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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马来西亚人口稀少是个重要因素。目前约有两千万，是暹罗人口规模的33%，菲律宾的28%，印尼的10%。过去十年里，劳动力短缺——部分是食利倾向引致的——刺激了来自孟加拉和印尼的合法与非法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s）潮涌而入。当国民中的失业率上升时，这些人很多要被遣送回国。有待观察的是，国民可能会有多乐意回到卑下的职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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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要不了多久，年老的、口出狂言的马哈蒂尔不得不去任，这似乎很可能。有望继位的是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当前的财政部长，比他小一辈。他对金融危机做过一些公开评论，那些评论因其务实和自我批评的调子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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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邓小平成功访问了曼谷，在那里他与将军们相谈甚欢，并出席了皇太子（暂时）出家做和尚的受戒仪式。这种成功不好向一股抵抗力量解释清楚，后者视曼谷统治者为封建分子、买办和法西斯美国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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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新时代的象征就是“国家维持和平委员会”（NPKC）发布的一号公告——曼谷证券交易所翌日将如常开放。另一项时代标志是在1992年5月暴乱期间，反抗者们能够在CNN上看他们自个表演，也能通过他们的移动电话挫败军队的通讯管制。然而，就在最后电视里的舞台造型中，还可见些微古风：NPKC领导人素金达将军，与以前的将军、当时的民众运动领导人占隆一起，拜倒在国王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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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迟至1978年，尚有数万人被囚禁在印尼的古拉格，其中包括该国的大作家普拉姆迪亚。对已经关在死囚区逾二十年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处决，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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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这个诡计有双重好处：结构上防止了单一的反对派冒出来，又缓和了国外对独裁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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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雅加达的另一个笑话于焉浮现：苏加诺给自己安上终身总统的头衔，而苏哈托将终其一生让自己安享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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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该政权的一项较为诡诈的举措，是改变国家的拼写体系，表面上是要使之符合马来西亚的拼写体系，实际上却是要从正字法上将苏哈托的统治与之前行之有效的一切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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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在反殖革命（1945—1949）、半自由主义民主制（1949—1959）与苏加诺的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训导民主制（1959—1965）期间，华人差不多总是在内阁中有其代表，在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层中有其地位。显著的例外是1951年后的印尼共产党，就在那一年，它当时的领导人，一个名叫陈粦如（Tan Ling Djie）的混血华裔，被年轻有为的“本土”新秀们清除掉了。从此直到1965年的末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华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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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一般引用的数字是300亿美元上下。比如参见，New York Times，199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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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苏哈托子女们的暴发户心态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的幼子托米笑纳了兰博基尼豪华赛车制造公司。这类引起轰动的“投资”，在邻国马来西亚大概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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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起码正式说来是如此。新加坡的李光耀，74岁，比苏哈托小两岁，1959年成为总理，到1990年才交出这把交椅。但他依旧是执政党的首脑，也是“内阁资政”，照样决定这个自治城邦里关系重大的一切事务。缅甸的奈温将军，如今87岁了，当政26年之后于1988年起正式引退，据传对政治上要紧的政策问题仍可一言而决。怪得很，1997年9月，亦即在他从公众视野消失约莫十年以后，他像侏儒怪一样又露面了，短暂访问了不堪金融危机之苦的苏哈托。他们谈了些什么？也许是他们作为裕仁天皇的帝国军队训练出来的年轻军人那段共同的少不更事的时期？（附带提一下，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72岁，菲律宾的拉莫斯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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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对他们来说，影响个人发展的战斗经验来自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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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从下面这则掌故我们可以略识哈比比的才智。几年前他的导师委派他去主管官办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协会，他在纽约会见虔诚的候选成员时语惊四座，他告诉他们说，先知穆罕默德不过是播放真主的卫星广播节目的“一台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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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这是苏哈托1966年推翻苏加诺时的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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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930年代末，他毕业于中爪哇一所私立的穆斯林中学，然后参加了殖民地的雇佣军（荷兰皇家东印度军），在那里升为中士。日本人接管后，他转去他们的警察部门，后来又转去本土的辅助部队，那是日本人组建来准备迎战盟军袭击的。1945年秋天，反殖革命爆发了，这时他又加入国民军，成了一名下级军官。1950年代中期，他晋升为中爪哇的军队司令官，后因腐败被解职。但是1961年他成功地卷土重来，做了陆军战略指挥部的首长。在他那一代高级军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从未出国受训的人之一。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设想自己欣欣然退隐到佛罗里达、夏威夷或里维埃拉，终老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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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详参拙文，“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 Genèses，26（1997年4月），第5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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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所遗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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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他们那个时代”应该理解得适度宽泛些。比如，《战争与和平》出版于1860年代末，小说背景安排在俄罗斯，时间刚好早于托尔斯泰出生的1828年，也就是他父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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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时代误植在两个方向起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对合乎“时代”的着装和室内装饰的着迷，它不懈地强调简·奥斯丁小说的“摄政时期风格”（“这些书是伟大的历史小说”！），而发笑的读者们很少想到那些东西。另一方面，电影动用了知名男女演员饰演伍德豪斯先生和他的可人女儿，从而必定会产生现代版本的平庸化。（“甲或乙演这个或那个角色多出彩呀。”）在这两个方向，效果都是将关联性或感染力尽量消泯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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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Foundational Fic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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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如果琼·佛朗哥（Jean Franco）说得没错，第一本真正的拉美小说，即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的《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到1816年方才发表。参见她的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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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萨默最富启迪的附加命题之一是，夫妇生活作为乌托邦征兆的这个主题，往往在这些小说中塑造出本世纪大体绝迹的一类男女主人公。男主角令人侧目地女性化和色情化，女主角却胸怀公益、独立自主、“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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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普拉姆迪亚之外，印尼独立以来还出了两位堪称卓越的小说家，这两人都可谓强烈地亲近于“魔幻现实主义”。基督徒巴塔克人伊万·西马图庞（Iwan Simatupang）英年早逝，在1959年，也就是他的国家独立十年之内，业已创作出令人惊叹的《红色的红》（Merahnya Merah）；巴厘人普图·维查雅（Putu Wijaya）的笔墨生涯贯穿了苏哈托的“新秩序”全期，创作了大量小说、短篇故事和其他虚构作品，也都透着“魔幻现实主义”格调，其中最像阿斯图里亚斯风格的是让人惊悚的《胆量》（Ny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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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当然有一种地方性的变调。如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的，主人公先后娶了一个神经衰弱的欧亚混血美人，一个激进的华人偷渡者，和一个来自荷属东印度最东端的手握兵器的穆斯林公主。黎刹的《不许犯我》，说来奇怪，范围没那么辽远。形式上看，推动它的情节发展的，是梅斯蒂索人男主角伊瓦腊对他青梅竹马的梅斯蒂索女友玛丽亚·克拉腊不得善果的爱。但是民族的能量出于他和埃利亚斯的关系，后者是他的革命的、土著的镜像，最后为他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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