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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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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奥斯梅尼亚的胜利代表了统治家族的最理想结果：它在国家议会里有一个成员，控制着省政府，管理着最大的地方商业中心。请注意，托马斯击败的对手，何塞·“博伊”·昆哥，是现任参议院议长安东尼奥·“托尼”·昆哥的弟弟，参议院前议长、已故的马里亚诺·昆哥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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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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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Philippine Star，1988年1月22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1日。她的意思当然是说，从费迪南德和伊梅尔达手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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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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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参见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2日，其中描述了阿瓦迪利亚的经历；Manila Times，1988年1月19日，其中讲述了这个打手如何从他的马尼拉单人牢房乘坐飞机（政府出钱）到北伊罗戈的投票所。科拉松的顾问们或许乐于见到阿吉纳尔多“加入体制”而又远离马尼拉。即便阿瓦迪利亚（军队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不该获准担任公职）这个事例，也可能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向人们展示这次选举真的多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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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军方泄露了据说是新人民军的一张通告，上面警告说：“所有候选人，若想在游击区域从事竞选活动，为他们自身的安全起见，必须从我们这里获取安全通行证。菲共—新人民军不对没有通行证的人负责。”奎松省的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证实了新人民军对候选人课税，表示那些钱将被用于“促进革命”。据传，这样的“选举通行证”每张要卖1万到3万比索（500美元到1500美元）不等。军方声称，全部候选人的大约10%（即15000人）花钱买了这种通行证。参见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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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Malaya，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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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Manila Bulletin，198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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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政府宣称这些选举平静得出奇：总共只有124例死亡，相比之下，1987年5月11日国会选举有204人死亡，1986年总统选举296人，1981年总统选举178人，1980年地方选举411人，1971年（戒严令前的）国会竞选运动534人。Malaya，1988年1月19日。但是正如《菲律宾世界日报》（1988年1月20日）正确指出的，无论是1986年还是1981年的竞选运动，都只有4位候选人被杀——绝大部分遇害者是“小虾米”而已。1988年1月的新现象在于，足足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实际的角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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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987年夏，马尼拉的自由主义报刊天天都在忧心忡忡地报道说，有一些极端主义反共治安团，它们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协调行动的系统，正在发展壮大，为它们提供资金的是寡头集团、美国中情局和偏执的美国前将军辛洛布（Singlaub）。1988年1月，在竞选运动期间，这个广泛的法西斯主义阵线实际上从报端消失了。不消说，那些团体并未解散。很明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团体都抛弃了辛洛布式的便衣，回到作为地方暴徒帮伙的本分，各自被招募去增强特定的、有争议的当地豪强的地方权力，尤其是在选举中。毫无疑问，这些帮伙是阶级镇压的工具，常常同地方军队和警察密切协作。它们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正是它们的分散和地方主义，表明地方巨头多么自信，也表明他们感到多么没必要一齐去向军方摇尾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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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1988年1月23日。最后一句话的末尾显然引人误解，也许应当理解成“没什么东西吃”，或者是“吃不到任何肉类（any meat）”。［在美语中，meat还包括果肉、禽蛋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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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Noli Me Tangere（Manila: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storia，1978），我自己英译的。［本章及下一章的安德森英译，汉译时参照黎萨尔，《社会毒瘤》，陈尧光、柏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略有改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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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据殖民时代最后一次人口普查（1939年），菲律宾1600万总人口中，26.5%能说英语，25.4%说他加禄语，2. 6%说西班牙语（Andrew B. Gonzales，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So Far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Press，1980］，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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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最好和最有名的，是德比希尔（Charles E. Derbyshire）和博科波（Jorge Bocobo）的两个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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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据格雷罗本人后来讲述，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拿他的译本参赛。他坦言原因在钱上。奖金不过1万比索，他还得交出版权。他把分期付款的版权在菲律宾卖给了《马尼拉时报》，在国外卖给了知名的伦敦出版公司朗文出版社。参见Edilberto N. Alegre和Doreen G. 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 An O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Writers in English（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1984），第79—80，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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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同上，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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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官方民族主义”这个术语，最先是休·希顿—沃森创造的，关于它的解释，参见拙著《想象的共同体》，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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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José Rizal，The Lost Eden（Noli Me Tangere），Leon Ma. Guerrero英译（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1）。下一段的全部引文都出自译者导言（第ix—xviii页）。此后引自该译本的引文将只标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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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其实他的《起义者》译本奉行了相同的策略，但为便利计，我这里的分析仅限于《不许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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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黎刹的确希望，他的小说能有若干册落到殖民政权和可憎的修士手里，他无疑很享受这样的景象：他们对他那些夹针带刺的话局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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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第32，44，4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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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例如，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148、219和352页，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167、250和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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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981年格雷罗回忆说：“当我开始在《自由报》上班的时候，我才学习他加禄语。真的，我的他加禄语是支离破碎的。现在不算坏了，不过，以前可是糟透了！”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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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217、218、220和294页，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247—249页和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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