums nach dem Erscheinen eines neuen Cäsar,der sie schirme—nach unten gegen aufsteigende Volksklassen—nach oben gegen sozialpolitische Anwandlungen,deren ihnen die deutsche Dynastien verdächtig sind.”［德国市民阶级的上层圈子恬不知羞地渴盼有个新凯撒，他将上台保护他们——下则对抗成长中的大众阶级，上则对抗他们猜疑德国王室怀抱的社会政治改革之心。］另一个圈子“ist längst versunken in jene politische Spiessbürgerei,aus welcher die breiten Schichten des Kleinbürgertums noch niemals erwacht sind”［沉入了政治市侩主义中，小市民阶级的广大阶层永远没有从中觉醒过来］。他相信无产阶级全然不成熟：“weil es für eine grosse Nation nichts vernichtenderes giebt,als die Leitung durch ein politisch unerzogenes Spiessbürgertum,und weil das deutsche Proletariat diesen Charakter noch nicht verloren hat,deshalb sind wir seine politischen Gegner.”［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甚于被一群政治上茫然无知的市侩所领导，而德国无产阶级至今尚须摆脱这种市侩气，有鉴于此，我们在政治上反对工人执政。］[692]人们可能从这种分析中轻易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这位年轻博学的教授本人除外——全盘皆错。但是韦伯也带有一种迥然不同、乍一看很怪异的口气。这段话值得全文照引：[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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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53 Und—um ein etwas phantastisches Bild zu brauchen—vermöchten wir nach Jahrtausenden dem Grab zu entsteigen,so wären es die fernen Spuren unsres eignen Wesens,nach denen wir im Antlitz des Zukunftsgeschlechts forschen würden.Auch unsre höchsten und letzten irdischen Ideale sind wandelbar und vergänglich.Wir können sie der Zukunft nicht aufzwingen wollen.Aber wir können wollen,dass sie in unserer Art die Art ihrer eignen Ahnen erkennt.Wir,mit unsrer Arbeit und unsrem Wesen,wollen die Vorfahren des Zukunftsgeschlechts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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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55 ［说得略为夸张一点，如果从现在算起数千年之后我们死而复生，我们会在那些未来族类的相貌中搜寻我们自己生存的依稀印记。诚然，即使我们在此世的至高、终极理想也会改变和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它们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将在我们的禀性中认出它自己祖先的禀性。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成为未来族类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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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57 这段话带着千年至福的音色，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回响着宗教冲动的某种东西。这位清醒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家狂乱地想象有不可胜计的日耳曼人，几千年之后，在自豪地想象着……韦伯！而且，这些没出生的日耳曼人好像强加了义务在1895年的想象者身上，他已经在想象自己死了。起而迎合未来的期望，这是他和他的世纪末的读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数千年以后，那些未来的日耳曼人没留下任何社会学或政治的特征。他们不是容克，市民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他们不再翘盼凯撒，甚至也不奉守“我们在此世的至高、终极理想”。这里的时态可以说是将来完成时。正是这无数的未来日耳曼人的未生性，保证了他们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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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59 将韦伯的话当作在他威严赫赫、保守节制的知识生涯中一个精神错乱的眩晕时刻，从而草草打发，未免有些轻率。每个国家政治中，每天都在使用这相同的虚夸比喻，只是表述得少些怪气和诗意罢了。归根到底，就是以未生者之名，我们被要求刻苦工作、纳税完赋、不吝奉献，为的是保存传统、减少国债、保护环境、守卫边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为我们未生的后代献出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不能确保以本人的名字命名其中一人。如果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会认为这些未生者是石油亿万富豪、福利骗子、缺席父亲、美国中部的市侩、种族主义狂徒和内城歹徒的未来复制品，那些人眼下乱七八糟地纠缠着我们的想象力。未生者除了他们的美国身份，根本没有任何社会特征；恰是这单色的纯粹，保证了他们的善，也允许他们给我们强加义务，这种义务，如果是从当今活着的——为韦伯起见，比方说1995年在世的——诸多美国人那里领受的，我们可能心生怨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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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61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种韦伯式愿景。潜藏于这位伟大社会学家的呼告下的道德情感，明显是对1895年德国的羞耻。如果有人问，面对什么人让他感到这种羞耻，答案似乎一目了然：是Zukunftsgeschlecht（未来族类）的面容。羞耻是未来族类将“在我们的禀性中认出它自己祖先的禀性”这一千禧年希望的反面。这种态度里并没什么是德国特有的。比如，我们想想那些美国人，他们不是到了应征年龄的男子，却起劲反对华盛顿在印度支那的不光彩的野蛮冒险，说“它令我为祖国感到羞惭无地”。[694]这种政治羞耻，我们只在面对善和纯真时才会感觉到，它让我们在后来人面前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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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63 已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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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65 东石（East Rock）是一处壮观的绝壁，高耸在新英格兰的破落小镇纽黑文上方，那里有一座巨大——而且一点也不可笑——的纪念碑，纪念民族先烈的当地代表。它的基座四面刻着男人和男孩的名字，他们死于四次很不一样的往日战争：反抗乔治三世那个英格兰的英勇的独立战争；1812年针对同一敌人的不够英雄的小规模战斗；1848年对墨西哥进行的邪恶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1861—1865年创巨痛深的内战。不同寻常的是，这一纪念碑视所有这些亡人绝对等同；不管他们是死在光荣的战场还是可耻的战场，丝毫不予区别对待。因而他们生命的牺牲与历史的正义或不义彻底分离了。把他们全部供奉在牺牲者的位置上，就堂而皇之地达到了这种分离。民族先烈可以说已经买了单，结清了他们的道德账簿。民族英烈从来不是杀人者。这一点，我们只要设想一下纽黑文对学术好事者的反应即知，这些好事之徒经过多年精心研究之后，向市民们建议，在纪念碑上铭刻的每个英名后面，应该加上叫这个名字的人所杀敌人的名字或数目。毕竟，美国的紫心勋章，就像英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一样，通常是授予伤亡者，不是杀戮者的。谁若被引到越战纪念碑前哭泣，那是为了死在印度支那的大约六万名美国人，不是为了他们人人各出了一份小力消灭掉的三百多万男人和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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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67 民族主义人种学家也注意到纽黑文纪念碑用以记录民族先烈的那种铭刻风格，通览一下其他国家里的国家公墓和纪念碑，可知这种风格再平常不过了。初看起来，记下实际的个人姓名可能像是为阵亡者保留了某种残余的个体性。但转眼之间我们就会觉察到它与韦伯的千年至福时刻的关联。因为这些姓名已被剥夺了一切实际的社会学意义，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让人谨慎推知谁谁谁有爱尔兰、意大利或苏格兰血统。没有阶级，没有宗教，没有年龄，也没有政治。（转成德国人的话说，没有容克，没有市民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优先权也没有：于是采用通常的电话簿的字母表顺序。死者成了“纯一的美国人”，正是在这种纯一性中，善稳当有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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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969 纽黑文一定还有少许居民，他们知道这个那个名讳纪念的是他们的家族先祖之一。但是，考虑到自1865年（那时最新一批死者升了天）以来，多少年头过去了，死者的后人们不可能对他们有什么个人记忆。纪念碑的游客们绝大多数把单个的姓名看作可互换的符号，表示它们如今共有的东西。今天去东石的朝圣者们，被置于韦伯的未来德国人的那个地位上；他们被诱导着极力在自己的禀性中认出他们（集体）祖先的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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