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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参照Corpuz，The Philippines，第7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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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马科斯时代并未启动这一进程，不过是加速了它而已。今天，70%的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高高在上的贫困线以下。《菲律宾每日询问报》（Philippine Inquirer，1988年1月17日）最近一篇文章提供了曼谷和马尼拉的有启发性的人口统计学比较资料。曼谷出生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17.2‰；马尼拉的相应数字是63.9‰和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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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我记得1960年代末在雅加达，一群光着身子的贫民区孩子，在距离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宅邸三十码开外的泥地上踢足球。曼谷一些最有钱的家庭的住宅，仍旧坐落在离臭气熏天、藏污纳垢的擅自占住者的住房群仅一箭之遥的地方。但是随着新的、隔离的郊区发展起来，马尼拉的方向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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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关于这个系统的混乱无序，结构最为整严的说明依然是Thomas Nowak和Kay Snyder，“Clientelist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Integration or In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8（1974年9月），第1147—1170页；以及他们的“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见Benedict J. Kerkvliet编，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Studies of Local Politics Preceding Martial Law（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4），第15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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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New York Times，1967年8月9日。同一篇报道记述了许寰哥家对阿基诺政治生涯的资助，以及阿基诺警卫森严的家宅庭院（六幢加利福尼亚风格的小平房，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围在中央）。对于当前环绕着这位遇刺身亡的参议员的殉教者传记，这篇报道算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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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New York Times，1969年11月16日。马科斯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花别人的钱如流水，以致物价上涨18%，比索的黑市价下跌50%，他还不得不从华盛顿要了1亿美元租借军事基地的预付款。同上，1969年12月6日。他曾捐助尼克松1968年竞选运动一百万美元，这对他的境况的确很有助益。（据他在1966—1969年间的行政秘书拉斐尔·萨拉斯［Rafael Salas］所言，转引自Bonner,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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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今天几乎没有菲律宾人说西班牙语，但是某种伪贵族光环仍然笼罩着伊比利亚文化这个概念。寡头集团的年长成员喜欢被称为“唐”和“唐娜”。大庄园在意识形态上依旧未被美国化。小孩依然压倒性地以西班牙名字受洗，纵使后来他们取得美国式的或当地的昵称（比如，Juan“Johnny”Enrile，Benigno“Ninoy”Aq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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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Wurfel，The Philippines，第691—692页。据书中说，到1920年代初，花在教育上的经费已经达到各级政府年度开支的将近一半。识字率在1903—1939年间翻了一番，从20%增至49%。到后面这个年份的时候，差不多27%的人口会讲英语，这个比例高于任何一种当地语言，包括他加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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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新人民军的高层领导最初多由菲律宾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今天情况依然如故，不过程度稍减。党的许多关键文件没有他加禄语版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该领导层似乎仍然用英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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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比较一下古巴、中国和越南“革命后”相似社会阶层向海外的移民，这可以说是“革命前”的。跟东南亚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存在着很有教益的差别。印尼的苏哈托政权比起马科斯政权来，镇压人民要残酷得多、厉害得多，但是移民群体很小。荷兰的吸纳能力较低，而且1945年后，印尼放弃了荷兰语，改用“印尼语”——两者都不是世界语言。缅甸（直到1963年）和马来西亚都是英语教育，但自1950年代末以来，伦敦政府对殖民地的移民越来越不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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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对马科斯政权作为一个政权，没有令人满意的全面研究。但是关于它的重要人物和它的政策，却有卷帙浩繁的有用文献。邦纳的书叙述了马科斯家族同各色各样的美国总统和总督们的关系，并非一贯准确，但还不错，特别有趣味。除此之外，参见：Gary Hawes，The Philippine State and the Marcos Regime: The Politics of Export（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David A. Rosenberg编，Marcos an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Alfred W. McCoy，Priests on Trial （Victoria: Penguin，1984）；R. J. May和Francisco Nemenzo编，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New York: St. Martin’s，1985）；Walden Bello等，Development Debacle: The World Bank in the Philippines（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Food Development Policy，1982）；Walden Bello和Severina Rivera编，The Logistics of Repression: The Role of U.S. Assistance in Consolidating the Martial Law Regime in the Philippines （Washington DC: Friends of the Filipino People，1977）；Filemon Rodriguez，The Marcos Regime: Rape of the Nation （New York: Vintage，1985)；Stephen R. Shalom，The U.S. and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of Neocolonialism（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1）；Robert B. Stauff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Coup: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Philippine Political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1: 3（1974），第161—177页；Carolina G. Hernandez，“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Philippine Society”, Diliman Review（1984年1—2月），第16—24页；还有前引的布雷斯南主编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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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遵循美国的宪政实践，上校以上军衔的一切军事委任，都需国会批准。