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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有趣的是，创立于1974年的极右组织纳瓦朋（总理他宁被普遍认为是它的成员），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是（现在还是）中老年的大学教授。这些人多是在国外二流大学拿的文学硕士学位，向独裁政府献媚早有前科，被年轻人看待他们的那种公然批评甚至鄙夷的方式激怒了，那些年轻人拿的是一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受到了反战运动的理想主义影响。在许多要案中，一些大学高官被罢免，罪名是腐败、可耻的怠惰和无能、替国家官僚机构暗中监视学生。关于纳瓦朋，譬如可参见Keyes，“Political Crisis”，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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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第一个案子，案主是左翼学生活动分子巴登·丹龙乍龙（Praderm Damrongcharoen），他被控在为一家无名学生杂志写的诗里影射国王。巴登很幸运，最终于1975年2月底被判无罪（事详The Nation，1975年3月1日）。第二个案子涉及记者社尼·宋那（Seni Sungnat），他因在狂热的右派报纸《暹罗之星》上批评王后的一篇演讲，被控冒犯王后。1976年2月4日，社尼被判两年监禁。（参见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15 ［1976年2月10日］，第36页。）对一名右翼记者的惩处，清晰表明了“大逆不道罪”（lèse majesté）的起诉并非只是针对左派的别有用心的弄权，而是根源于真心的文化—意识形态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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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Kaufman，Bangkhuad，第229—231页，精当描写了一个地方社区里的这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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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他侬—巴博政府立即恢复与金边的外交关系，在1970年夏差点儿就要向柬埔寨派遣泰国军队，支援朗诺政权和美国—南越的“进驻”。甚至在1950年代初，当高棉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他争取柬埔寨独立的“国王十字军”（Royal Crusade）过程中来到曼谷，披汶政府就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对待他。参见Roger M. Smith，Cambodia’s Foreign Polic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第48页。不过，柬埔寨的政治变局并不是全然没有越过国界被人利用。例如吉滴乌斗证明他反共的好战性有理，部分根据就是据称在柬埔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者大肆屠戮高棉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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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那时候，军队独自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电台，以及曼谷除一家之外的全部电视台。参见全泰反法西斯阵线（National Anti-Fascism Front of Thailand），“Three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Thailand Information Resource，No. 1（1977年5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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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巴曼是日本大企业的知名合伙人，也是最近死去却无人哀悼的警察总监炮·西耶侬的连襟。炮·西耶侬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暴虐行为，前文已简要列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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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Natee，“Village Scouts”，第35页，声称，这起杀戮发生之前数小时，佛统的乡村童子军训练营举行了模拟演练：杀死“坏学生”并悬挂其尸首。他也证实，真实生活中的杀人者有几个就出自这一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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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菩提树庭园已经成为反抗独裁的全国象征，因为1973年10月推翻他侬和巴博的示威活动正是从这个庭园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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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值得注意的是，由一个典型的暴发户人物创办的《暹罗之星》，开设了报道乡村童子军活动的一个定期专栏。有钱的捐献者和积极分子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被广为传扬，甚至间杂在皇室、贵族、政府要员们的大名中间。该报因而是发动一场迅捷、暴力的乡村童子军动员运动的当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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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装甲师广播电台的后台老板乌坦（Utharn Sanidwong na Ayutthaya）上校，是王后的亲戚，从而也是太子的亲戚。参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7年2月11日。他在10月5—6号的造谣中的核心角色，标示了宫廷是推翻立宪议会政权的同谋。另一个有影响的煽动仇恨者是乌迪·那沙瓦（Uthit Naksawat）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Chomrom Witthayu Seri（泰国独立广播集团）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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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这是他们陷入近乎宇宙论恐慌（cosmological panic）的一个怪诞却典型的信号：他宁政权竟然禁止泰国学校讲授一切（就是说，即便是右翼的）形式的政治理论。参见New York Times，1976年10月21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6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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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从最近游击区电台的广播中，以及从曼谷流传的地下传单中，这一点清晰可见。很有意思的是，有迹象表明，某些心怀不满的右翼集团正变得越来越持批判态度，即使不是批判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起码也是批判当今在位者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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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在本文展示的分析里，我特意聚焦于泰国政治格局中的新元素。