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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这个主题，还有别的许多主题，在谢平的论文里有出色分析。参见Pheng Cheah，“Spectral Nationality: The Idea of Freedo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in Postcoloniality”（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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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下文中，我将参考1991年版的《叙事人》原著（El Hablador, Barcelona: Biblioteca de Bolsillo，1991），虽然该书初版于1987年。引文的英译出自鄙人之手，尽管我也受益于海伦·莱恩的英译本——The Storyteller （London: Faber & Fabe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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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叙事人》引文的中译，参考了孙家孟的中译本，见《谁是杀人犯·叙事人》，《略萨全集》之三十七，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特向原译者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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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萨默在她论《叙事人》的绝好文章中，为了探讨这个组织的超出《叙事人》所言的现实，广泛引证了戴维·斯托尔（David Stoll）的《传教士还是帝国创始人？拉丁美洲的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Fishers of Men or Founders of Empire? Th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Press，1982］）。1950年代初，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从前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在反共的美国创办了语言学院。它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情局接受了大笔资助，用于它在整个低度发展世界的传道工作，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到1970年代中期，它简直快成以下这些政府的官方机构了：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苏里南、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以及巴西。“威克利夫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影响，其他跨国组织无一能及。它对印第安人语言和忠诚的熟练掌握，它的后勤系统和官方联系，都无与匹敌。”然而没过多久，“每个政府都面临了相同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印第安人日渐明显地、好战地组织起来了，对这样一种趋势，暑期语言学院如同别的许多掮客一样，大体是无心地起了推动作用。识字率的提升、贸易语言和群际接触都有助于这些散居社群的成员们自认为是一体的族群。”1976—1981年间，暑期语言学院被逐出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秘鲁。参见Sommer，“About-Face: The Talker Turns”, Boundary 2，23: 1（Spring 1996），第91—133页，在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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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具体提到的有弗朗斯·玛丽·卡瑟维茨—勒纳尔（法国人），约翰逊·艾伦（北美人），格哈德·贝尔（瑞士人），华金·巴利亚勒斯神父（西班牙人），还有卡米诺·迭斯·坎塞柯和维克多·J.格瓦拉（秘鲁人）。卡瑟维茨—勒纳尔（Casevitz-Renard）1972年开始发表关于玛奇根加的著述，她的第一篇论文是 “Les Matsigueng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61（1972），第215—253页；艾伦·约翰逊（Allen Johnson，不是约翰逊·艾伦）开始于1975年，处女作是“Time Allocation in a Machiguenga Community”, Ethnology，14（1975），第301—310页；格哈德·贝尔（Gerhard Baer）开始于1976年，那年的代表作是“Was Mythen Aussagen: Das Beispeil der Matsigenka, Ost-Peru”，Paideuma，22（1976），第189—198页，1984年随之出版了《秘鲁东部玛奇根加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Matsigenka Ost-Peru，Basel: Wepf）；对巴利亚勒斯神父（Father Barriales），我只找到一本《玛奇根加人》（Matsigenka，S.A. Victoria: Heraclio Fournier，1977）；卡米诺·迭斯·坎塞柯（Camino Díez Canseco）从1977年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是“Trueque, Correrías e Intercambio entre los Quechuas Andinos y los Piros y Machiguengas de la Montaña Peruana”, Amazonia Peruana，1: 2（1977），第123—140页。（在此，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发现一份刊物是专门研究秘鲁亚马逊地区的。）迄今为止我没看见格瓦拉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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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我说不上对这些人具有任何知识，这一部分多仰赖于如下文献：(1) Dan Rosengren，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Dominance among the Matsigenk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Göteborg: Göteborgs Etnografiska Museum，1987），Etnologiska Studier, 第37卷；(2) Beverly Yvonne Bennett，“Illness and Ord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Machiguenga and Huachipairi” （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91年）；(3) Matsigenka 词条，Encyclopedia of World Cultures（New York: G. K. Hall，1994），第7卷（South America），第230—232页。我也较为粗略地查阅过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以下文本：P. Fr. Vicente de Cenitagoya，Los Machiguengas （Lima: Sanmarti y Cia，1943）；P. Andrés Ferrero，Los Machiguengas: Tribu selvática del sur-oriente peruano（Salamanca
