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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虽然在现代印尼语中，penghidupan和kehidupan这两个词语差别相当大（也许相当于“生活方式”和“生活”），苏多摩在这段话里似乎是可互换地运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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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同上，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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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同上，第3页。苏多摩在括号里加了荷语单词biografie，似乎他对他的印尼读者能否理解“我的生活史”这个短语不大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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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比较另一位恰好是爪哇人的印尼领袖、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苏迪斯曼（Sudisman）的言辞，1967年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他死刑，他在庭上的辩护演讲中说：“我是个生在爪哇的共产党人，所以按爪哇人的风俗，我有义务说几句话向大家道别：首先，matur nuwun，我感谢在斗争历程中帮助过我的所有人。”（Sudisman，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Benedict Anderson英译 ［Melbourne: The Works Cooperative，1975］，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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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lelakon是个出了名无法翻译的爪哇语词。它像是“天命”、“角色”、“生活目标”和“道德责任”的某种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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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Soemoto，Kenang-Kenangan，第4页。这句谚语字面上是说：“豆子怎能丢掉豆萁？”tabi’at这个词在此译成“人格”（character），也可翻成“本性”（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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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同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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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回忆录里出现的其他所有人物亦然。有少许时刻，他们有些人似乎改变了——比如，苏多摩那位望子成龙的母亲知道了宦途艰难，官位不总是能带来幸福。但是苏多摩说得很清楚，真正的“她”压根未变。她只不过是对世界的本性丢掉了某些幻想。Soetomo, Kenang Kenangan，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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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一事实：Kenang-Kenangan只字不提二十世纪初年东南亚人体验到的“震惊世界”的三大事件：1905年亚洲的日本漂亮地击败了欧洲的俄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此相对，后来的几乎所有印尼自传都同世界历史前进中的步伐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参见Sutan Sjahrir，Out of Exile，Charles Wolf, Jr. 英译（New York: John Day，1949）; Cindy Adams，Sukarno: An Autobiography as Told to Cindy Adam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5）；Ali Sastroamidjojo，Tonggak-tonggak di Perjalananku（Jakarta: Kinta，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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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古纳万（Goenawan Mangoenkoesoemo）死的时候，据说笈多评论道：“这下苏多摩失去他的dhalang了。”Soetomo，Kenang-Kenangan，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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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Soetomo, Kenang-Kenangan，第13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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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pesantrèn——传统爪哇的伊斯兰学校。这里同别处一样，苏多摩首先给出爪哇语单词，然后为他的非爪哇语读者翻译成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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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这段话的语义学意味深长。苏多摩总是用令人起敬的“深奥”词语ilmu（显然是爪哇语ngèlmu的译文）指代“传统的”爪哇和伊斯兰学问。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总是关于何为“实在的”或本体上真实的。就我所知，他从不曾用这个词指称在荷兰学校所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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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Sekolahan（荷兰语“学校”一词的本土化）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应。苏多摩在此淡淡一提，让人怀疑他对这些西化学校的态度。我们或可设想，这句话应当理解成是与“没人把土地租给糖厂”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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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ilmu kebatinan——内心的知识——是最高形式的传统爪哇宗教学问，西方人一般称之为“爪哇神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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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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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同上，第12页。rampok harimau是爪哇语rampog macan的印尼语译文，它是豹或虎与一群武装的人之间的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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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同上，第17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被译成“高地位”的原词是kebangsaan，它一般指“民族”或“种族”。我怀疑它可能是kabangsawanan（高贵阶层）的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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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不过要注意到，从我们的历史视角看来，旧时代必定大致重合于龙加瓦西塔的“黑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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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加多罗科神秘书》的阴茎主人公就被描写成一个上瘾的鸦片吸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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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Hildred Geertz，The Javanese Family: A Study of Kinship and Socialization（Glencoe: The Free Press，1961），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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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这里提到的是殖民地著名的提倡破除旧习者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他以穆尔塔图里（“我受够了”）为笔名，于1859年发表了一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的小说，名叫《马格斯·哈弗拉尔的奇遇》（Max Havelaar，中译本由施辉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注）。它尖锐抨击十九世纪殖民政府的不公，和被笼络的爪哇统治阶级的残酷、腐化，在东印度引起轰动，并帮助促发了一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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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Soetomo，Kenang-Kenangan，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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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同上，第14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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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苏多摩展现了同穆尔塔图里的鲜明差异。最令这位荷兰人义愤填膺的事情之一，就是掌权的本地官僚施加的私人化的（即独断专行的）“裁断”（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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