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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古巴和菲律宾的当代反殖运动的悬殊命运很有启发性。在古巴，美国帝国主义声称站在革命者一边，赶跑了西班牙人，建立了它自己的军事统治达四年时间，然后扶植了一个半独立的共和国，不过这个共和国完全处于它的经济控制之下。该岛所具有的战略价值远低于金钱价值。对菲律宾而言，情况大体上倒过来了。华盛顿的战略家们，目眩于他们海军的首次盛大的全球环航，在马尼拉湾的这个良港看出了一个完美的跨太平洋的“加煤港”，向中国渗透、对日本侧翼包围的出发点。这些“基地”只有凭借政治手段即殖民化才能守住，特别是不让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插足。自此迄今，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最终是以军事考虑为中心。对美国干涉背后的思想的简明叙述，可参看William J. Pomeroy，American Neo-colonialism: Its Emergenc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sia（New York: New World，1970），第1、2章。1897年，阿尔弗雷德·马汉舰长被委派到麦金莱的海军顾问团，他从这里贩卖他的帝国海权论，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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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时代的文献汗牛充栋。经典之作是Joseph Ralston Hayden，The Philippines—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New York: Macmillan，1942）。最佳的现代指南是斯坦利（Peter W. Stanley）鞭辟入里又赏心悦目的大作：A Nation in the Making: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9—19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以及他后来主编的书册：Reappraising an Empire: New Perspectives on Philippine—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亦见Norman G. Owen编，Compadre Colonialism: Studies on the Philippines under American Rule（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o. 3，1971）；还有弗兰德（Theodore Friend）无心地道出真相的书：Between Two Empires: The Ordeal of the Philippines, 1926—1946（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一本有益新书是Daniel B. Schirmer和Stephen R. Shalom，The Philippines Reader: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 Dictatorship and Resistance（Boston: Southend，1987），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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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参见Leon Wolff，Little Brown Brother（London: Longman，1960）；Russell Roth，Muddy Glory: America’s “Indian Wars” in the Philippines, 1899—1935（West Hanover, Mass.: Christopher，1981）。刚刚受洗的“菲律宾人”进行了顽强抵抗。镇压行动耗去了至少5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和6亿当时还是金本位制的美元。也许这高昂的代价，以及派遣军的“印第安猎人”的心态，说明了美国人惨无人道的原因。菲律宾人中的死伤比为5∶1。少说有2万人在行动中丧生，另有20万人死于战争引起的饥荒和瘟疫。受命平定负隅顽抗的萨马岛的“杰克”·史密斯将军告诉他的手下：“我不想要俘虏。我希望你们去杀，去烧；你们烧杀得越多，就越让我高兴。”萨马岛要变成“荒无人烟之地”。第43步兵团的军士霍华德·麦克法兰（Howard McFarlane），给缅因州费尔菲尔德（Fairfield）镇《日报》写信说：“［1900年］3月29日，星期四，我们连的18人杀死了75个下贱的大刀手，10个下贱的枪手……如果我们发现谁还没死的话，我们有的是刺刀。”Wolff，Little Brown Brother，第360，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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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但是选举权是高度受限、以财产为基础的。甚至在二战前夕，也仅仅14%左右的潜在选民获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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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在华金《打拉的阿基诺家族》（第155—198页）中，我们会以特写镜头般的细致入微感受到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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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参见Teodoro A. Agoncillo，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Mentor，1969），第169页；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见George McT. Kahin编，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第二版（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4），第679—777页，在第689—6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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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就在荷属东印度，1930年代的殖民政府大约雇用了25万官员，其中90%是“土人”。参见拙文，“Old State, New Society: Indonesia’s New Order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2（1983年5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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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这样的策略并不总能保证和谐。这些地方巨头家族的成员们常常在当地选举中彼此争吵、争抢。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当统治者和反对派领袖、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出自同样一些家族时，一个寡头集团的确已然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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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全面叙述请参见弗兰德《两大帝国之间》，第3—11章。华金的《打拉的阿基诺家族》（第3—5章）在拉家常式的细节里，娓娓讲述了阿基诺总统的公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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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渊源颇深。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是最初的美国远征军的副司令，1900年5月取代了他那可憎的长官奥蒂斯（Elwell Otis）将军。他掌权掌到1901年7月4日，那时“文官统治”代替了军人统治。麦克阿瑟家族在这个群岛上还有大笔商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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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对这些上蹿下跳的高贵流氓的好玩的几瞥，见Renato和Letizia Constantino，The Philippines: The Continuing Past（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1978），第五章。