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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属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在直接军事进攻中通通沦陷。由于维希政权是轴心集团的盟友，日本人直到1945年3月都没有铲除法国人。不过，此前他们作为“盟友”维持了一种统治性的存在，殖民地的维希政权只能俯首听命。在暹罗，识时务的军事独裁者銮披汶·颂堪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早早地就同东京结盟了，但是他仍然不得不允许日军穿越他的国土，而且还得在其他方面服从他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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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令人敬畏的例外也许是法国殖民时代的学者乔治·克代斯（Georges Coedès）的杰作，《印度支那和印尼的印度化国家》（Les É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E. de Boccard，1948）。在对十五世纪前被梵化的这些国家所进行的这项宏伟比较研究中，“东南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仅仅是简记的地理名称，但也足可表明缅甸和菲律宾不在它的范围内。当二十年后这部书终于有英译本出版的时候，美国冷战的年代误植将标题变成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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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别误解了：印度教和密宗大乘佛教早在基督纪元之初就已传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最迟从四世纪开始成为宫廷礼拜的基础。不过可以确信，很多世纪以来，大部分人是万物有灵论者。印度教崇拜和佛教崇拜可以相互竞争或融合，不会卷入难以收拾的冲突中。直到十二世纪末，重大变化才发生了，那时一种更加朴质苦修的佛教形式——小乘佛教（Hinayana或Theravada）——从锡兰传入，把它的前辈们越来越挤到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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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形形色色的（mottled）——“其特点表现为色片的不规则安排”，似乎比“白种的”或“高加索人的”在视觉上更准确，在道德上少些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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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这一制图革命的最权威著述，当推东猜·维尼察古著，《图绘暹罗：一个民族的地理体史》（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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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到十世纪中叶。最权威的著作是基思·韦尔克·泰勒的《越南的诞生》（Keith Welk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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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但是不存在集团（bloc）的意思。所有团体都寻求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进步团体结盟。印尼的革命者与澳大利亚、埃及和尼赫鲁的新独立的印度建起了有效纽带。所有激进的左翼组织不同程度上都跟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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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东南亚的某种不稳定性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中依然显著。当地国家中只有暹罗和菲律宾加入了，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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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遥远而人烟稀少的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由北婆罗洲公司经营，直到日本军队将它的商业政权扫落在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白厅接管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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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苏加诺对伦敦这一举措怒不可遏，最终引起他的政府与哈罗德·威尔逊在东方的残余帝国之间的半武装对抗。这起事件的大多数战斗发生在婆罗洲，在那里，廓尔喀人雇佣兵或许是履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抗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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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过渡时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建之间，暹罗成了遍及那些大陆国家的大规模美国干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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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论题在我以下论文中有详尽阐述：“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变化中的生态学”，收入Charles Hirschman，Charles F. Keyes和Karl Hutterer编，《前途未卜的东南亚研究：美国视角下的反思》（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ance: Reflections from America），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2，第2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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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弗尼瓦尔部分地算个例外。他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表对英国在缅甸的殖民主义的辛辣批评，不过那只是在他辞去殖民地公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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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第一代“东南亚专家”（Southeast Asianists）中，许多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美国军队里服役，或者是从战前的大学圈子里抽调到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海军情报处（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战后有很多人留在国务院经年，是进步的、反殖的核心，直到麦卡锡主义兴起，将他们逐出为止。（战略服务处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始建于1942年，1945年10月解散，此后它的职能和职员就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接收。真正的中央情报局到1947年方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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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类课程的编排需要展现冷战之前的统一性因素，展现比那些年的政治冲突“深层”一点的东西。