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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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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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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讲话的官方书面版本是Soekarno（苏加诺），Ilmu Pengetahuan Sekadar Alat Mentjapai Sesuatu （《以科学知识为求取之具》，Jakarta: Departemen Penerangan Republik Indonesia，Penerbitan Chusus no. 253，1963）。该演说的更多引文，对其论题的某些分析，以及与戴高乐的修辞术的一个比较，参见拙著《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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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瞬间出现在第八章（“Recuerdos”[回忆]）。参见José Rizal，Noli Me Tangere（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1978；根据1887年柏林初版胶印），第43页。这部小说的一个相当不错的新英译本1997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目未变。[中译本《社会毒瘤》，陈尧光、柏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这是根据1902年英译本翻译的。“maquinalmente”本义为“机械地、自动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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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南方的异域”，是“北洋”或者“北方的异域”的反义词。但是“洋”这个字含有水的部首，所以这两个词都用来表示在北京看来跟海相联的那些地方。令人好奇的是，“北洋”不仅用来指辽宁和山东的两个半岛，而且甚至包括直隶，那是帝国首都所在的滨海省份。（因此在1920年代，掌控着北京的军阀称作北洋系。）长城以北的广袤区域从未被这样叫过。类似地，“南洋”既用来指华南的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也包含马来群岛（今日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不包含陆路可通的缅甸和老挝。（感谢许慧文[Vivienne Shue]对此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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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属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在直接军事进攻中通通沦陷。由于维希政权是轴心集团的盟友，日本人直到1945年3月都没有铲除法国人。不过，此前他们作为“盟友”维持了一种统治性的存在，殖民地的维希政权只能俯首听命。在暹罗，识时务的军事独裁者銮披汶·颂堪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早早地就同东京结盟了，但是他仍然不得不允许日军穿越他的国土，而且还得在其他方面服从他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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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令人敬畏的例外也许是法国殖民时代的学者乔治·克代斯（Georges Coedès）的杰作，《印度支那和印尼的印度化国家》（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E. de Boccard，1948）。在对十五世纪前被梵化的这些国家所进行的这项宏伟比较研究中，“东南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仅仅是简记的地理名称，但也足可表明缅甸和菲律宾不在它的范围内。当二十年后这部书终于有英译本出版的时候，美国冷战的年代误植将标题变成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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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别误解了：印度教和密宗大乘佛教早在基督纪元之初就已传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最迟从四世纪开始成为宫廷礼拜的基础。不过可以确信，很多世纪以来，大部分人是万物有灵论者。印度教崇拜和佛教崇拜可以相互竞争或融合，不会卷入难以收拾的冲突中。直到十二世纪末，重大变化才发生了，那时一种更加朴质苦修的佛教形式——小乘佛教（Hinayana或Theravada）——从锡兰传入，把它的前辈们越来越挤到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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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形形色色的（mottled）——“其特点表现为色片的不规则安排”，似乎比“白种的”或“高加索人的”在视觉上更准确，在道德上少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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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这一制图革命的最权威著述，当推东猜·维尼察古著，《图绘暹罗：一个民族的地理体史》（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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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到十世纪中叶。最权威的著作是基思·韦尔克·泰勒的《越南的诞生》（Keith Welk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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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但是不存在集团（bloc）的意思。所有团体都寻求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进步团体结盟。印尼的革命者与澳大利亚、埃及和尼赫鲁的新独立的印度建起了有效纽带。所有激进的左翼组织不同程度上都跟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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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东南亚的某种不稳定性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中依然显著。当地国家中只有暹罗和菲律宾加入了，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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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遥远而人烟稀少的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由北婆罗洲公司经营，直到日本军队将它的商业政权扫落在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白厅接管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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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加诺对伦敦这一举措怒不可遏，最终引起他的政府与哈罗德·威尔逊在东方的残余帝国之间的半武装对抗。这起事件的大多数战斗发生在婆罗洲，在那里，廓尔喀人雇佣兵或许是履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抗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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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过渡时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建之间，暹罗成了遍及那些大陆国家的大规模美国干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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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论题在我以下论文中有详尽阐述：“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变化中的生态学”，收入Charles Hirschman，Charles F. Keyes和Karl Hutterer编，《前途未卜的东南亚研究：美国视角下的反思》（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ance: Reflections from America），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2，第2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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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弗尼瓦尔部分地算个例外。他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表对英国在缅甸的殖民主义的辛辣批评，不过那只是在他辞去殖民地公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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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第一代“东南亚专家”（Southeast Asianists）中，许多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美国军队里服役，或者是从战前的大学圈子里抽调到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海军情报处（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战后有很多人留在国务院经年，是进步的、反殖的核心，直到麦卡锡主义兴起，将他们逐出为止。（战略服务处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始建于1942年，1945年10月解散，此后它的职能和职员就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接收。真正的中央情报局到1947年方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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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类课程的编排需要展现冷战之前的统一性因素，展现比那些年的政治冲突“深层”一点的东西。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标准的（通用的）有关该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初版于1971年，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其最新的修订版中，依旧可悲地名曰《寻找东南亚》（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就很说明问题。最有意思的“统一因素”肯定是对称亲属系统和随妻居住模式的广泛流行，这两者都倾向于给予妇女较好的社会地位。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就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盛行的父系的、从夫居的系统，那使妇女严重地降到从属地位。一个不太要紧的共同因素是，东南亚沿海一带，但不是北部和西部，都使用发酵的鱼和软体动物制成的调味品，这赋予当地烹饪一种独特而相近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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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试比较同处冷战时期，却将“西欧”和“东欧”研究划分开来的刻板得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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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最卓越的典范是康奈尔大学有关东南亚的埃科尔斯藏书（Echols Collection），目前有西方语言和当地语言的将近50万种印刷卷册、缩微胶片与缩微平片，还有23000种期刊——比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多一半。同一时代里，欧洲帝国中心那些财政捉襟见肘的大学，哪怕是在名义上采纳了一种东南亚研究模式的地方，往往都专注于本国的前殖民地，专注于使用现存的卷帙浩繁的殖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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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虽然大部分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做着有关他们祖国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可是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经有少许人在做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这在以往年代里几乎不可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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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种古怪的权威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真实，这一点最初给我深刻印象是在某个时候，我意识到从来没人愤怒地问过我是哪国公民（其实是爱尔兰），虽然我的口音显然不是美国的。十年后，当我被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传唤，去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的问题作证时，我感受到相同的轻微惊讶。我从不曾到过东帝汶，我对它的语言一窍不通，对它的历史和政治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这都不妨碍一个资深的东南亚专家觉得自己有资格介入，也没有妨碍该小组委员会当初召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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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种认同感不是偶然的。1962年3月政变后，缅甸军事独裁政府事实上禁止学生出国留学。因战争四分五裂的印支国家正在战场上消耗它们的青年。印尼人则为1965—1966年的恐怖饱受创伤。马来西亚那时还唯英国是从，没送多少学生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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