我确实无意暗示新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只是曼谷权力结构中的次要元素；从统治集团的观点看来，他们也许甚至是不可靠的次要元素。有启发性的是，10月6号政变之后，军政府尽可能回到压制的老“行政”模式。红卫队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者被打发到北部、东北和南部作战地带，据报道他们在那里伤亡惨重。纳瓦朋被奉劝别再露面。乌坦上校被解除了对装甲师广播电台的控制。眼下居高位的将军们全是“稳健派”，也许宁愿以沙立—他侬—巴博风格执政。但是我们怀疑这可能最终不复可行。新资产阶级各阶层在那儿，新地方地主在那儿——这些昔日的盟友不可能被安然忽视或遗弃。或许将军们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阶层的种种问题。繁荣不太可能某一天携旧日之势归来；昔时的意识形态严整性（seamlessness）不可能修复；失业率增大；官僚机构变得更加人满为患，开支庞大；大学的怪象似乎无计可施。新右翼群体经历过了政治参与，想要再次将他们全盘排斥在外，不大现实。妖怪已经从魔瓶中放出来了，军政府或其继任者想把它再永久装回去，可就难上加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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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引文出自Charles R.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London: Hutchinson，1965），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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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最完整的英文叙述见Thawatt Mokarapong，History of the Thai Revolu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Behaviour（Bangkok: Chalermnit，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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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详见Thak Chaloemtiarana，Thailand: The Politics of Despotic Paternalism（Bangkok: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1989），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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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946年6月9日，21岁的国王拉玛八世被发现在他的龙榻上中弹身亡。他死亡的原委从未澄清过。但是泰国军方（由于盟军对披汶跟东京的战时结盟很恼火，它在1945年后暂时靠边站了）抓住这次事件，指责文官政府合谋了对国王的所谓谋杀，最后在1947年底推翻了该政府。举行这种摆摆样子的公审，是炮·西耶侬将军操纵的。对国王之死（附带着对替代性解释的重要考察）与这些审判的最完整描述，参见Rayne Kruger，The Devil’s Discus（London: Cassell，1964）。该书在暹罗一直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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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对沙立政权的最完整叙述，参见塔克的《泰国》。“铜嗓子”（bronze-throat）沙立1963年死于肝硬化，可是他的政权在他的两大副手他侬陆军元帅和巴博将军的控制下，存活到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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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同上，第193—195，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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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纵火犯”的处决是在曼谷大商业区王家田广场上执行的，就在大王宫前面，受害者们背靠庄严的玛哈泰寺的院墙，站成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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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一上台，沙立就废除现存宪法，关闭议会，取缔政党和工会，逮捕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政客和记者，建立严厉的审查制度。他死后，这种冷酷控制稍稍缓解，一部临时宪法最终出台，（饱受操纵的）选举也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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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受害人——有的是死人，多数还活着——被安保部队放进装满汽油的旧油桶里焚烧。参见Norman Peagam，“Probing the ‘Red Drum’ Atrocitie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7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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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因为被怀疑亲共，班那赛村被烧成平地，许多村民被就地处死。参见Marian Mallet，“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October ’76 Coup”，见Andrew Turton，Jonathan Fast和Malcolm Caldwell编，Thailand: Roots of Conflict（Nottingham: Spokesman，1976），第80—103页，第82页；David Morell和 Chai-anan Samudavanija，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1981），第16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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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参见Morell和Chai-anan，Political Conflict，第80—81页；Patrice de Beer，“History and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见Turton，Fast和Caldwell编，Thailand，第14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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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参见Andrew Turton，“Limits of Ideological Domi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见Andrew Turton和Shigeharu Tanabe编，History and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Southeast Asia（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13，1984），第19—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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