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标准的（通用的）有关该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初版于1971年，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其最新的修订版中，依旧可悲地名曰《寻找东南亚》（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就很说明问题。最有意思的“统一因素”肯定是对称亲属系统和随妻居住模式的广泛流行，这两者都倾向于给予妇女较好的社会地位。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就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盛行的父系的、从夫居的系统，那使妇女严重地降到从属地位。一个不太要紧的共同因素是，东南亚沿海一带，但不是北部和西部，都使用发酵的鱼和软体动物制成的调味品，这赋予当地烹饪一种独特而相近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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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试比较同处冷战时期，却将“西欧”和“东欧”研究划分开来的刻板得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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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最卓越的典范是康奈尔大学有关东南亚的埃科尔斯藏书（Echols Collection），目前有西方语言和当地语言的将近50万种印刷卷册、缩微胶片与缩微平片，还有23000种期刊——比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多一半。同一时代里，欧洲帝国中心那些财政捉襟见肘的大学，哪怕是在名义上采纳了一种东南亚研究模式的地方，往往都专注于本国的前殖民地，专注于使用现存的卷帙浩繁的殖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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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虽然大部分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做着有关他们祖国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可是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经有少许人在做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这在以往年代里几乎不可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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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种古怪的权威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真实，这一点最初给我深刻印象是在某个时候，我意识到从来没人愤怒地问过我是哪国公民（其实是爱尔兰），虽然我的口音显然不是美国的。十年后，当我被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传唤，去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的问题作证时，我感受到相同的轻微惊讶。我从不曾到过东帝汶，我对它的语言一窍不通，对它的历史和政治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这都不妨碍一个资深的东南亚专家觉得自己有资格介入，也没有妨碍该小组委员会当初召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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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种认同感不是偶然的。1962年3月政变后，缅甸军事独裁政府事实上禁止学生出国留学。因战争四分五裂的印支国家正在战场上消耗它们的青年。印尼人则为1965—1966年的恐怖饱受创伤。马来西亚那时还唯英国是从，没送多少学生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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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此处有些悖论。沃尔特斯一直是军事总督杰拉德·坦普勒的深沉的景慕者，后者让定居的“华人”社区付出高昂代价，将25万华人强制性地隔离到“新村”之中，从而费尽周张地解决了战后马来亚共产主义叛乱的最大麻烦。但是自从沃尔特斯成为学者以后，他就毅然欣然地把他的工作限制在欧洲人尚未染指的那个东南亚了。短小精悍地展现了他的观点和学问的，是他的《东南亚视角下的历史、文化与宗教》（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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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本不是恰以同一种形式表现的。如我在别处提到的，（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用尽一切办法（包括禁奢法令、居住地隔离、强制遗产调节，还有利用与之勾结的商业精英），断然认定不讲任何形式“中国”话的一些人的华人身份。在菲律宾群岛（Las Islas Filipinas），这样的人法律上称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有他们自身特别的纳税义务、居住的可能选择，等等。“Mestizo”总是间接地表示外来的。参见拙文《东南亚的人口普查和政治》（“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Genèses，26 [1997年4月]），第55—76页。“华人”应当以相同的句法规则读如今天的“亚洲人”。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信“亚洲人”的巨量存在，但是很少有几个“亚洲”的人同样抱有这种稀奇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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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玛丽·萨默斯·海德惠斯（Mary Somers Heidhues）清晰地勾画了种种变异。闽南人在菲律宾、爪哇，还有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和堤岸—西贡等商业飞地占有优势；广州人在马来亚乡村以及直到二战前在柬埔寨占支配地位；潮州人在暹罗、苏门答腊和二战后的柬埔寨；客家人在北婆罗洲和西婆罗洲；而迟来的海南人主要定居在越南南部和暹罗。在缅甸，很大数量的移民是从云南经陆路而来的。定居密度也大相径庭。殖民地的马来亚位于一个极端；二战前夕，这个半岛上的“华人”实际上多于“马来人”。与此相对，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和老挝，“华人”比例可能从未高过5%。参见她的《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族群》（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Hawthorn, Victoria: Longmans Australia，1974，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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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见郑力人，“英属马来亚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1894—1941”（Liren Zheng，“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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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所熟悉的东南亚三国语言中，全都有对“华人”的贬抑词汇，但是只有苏哈托的印尼执意要求官方使用这种词汇。于是就有了这样可叹可哀的情境：华人血统的年轻人在读者问答专栏或别的地方，用英语单词“Chinese”来自称。（Saya seorang Chinese ［我是华人］，而不是自我贬低的Saya seorang Cina ［我是中国佬］。）虽然对华人的普遍怨憎在本地区处处都很平常，二十世纪暹罗和菲律宾却不曾经历过反华大屠杀或种族骚乱；适成对照的是，从1910年代现代政治开幕以降，印尼的这种暴行史就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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