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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菲律宾军队还很稚弱，是名副其实的“次等军队”。换句话说，它属于那种雇佣军之列，种族分裂，装备和训练很差，适用于“国内治安”的目的：我们在整个晚期殖民世界都找得到这种军队。（独立以后，它们以前的一些军士——诸如阿敏［Idi Amin］、拉米扎纳［Sangoulé Lamizana］、苏哈托、博卡萨［Jean-Baptiste Bokassa］之类，都在不祥的停战中成了上校和将军。）这跟工业化世界的“上等军队”适相对照，后者包括苏联军队在内，自制武器，军事学院毕业生充任军官，技术尖端，财源充足，有能力实施重大的对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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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正是私人军队的抢掠，甚于其他任何东西，促成了1948年人民军反政府的公开叛乱。精彩的叙述，参见Kerkvliet，The Huk Rebellion，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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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他击败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同为寡头的老唐·何塞·劳雷尔，战时傀儡共和国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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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私人武装只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现，或许是一条普遍规律。这些军队在阿基诺总统的任期内重现，表明了政府军的虚弱与广泛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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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今日所谓“民团”（vigilantes）的最近的前身。参见The Aquinos of Tarlac，第22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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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很典型地，即便是菲律宾共产党也挡不住地方巨头政治的影响。1940年代末，它的高层领导有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Casto Alejandrino），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子弟；还有拉瓦（Lava）家的兄弟们，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位叔叔曾是阿奎纳多革命军的上校）。他们最终与人民军最高领袖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吵得不可开交，后者出自佃农家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曾当过卡蒂普南军的军士）。没什么好奇怪的：出身名门者支持好战的平民左派。这一信息来源于《团结》编辑希欧尼·荷西（F. Sionil José）最近对卡斯托·亚历杭德里诺、赫苏斯·拉瓦、路易斯·塔鲁克和弗雷德·绍洛（Fred Saulo）进行的非凡的联合访谈，该访谈发表于上文引用过的《团结》1985年专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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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参见前中情局官员阿尔文·斯卡夫（Alvin Scaff）虽朴实无华但很有价值的书：The Philippine Answer to Communi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特别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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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Raymond Bonner，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New York: Times，1987），其中引用的解密文件细致描绘了兰斯代尔—麦格赛赛的关系。在1953年竞选运动期间，兰斯代尔执意要让麦格赛赛的全部讲话稿都由中情局的一位密探（公开身份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捉刀。当他发现总统候选人有一次竟贸然用了一个菲律宾人写手时，这位火冒三丈的“文静”美国人径自走进麦格赛赛的办公室，把他击倒在地（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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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就是这个时候，费迪南德·马科斯与科拉松的丈夫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开始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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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参见Frank H. Golay，The Philippines: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亦见布雷斯南（Bresnan）所编之《马科斯时代》中的比列加斯（Villegas）一章，特别是第150—155页。这位好心的经济学家温和地如此说道：“如果有谁想要为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寻找一种政治解释，他会在羽翼初成的民主制的缺陷中找到它；在那个民主制里，权力依旧集中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前绅士阶层之手，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摇身变成了工业企业家。关税、财政和货币改革须得经它批准的菲律宾立法机关，被一些集团所支配，这些集团代表的正是因过度保护而娇生惯养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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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这一自由的国际知名象征是专揭丑事的《菲律宾自由新闻》。较不为人所知的是，掌控它的洛钦家族激烈反对它的全体职员的任何形式的工会化，不惜采用无耻、粗暴的手段阻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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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The Philippines，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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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参见华金《打拉的阿基诺家族》（第273—286页）的俏皮讲述。路易西塔今天无疑是菲律宾最有名的大庄园，而且在土地改革之前，仍然掌握在许寰哥家族手里。唐·何塞是从一家法国人出资、西班牙人经营的公司得到它的，那家公司被持续的“劳工骚乱”搞得心灰意冷。在1950年代中期，它的糖料总站为1000名糖料作物种植园主提供服务，而它的年产值达1800万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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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参照Corpuz，The Philippines，第7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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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马科斯时代并未启动这一进程，不过是加速了它而已。今天，70%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高高在上的贫困线以下。《菲律宾每日询问报》（Philippine Inquirer，1988年1月17日）最近一篇文章提供了曼谷和马尼拉的有启发性的人口统计学比较资料。曼谷出生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17.2‰；马尼拉的相应数字是63.9‰和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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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我记得1960年代末在雅加达，一群光着身子的贫民区孩子，在距离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宅邸三十码开外的泥地上踢足球。