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9361
[549]José Rizal，The Lost Eden（Noli Me Tangere），Leon Ma. Guerrero英译（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1）。下一段的全部引文都出自译者导言（第ix—xviii页）。此后引自该译本的引文将只标明页码。
1703309362
1703309363
[550]其实他的《起义者》译本奉行了相同的策略，但为便利计，我这里的分析仅限于《不许犯我》。
1703309364
1703309365
[551]黎刹的确希望，他的小说能有若干册落到殖民政权和可憎的修士手里，他无疑很享受这样的景象：他们对他那些夹针带刺的话局促不安。
1703309366
1703309367
[552]第32，44，47，80页。
1703309368
1703309369
[553]例如，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148、219和352页，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167、250和405页。
1703309370
1703309371
[554]1981年格雷罗回忆说：“当我开始在《自由报》上班的时候，我才学习他加禄语。真的，我的他加禄语是支离破碎的。现在不算坏了，不过，以前可是糟透了！”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85，86页。
1703309372
1703309373
[555]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217、218、220和294页，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247—249页和337页。
1703309374
1703309375
[556]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145、224和226页，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164，257和259页。
1703309376
1703309377
[557]第七章（“Idilio en una azotea”［屋顶花园之歌］）有一个副标题，是未经翻译的希伯来文；第五十三章是意大利文标题“Il Buon Di Si Conosce da Mattina”（一天的天气取决于早晨）；第五十七章简单地题名为“Vae Victis!”（拉丁语，战败者唯有任人宰割）。
1703309378
1703309379
[558]这里提到的是海涅最后的、最深奥的诗集之一，Die Götter in Exil。
1703309380
1703309381
[559]试比较西语的《不许犯我》第38页（Chloe），49页（Astarte and the Diana of Ephesus），126页（Actaeon），168页（Sigismund and Dornröschen ［白雪公主］），189页（Leonidas and Pluto），298页（Argus），351页（Ariadne, Minos, and Bacchus），与英译的《失去的伊甸园》第41，52，137，191，214，341和404页。
1703309382
1703309383
[560]原文及安德森英译是现在时，格雷罗英译是过去时。汉译实在难以表现这种变换。——译注
1703309384
1703309385
[561]以下各段的传记材料摘自W.M. Guerrero，The Guerreros of Ermita（Quezon City: New Day，1988），第3—4，16—21，24—25章，尤其是第24章；基里诺（Carlos Quirino）为格雷罗获奖的黎刹传记《第一个菲律宾人》所写的略显狡猾的导言， The First Filipino（1963），第xv—xix页；以及菲律宾外交部发布的一份生平新闻稿，C辑第52号，1966年5月9日。
1703309386
1703309387
[562]费尔南德斯曾问格雷罗，他自认为他的主语言是什么，格雷罗答道：“当然是英语。”费氏又问：“不再是西语啦？”格氏答曰：“我熟习西语，但不如英语。”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86页。
1703309388
1703309389
[563]参见《马尼拉时报》上登载的报道，1959年10月2日。
1703309390
1703309391
[564]它是“受命于”马科斯的外交部长罗慕洛而写的一篇文章的增补版，该文意在反驳流亡政客劳尔·曼格拉普斯（Raúl Manglapus）所作、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反戒严令文章。在格雷罗死前不久同费尔南德斯的访谈中，他公开地、痛心疾首地自我贬低了他生命的大部。虽然作为翻译家、传记作者、记者和评论家，商业上大获成功，但是说“我不能自称为作家”，事实上他自责做了雇佣文人，写了“一些无聊的俗套小说”，“靠［给雷克托等人］当捉刀人谋点稻粱”（Alegre和Fernandez，The Writer and his Milieu，第71—73页）。
1703309392
1703309393
[565]这里的论题在拙著《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章有详尽论述。
1703309394
1703309395
[566]读这本小说，我们知道有西班牙、香港、德国和美国，但它们无例外地都“在舞台之外”。
1703309396
1703309397
[567]原文如此，疑为cleric或clergy（教士阶层）之误。——译注
1703309398
1703309399
[568]这就是奥坎波（Ambeth Ocampo）那本关于黎刹的妙趣横生又实事求是的书《没穿外套的黎刹》（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 ［Manila: Anvil，1990］）如此新人耳目、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1703309400
1703309401
[569]我们在此不是察觉一种“宣福”（beatification）吗？凭借这种形式，好辩的革命领导人被巧妙地变成了沉默的圣人（santos）。
1703309402
1703309403
[570]这种对西班牙帝国内普遍模式的惊人偏离，只在巴拉圭差堪比拟，瓜拉尼语相较于西班牙语，一直是那里的现用国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主要的政治权力长期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他们既想让土人皈依，又想剥削土人。不像其他大多数西班牙人，这些教士把学习当地语言当作他们的事业，以便用教众所理解的语言，将上帝的真理传播给后者。（世俗权力本身还很弱小，它也认识到，通过现代教育系统推广西班牙语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从这两个资源相对贫乏的殖民地所能获取的收益。）但是由于西班牙殖民主义在菲律宾年代久远，教士无处不在，是以伊比利亚语对当地语言影响广泛。有些语言学家估计，菲律宾主要区域语言的词根，多达四分之一是源于西班牙语。
1703309404
1703309405
[571]统计数字可以揭示真相。1903年，殖民政府约5,500个文官职位中，菲律宾人占据了不到半壁江山。到1921年，他们占据了14,000个这类职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比例升至99%。参见Teodoro A. Agoncillo，A Short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Mentor，1969），第169页；David Wurfel，“The Philippines”，见G. McT. Kahin编，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4），第689—690页。
1703309406
1703309407
[572]决定性的转折于1921年到来了，那时梵蒂冈迫于美国压力，将菲律宾的西班牙耶稣会转至印度，菲律宾移交给纽约—马里兰教省。参见Martin Noone，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O’Doherty, Archbishop of Manila（Quezon City: R.P. Garcia，1988），第146页以下。这样，到1930年代初格雷罗就读耶稣会著名的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所美国机构，不再是西班牙机构了——就像半个世纪前黎刹在那儿上学时那样。
1703309408
1703309409
[573]这种态度持续到独立以后。1950年代，研究印尼和暹罗的美国学者忙着修习印尼语和泰语，可是他们研究菲律宾的同仁，在1970年代前，一般没有投身于他加禄语的学习。
1703309410
[
上一页 ]
[ :1.7033093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