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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有关日占期间的农民抵抗及其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部的关系的经典文本，是Benedict J. 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亦见Eduardo Lachica，The Huks: Philippine Agrarian Society in Revolt（New York: Praeger，1971）；和“Documents—The Peasant War in the Philippines”，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view，23: 2—4（1958年6—12月），第375—436页（汇编的这些文献，初编于1946年，提供了关于土地集中水平、农民无地程度、租佃率和对佃农的剥削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另外，请注意《团结》期刊的精彩专号（Solidarity，No. 102 ［1985］），它主要专注于对人民抗日军（Huk）起义的回顾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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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比如，参见Resil B. Mojares，The Man Who Would be President: Sergio Osmeña and Philippine Politics（Cebu: Maria Cacao，1986）。这部杰作展现了，当父亲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在华盛顿做流亡副总统的时候，儿子小塞尔吉奥如何通过给马尼拉的日本占领政权供应物资，大把大把地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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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参见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富于启迪的著作：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Boston: Little, Brown，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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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奎松于1944年客死美国，暂时由他的副总统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继任。麦克阿瑟瞧不起奥斯梅尼亚，认为他老朽陈腐，在个人做派上太西班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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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Wurfel，“The Philippines”，第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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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受困于宪法修正案的法定人数要求，罗哈斯发现，除非以恐怖主义和选举舞弊的罪名，剥夺代表人民抗日军控制地区的反对派众议员的资格，就再没办法获得必要的变革。参见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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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参见Friend，Between Two Empires，第258—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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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菲律宾军队还很稚弱，是名副其实的“次等军队”。换句话说，它属于那种雇佣军之列，种族分裂，装备和训练很差，适用于“国内治安”的目的：我们在整个晚期殖民世界都找得到这种军队。（独立以后，它们以前的一些军士——诸如阿敏［Idi Amin］、拉米扎纳［Sangoulé Lamizana］、苏哈托、博卡萨［Jean-Baptiste Bokassa］之类，都在不祥的停战中成了上校和将军。）这跟工业化世界的“上等军队”适相对照，后者包括苏联军队在内，自制武器，军事学院毕业生充任军官，技术尖端，财源充足，有能力实施重大的对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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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正是私人军队的抢掠，甚于其他任何东西，促成了1948年人民军反政府的公开叛乱。精彩的叙述，参见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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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他击败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同为寡头的老唐·何塞·劳雷尔，战时傀儡共和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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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私人武装只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现，或许是一条普遍规律。这些军队在阿基诺总统的任期内重现，表明了政府军的虚弱与广泛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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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今日所谓“民团”（vigilantes）的最近的前身。参见The Aquinos of Tarlac，第2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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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很典型地，即便是菲律宾共产党也挡不住地方巨头政治的影响。1940年代末，它的高层领导有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Casto Alejandrino），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子弟；还有拉瓦（Lava）家的兄弟们，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位叔叔曾是阿奎纳多革命军的上校）。他们最终与人民军最高领袖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吵得不可开交，后者出自佃农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曾当过卡蒂普南军的军士）。没什么好奇怪的：出身名门者支持好战的平民左派。这一信息来源于《团结》编辑希欧尼·荷西（F. Sionil José）最近对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赫苏斯·拉瓦、路易斯·塔鲁克和弗雷德·绍洛（Fred Saulo）进行的非凡的联合访谈，该访谈发表于上文引用过的《团结》1985年专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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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参见前中情局官员阿尔文·斯卡夫（Alvin Scaff）虽朴实无华但很有价值的书：The Philippine Answer to Communi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特别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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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Raymond Bonner，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New York: Times，1987），其中引用的解密文件细致描绘了兰斯代尔—麦格赛赛的关系。在1953年竞选运动期间，兰斯代尔执意要让麦格赛赛的全部讲话稿都由中情局的一位密探（公开身份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捉刀。当他发现总统候选人有一次竟贸然用了一个菲律宾人写手时，这位火冒三丈的“文静”美国人径自走进麦格赛赛的办公室，把他击倒在地（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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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就是这个时候，费迪南德·马科斯与科拉松的丈夫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开始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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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参见Frank H. Golay，The Philippines: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亦见布雷斯南（Bresnan）所编之《马科斯时代》中的比列加斯（Villegas）一章，特别是第150—155页。这位好心的经济学家温和地如此说道：“如果有谁想要为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寻找一种政治解释，他会在羽翼初成的民主制的缺陷中找到它；在那个民主制里，权力依旧集中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前绅士阶层之手，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摇身变成了工业企业家。关税、财政和货币改革须得经它批准的菲律宾立法机关，被一些集团所支配，这些集团代表的正是因过度保护而娇生惯养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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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这一自由的国际知名象征是专揭丑事的《菲律宾自由新闻》。较不为人所知的是，掌控它的洛钦家族激烈反对它的全体职员的任何形式的工会化，不惜采用无耻、粗暴的手段阻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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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The Philippines，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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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参见华金《打拉的阿基诺家族》（第273—286页）的俏皮讲述。路易西塔今天无疑是菲律宾最有名的大庄园，而且在土地改革之前，仍然掌握在许寰哥家族手里。唐·何塞是从一家法国人出资、西班牙人经营的公司得到它的，那家公司被持续的“劳工骚乱”搞得心灰意冷。在1950年代中期，它的糖料总站为1000名糖料作物种植园主提供服务，而它的年产值达1800万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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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参照Corpuz，The Philippines，第7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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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马科斯时代并未启动这一进程，不过是加速了它而已。今天，70%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高高在上的贫困线以下。《菲律宾每日询问报》（Philippine Inquirer，1988年1月17日）最近一篇文章提供了曼谷和马尼拉的有启发性的人口统计学比较资料。曼谷出生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17.2‰；马尼拉的相应数字是63.9‰和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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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我记得1960年代末在雅加达，一群光着身子的贫民区孩子，在距离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宅邸三十码开外的泥地上踢足球。曼谷一些最有钱的家庭的住宅，仍旧坐落在离臭气熏天、藏污纳垢的擅自占住者的住房群仅一箭之遥的地方。但是随着新的、隔离的郊区发展起来，马尼拉的方向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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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关于这个系统的混乱无序，结构最为整严的说明依然是Thomas Nowak和Kay Snyder，“Clientelist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tegration or In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1974年9月），第1147—1170页；以及他们的“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见Benedict J. Kerkvliet编，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Studies of Local Politics Preceding Martial Law（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第15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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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New York Times，1967年8月9日。同一篇报道记述了许寰哥家对阿基诺政治生涯的资助，以及阿基诺警卫森严的家宅庭院（六幢加利福尼亚风格的小平房，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围在中央）。对于当前环绕着这位遇刺身亡的参议员的殉教者传记，这篇报道算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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