有关日本占领的权威文本，依然是David Joel Steinberg，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不过亦见Hernando J. Abaya，Betrayal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A.A. Wyn，1946）；还有麦科伊（Alfred McCoy）的论文，收在他本人主编的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Southeast Asia Studies，Monograph Series no. 22，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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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有关日占期间的农民抵抗及其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部的关系的经典文本，是Benedict J. 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亦见Eduardo Lachica，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New York: Praeger，1971）；和“Documents—The Peasant War in the Philippines”，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iew，23: 2—4（1958年6—12月），第375—436页（汇编的这些文献，初编于1946年，提供了关于土地集中水平、农民无地程度、租佃率和对佃农的剥削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另外，请注意《团结》期刊的精彩专号（Solidarity，No. 102 ［1985］），它主要专注于对人民抗日军（Huk）起义的回顾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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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比如，参见Resil B. Mojares，The Man Who Would be President: Sergio Osmeña and Philippine Politics（Cebu: Maria Cacao，1986）。这部杰作展现了，当父亲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在华盛顿做流亡副总统的时候，儿子小塞尔吉奥如何通过给马尼拉的日本占领政权供应物资，大把大把地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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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参见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富于启迪的著作：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Boston: Little, Brow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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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奎松于1944年客死美国，暂时由他的副总统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继任。麦克阿瑟瞧不起奥斯梅尼亚，认为他老朽陈腐，在个人做派上太西班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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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Wurfel，“The Philippines”，第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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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受困于宪法修正案的法定人数要求，罗哈斯发现，除非以恐怖主义和选举舞弊的罪名，剥夺代表人民抗日军控制地区的反对派众议员的资格，就再没办法获得必要的变革。参见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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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参见Friend，Between Two Empires，第258—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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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菲律宾军队还很稚弱，是名副其实的“次等军队”。换句话说，它属于那种雇佣军之列，种族分裂，装备和训练很差，适用于“国内治安”的目的：我们在整个晚期殖民世界都找得到这种军队。（独立以后，它们以前的一些军士——诸如阿敏［Idi Amin］、拉米扎纳［Sangoulé Lamizana］、苏哈托、博卡萨［Jean-Baptiste Bokassa］之类，都在不祥的停战中成了上校和将军。）这跟工业化世界的“上等军队”适相对照，后者包括苏联军队在内，自制武器，军事学院毕业生充任军官，技术尖端，财源充足，有能力实施重大的对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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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正是私人军队的抢掠，甚于其他任何东西，促成了1948年人民军反政府的公开叛乱。精彩的叙述，参见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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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他击败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同为寡头的老唐·何塞·劳雷尔，战时傀儡共和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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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私人武装只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现，或许是一条普遍规律。这些军队在阿基诺总统的任期内重现，表明了政府军的虚弱与广泛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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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今日所谓“民团”（vigilantes）的最近的前身。参见The Aquinos of Tarlac，第2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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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很典型地，即便是菲律宾共产党也挡不住地方巨头政治的影响。1940年代末，它的高层领导有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Casto Alejandrino），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子弟；还有拉瓦（Lava）家的兄弟们，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位叔叔曾是阿奎纳多革命军的上校）。他们最终与人民军最高领袖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吵得不可开交，后者出自佃农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曾当过卡蒂普南军的军士）。没什么好奇怪的：出身名门者支持好战的平民左派。这一信息来源于《团结》编辑希欧尼·荷西（F. Sionil José）最近对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赫苏斯·拉瓦、路易斯·塔鲁克和弗雷德·绍洛（Fred Saulo）进行的非凡的联合访谈，该访谈发表于上文引用过的《团结》1985年专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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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参见前中情局官员阿尔文·斯卡夫（Alvin Scaff）虽朴实无华但很有价值的书：The Philippine Answer to Communi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特别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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