曼谷一些最有钱的家庭的住宅，仍旧坐落在离臭气熏天、藏污纳垢的擅自占住者的住房群仅一箭之遥的地方。但是随着新的、隔离的郊区发展起来，马尼拉的方向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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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关于这个系统的混乱无序，结构最为整严的说明依然是Thomas Nowak和Kay Snyder，“Clientelist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tegration or In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1974年9月），第1147—1170页；以及他们的“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见Benedict J. Kerkvliet编，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Studies of Local Politics Preceding Martial Law（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第15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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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New York Times，1967年8月9日。同一篇报道记述了许寰哥家对阿基诺政治生涯的资助，以及阿基诺警卫森严的家宅庭院（六幢加利福尼亚风格的小平房，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围在中央）。对于当前环绕着这位遇刺身亡的参议员的殉教者传记，这篇报道算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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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New York Times，1969年11月16日。马科斯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花别人的钱如流水，以致物价上涨18%，比索的黑市价下跌50%，他还不得不从华盛顿要了1亿美元租借军事基地的预付款。同上，1969年12月6日。他曾捐助尼克松1968年竞选运动一百万美元，这对他的境况的确很有助益。（据他在1966—1969年间的行政秘书拉斐尔·萨拉斯［Rafael Salas］所言，转引自Bonner,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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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今天几乎没有菲律宾人说西班牙语，但是某种伪贵族光环仍然笼罩着伊比利亚文化这个概念。寡头集团的年长成员喜欢被称为“唐”和“唐娜”。大庄园在意识形态上依旧未被美国化。小孩依然压倒性地以西班牙名字受洗，纵使后来他们取得美国式的或当地的昵称（比如，Juan“Johnny”Enrile，Benigno“Ninoy”Aq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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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Wurfel，The Philippines，第691—692页。据书中说，到1920年代初，花在教育上的经费已经达到各级政府年度开支的将近一半。识字率在1903—1939年间翻了一番，从20%增至49%。到后面这个年份的时候，差不多27%的人口会讲英语，这个比例高于任何一种当地语言，包括他加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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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新人民军的高层领导最初多由菲律宾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今天情况依然如故，不过程度稍减。党的许多关键文件没有他加禄语版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该领导层似乎仍然用英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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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比较一下古巴、中国和越南“革命后”相似社会阶层向海外的移民，这可以说是“革命前”的。跟东南亚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存在着很有教益的差别。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比起马科斯政权来，镇压人民要残酷得多、厉害得多，但是移民群体很小。荷兰的吸纳能力较低，而且1945年后，印尼放弃了荷兰语，改用“印尼语”——两者都不是世界语言。缅甸（直到1963年）和马来西亚都是英语教育，但自1950年代末以来，伦敦政府对殖民地的移民越来越不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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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对马科斯政权作为一个政权，没有令人满意的全面研究。但是关于它的重要人物和它的政策，却有卷帙浩繁的有用文献。邦纳的书叙述了马科斯家族同各色各样的美国总统和总督们的关系，并非一贯准确，但还不错，特别有趣味。除此之外，参见：Gary Hawes，The Philippine State and the Marcos Regime: The Politics of Expor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David A. Rosenberg编，Marcos an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Alfred W. McCoy，Priests on Trial （Victoria: Penguin，1984）；R. J. May和Francisco Nemenzo编，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New York: St. Martin’s，1985）；Walden Bello等，Development Debacle: The World Bank in the Philippines（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Development Policy，1982）；Walden Bello和Severina Rivera编，The Logistics of Repression: The Role of U.S. Assistance in Consolidating the Martial Law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 Friends of the Filipino People，1977）；Filemon Rodriguez，The Marcos Regime: Rap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Vintage，1985)；Stephen R. Shalom，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1）；Robert B. Stauff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oup: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Philippine Political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1: 3（1974），第161—177页；Carolina G. Hernandez，“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 Society”, Diliman Review（1984年1—2月），第16—24页；还有前引的布雷斯南主编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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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遵循美国的宪政实践，上校以上军衔的一切军事委任，都需国会批准。有野心的军官们知道怎么谋取出路，一意巴结有权势的国会政客；这些政客利用他们的地位，通过决定自己宠幸的受庇护者的防区，在军队内部建立私人派系。一当选举时节到了，囊中揣有地方司令官，总是很便利的。对菲律宾军队的最充实的研究，还是Carolina G. Hernandez，“The Extent of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hilippines, 1946—1976”（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论文，1979年）。其中论及马科斯操纵预算、晋升和教育思想体系，以确保独裁政府的建立，尤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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