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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参见Francisco Nemenzo的妙文：“A Season of Coup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Philippine Politics”, Diliman Review，34: 5—6（1986），第1，1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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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核心的判断一定是基于对华盛顿长远目标的估计，中、南美洲的事件进程充分证明了那些目标的合理性。对菲律宾左派的多形态文化的极有用介绍，参见Randolph G. David编，Marxism in the Philippines（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Third World Studies Cent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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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有关教会政治，参见休史密斯（Dennis Shoesmith）所撰的一章，收在May和Nemenzo编，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扬布拉德（Robert Youngblood）的两篇论文：“Church Opposition to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Asian Survey，18（1978年5月），第505—520页；“Structural Imperi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Catholic Bishops’Conference of the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3（1982年4月），第29—56页。亦见Edicio de la Torre，Touching Ground, Taking Root: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hilippine Struggle（Quezon City: Socio-Pastoral Institute，1986），作者是最有社会担当、最富思想性的当代菲律宾神职人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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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她的一项重要成就是孔拉多·巴尔维格（Conrado Balweg）同志/神父的“易帜来投”，他是一个好战的、有超凡魅力的（前）神父，马科斯统治时期，他就已经在吕宋岛科迪勒拉地区受压迫的高地少数族群中间，拉起了自己的游击队伍。新人民军在宣传中尊之为人民英雄，党—教合作的模范，私下里却批评他的耽于女色和不时发生的“不服从”；现在它公开指责他是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军队一如既往地不信任、不喜欢他，尤其是因为他“易帜”的条件——即阿基诺应允建立真正“自治”的科迪勒拉地区，看起来为在穆斯林的西南地区的出卖铺平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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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1987年上映了有关巴尔维格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真实的巴尔维格是个极端复杂的人物，可在电影中他表现得像是马尼拉自由中产阶级的代理人，英勇地抗击军队的野蛮残暴和共产主义者的背信弃义——当然，是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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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他们也没有被真正鼓励回国。菲律宾没有多少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汇款在缓解政府面对的外汇危机上作用很大。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量流向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非中产阶级菲律宾移民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有可能菲律宾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民劳工净输出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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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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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Manila Chronicle，1987年7月23日。据报道，有个惊慌失措的巨室建立了四十家分立的空壳公司，以求保住它拥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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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大众民主研究所实施的一项抽样调查，转引自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4日。（所加的着重号是想强调新立法机构的“复辟”性质。）这一条和下一条文献，我要感谢Mojares，“The Dream”，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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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Sonny move vs. Barcenas explained”, Sun Star Daily，1987年10月29日。奥斯梅尼亚家族在戒严令下经历了艰难的时光。小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在1971年臭名昭著的米兰达广场事件中受了重伤（自由党——属于寡头集团，但是反马科斯——在马尼拉闹市区进行竞选集会，发生了手榴弹爆炸。马科斯宣称那是新人民军所为，但是人们普遍相信，杀手是马科斯收买的军方的人或囚犯）。戒严令宣布后，他流亡加利福尼亚，1984年死在那里。约翰起初为马科斯宣布戒严令喝彩，之后也终于步了叔父的后尘远走加利福尼亚，在阿基诺遇刺后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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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副总统萨尔瓦多·“多伊”·劳雷尔（Salvador“Doy”Laurel）的统一民族民主组织（Unido）；何塞·“佩平”·许寰哥的菲律宾民主党—战斗党联盟（PDP-Laban）；保罗·阿基诺的人民力量党（Lakas ng Bansa）；参议员霍维托·萨隆加（Jovito Salonga）的自由党。唯有自由党可以追溯到戒严令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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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亲政府的联盟赢得了200个议席中的150个。左派在“新政治”这个包罗庞杂的组织同盟旗号下参选，仅获得区区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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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Manila Chronicle，198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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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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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奥斯梅尼亚的胜利代表了统治家族的最理想结果：它在国家议会里有一个成员，控制着省政府，管理着最大的地方商业中心。请注意，托马斯击败的对手，何塞·“博伊”·昆哥，是现任参议院议长安东尼奥·“托尼”·昆哥的弟弟，参议院前议长、已故的马里亚诺·昆哥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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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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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1日。她的意思当然是说，从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手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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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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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参见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其中描述了阿瓦迪利亚的经历；Manila Times，1988年1月19日，其中讲述了这个打手如何从他的马尼拉单人牢房乘坐飞机（政府出钱）到北伊罗戈的投票所。科拉松的顾问们或许乐于见到阿吉纳尔多“加入体制”而又远离马尼拉。即便阿瓦迪利亚（军队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不该获准担任公职）这个事例，也可能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向人们展示这次选举真的多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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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军方泄露了据说是新人民军的一张通告，上面警告说：“所有候选人，若想在游击区域从事竞选活动，为他们自身的安全起见，必须从我们这里获取安全通行证。菲共—新人民军不对没有通行证的人负责。”奎松省的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证实了新人民军对候选人课税，表示那些钱将被用于“促进革命”。据传，这样的“选举通行证”每张要卖1万到3万比索（500美元到1500美元）不等。军方声称，全部候选人的大约10%（即15000人）花钱买了这种通行证。参见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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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Malaya，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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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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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政府宣称这些选举平静得出奇：总共只有124例死亡，相比之下，1987年5月11日国会选举有204人死亡，1986年总统选举296人，1981年总统选举178人，1980年地方选举411人，1971年（戒严令前的）国会竞选运动534人。Malaya，1988年1月19日。但是正如《菲律宾世界日报》（1988年1月20日）正确指出的，无论是1986年还是1981年的竞选运动，都只有4位候选人被杀——绝大部分遇害者是“小虾米”而已。1988年1月的新现象在于，足足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实际的角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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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987年夏，马尼拉的自由主义报刊天天都在忧心忡忡地报道说，有一些极端主义反共治安团，它们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协调行动的系统，正在发展壮大，为它们提供资金的是寡头集团、美国中情局和偏执的美国前将军辛洛布（Singlaub）。1988年1月，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个广泛的法西斯主义阵线实际上从报端消失了。不消说，那些团体并未解散。很明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团体都抛弃了辛洛布式的便衣，回到作为地方暴徒帮伙的本分，各自被招募去增强特定的、有争议的当地豪强的地方权力，尤其是在选举中。毫无疑问，这些帮伙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常常同地方军队和警察密切协作。它们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正是它们的分散和地方主义，表明地方巨头多么自信，也表明他们感到多么没必要一齐去向军方摇尾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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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3日。最后一句话的末尾显然引人误解，也许应当理解成“没什么东西吃”，或者是“吃不到任何肉类（any meat）”。［在美语中，meat还包括果肉、禽蛋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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