有野心的军官们知道怎么谋取出路，一意巴结有权势的国会政客；这些政客利用他们的地位，通过决定自己宠幸的受庇护者的防区，在军队内部建立私人派系。一当选举时节到了，囊中揣有地方司令官，总是很便利的。对菲律宾军队的最充实的研究，还是Carolina G. Hernandez，“The Extent of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hilippines, 1946—1976”（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论文，1979年）。其中论及马科斯操纵预算、晋升和教育思想体系，以确保独裁政府的建立，尤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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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邦纳的记叙，以解密的美方文件为基础，是最为详尽的。《与独裁者跳华尔兹》，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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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苏比克和克拉克机场是知名度最高的两个基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基地群，包括了两个极端：既有超机密的圣米格尔的电子窃听设施，也有超公开的海约翰要塞娱乐城。后者刚好位于讨人喜欢的碧瑶山岳胜地外面，照法律上说来属于美国空军，但实际上属于马尼拉富人。它差不多就是由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保龄球场、电影院、小餐馆、跳舞夜总会等构成的。只要拿得出美金，谁都可以享用这些娱乐设施。我最近造访了这个“基地”，几个小时游逛下来，没碰上一个美国人，不论军人或是文官，只看到数百个富裕的菲律宾人在消遣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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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同上，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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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同上，第140—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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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最好的叙述见Hawes，The Philippin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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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准确点说，马科斯攫取了洛佩斯巨型企业集团的控股公司Meralco，该集团控制着马尼拉电力公司、全国第二大银行，外加输油管线、一家炼油厂和一家大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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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参见Resil B. Mojares，“The Dream Lives On and On: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Osmeñas, 1906—1990”，见Alfred W. McCoy编，An Anarchy of Families: State and Family in the Philippine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3），第312—346页，在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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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参见Lena Garner Noble，“Politics in the Marcos Era”，见Bresnan编，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第85页。清缴武器行动虽然在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成效斐然，但在穆斯林的南方却一败涂地。在正式宣布戒严令后没多久，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很显然，这受到一种恐惧感的促发：他们担心，解除了武装的穆斯林人口将完全听凭马尼拉和基督教多数派的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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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参见David Wurfel，Philippine Agrarian Policy Today: Implementation and Political Impact（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Occasional Paper No. 46，1977）；Ernesto M. Valencia，“Philippine Land Reform from 1972 to 1980: Scope, Process and Reality”，见Temario Rivera等编，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Studies，1982）。有关新近的一系列视角，参见专门致力于农业改革问题的《团结》专号（106—107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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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这个词用在这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马科斯统治下被查禁的唯一一部好莱坞大片是《教父》。犀牛皮下的一只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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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军官们的“福布斯公园”，这个可笑地冠以“科林斯式花园”名号的新高级住宅区，在我最近访问这个大都市期间，是我甚至不能打车进去的马尼拉唯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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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民族主义很重要。它使得“马科斯是美国人的tuta（走狗）”这种左派说法广为流传。当然，私底下，左派领导层充分意识到，马科斯其实是该国总统中间最不驯服的一个。邦纳的书证实了这一评价，它表明费迪南德比他华盛顿的那帮对手狡猾得多。他把卡特那个自负的小基辛格、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纳入彀中，在1971年为基地的新五年协定要价5亿美元。里根，从1960年代起就是马科斯的老朋友，把他那个昏庸的副总统打发去马尼拉，告诉马科斯说：“我们喜欢你的坚持民主原则和民主过程。”中情局局长凯西，在他早年做进出口银行行长那会儿，努力办妥了该行迄今为止最大一笔对外贷款（6.44亿美元），为中吕宋一个颇受关注的核能项目提供资金。（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完成，虽然贷款利息占了菲律宾每年偿债总额的10%。）马科斯接受了承包商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的8000万美元贿赂，而西屋公司同时将它的报价提高了400%。参见Waltzing with a Dictator，第307—309，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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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参见Francisco Nemenzo的妙文：“A Season of Coup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hilippine Politics”, Diliman Review，34: 5—6（1986），第1，1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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