:“Calatrava”Libreros，1966）；还有上面引用的Father Joaquín Barriales的Matsigenka。《叙事人》第五章所讲的帕恰卡姆埃和雅康托罗的故事，是依据Cenitagoya著作的第185—189页提炼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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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转引自Rosengren，In the Eyes，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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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同上，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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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玛奇根加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无人留意。但是再往北去，沿着普图马约河的秘鲁上游，施于当地土人的同样橡胶热暴行突然演变成了涉及“部落少数族群”命运的最早的国际大丑闻之一。称得上“模范”人物的是身败名裂的爱尔兰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由于揭露了利奥波德二世政府在尚不属于比利时的刚果的野蛮行径，他早已驰名世界，又因他1912年的报告，作为濒危少数族群的保护人再添令誉。那篇报告披露了他的直接先行者、美国冒险家—旅行家哈尔登堡（W.E. Hardenburg）谓之“魔鬼天堂”的地方。1909—1913年，凯斯门特是英国驻里约热内卢领事。他根据哈尔登堡的报道采取适当行动，寻找切入点。他发现恶棍头目是胡安·阿拉尼亚（Juan Araña），这是个秘鲁企业家，资本不足，但利马的政治关系“过硬”，再跟英国后台老板合组了“秘鲁亚马逊公司”。凯斯门特也得知，阿拉尼亚雇用了数量可观的（英国的）巴巴多斯黑人充当工头、打手和刽子手。正是基于伦敦城应为普图马约恐怖行为负责这一点，凯斯门特赢下了一场连续举行的听证会。1911年，乔治·“温莎”五世授予他有点怪诞的爵士头衔，表彰他为英国的体面所做的贡献。五年后他被摘除了这种暧昧的荣誉，那时，1916年复活节起义刚刚过去，他因背叛英国的罪名遭到审判。1916年8月3日，凯斯门特被处决。有关这些事情，参见W.E. Hardenburg，The Putumayo: The Devil’s Paradise（London: T. Fisher Unwin，1912）；Roger Sawyer，Casement: The Flawed Hero（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第7—9章；Brian Inglis，Roger Casement（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73），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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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引文出自Bennett，“Illness and Order”，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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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对照一下附在罗森格伦和贝内特两书后的渊博书目，可以看出自1970年代初期以后“科学的”出版物的一种突然、飞速的数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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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参见罗森格伦饶有启发的叙述，In the Eye，第176—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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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这是贝内特的结论，“Illness and Order”，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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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我无力查遍这全部报道，但罗森格伦和贝内特的著作如此周详，他们的书目如此广博，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同仁的著述中有某篇提到过叙事人，而他们竟不予理睬，这似乎难以置信。再说，尽管N.声称多明我会修士时常在其作品中谈起叙事人，但他们从未出现在本书第453页注释1提及的多明我会修士写作的三篇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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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Sommer，“About-Face”，第113页。我对《叙事人》的看法有别于她，但我从她的著作里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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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冒着惹恼读者的危险，我将尽量把英语中story-teller这个粗俗的陈词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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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参见“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09—456，在第409页。（以下的英译引文系本人修改英译本原文而成，参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Harry Zohn英译 ［New York: Schocken，1969］，第83—109页。）这一行将消亡正与玛奇根加人的命运相呼应。［本雅明的引文的中译，以王斑译《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为本，有改动。该文收入《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特向原译者致谢。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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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参见“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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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同上，第412页。有启发的是，左恩把Hörer译作“readers”（读者），把fühlbar macht 译作“making it possible to see”（造成……瞥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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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同上，第41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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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同上，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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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同上，第420—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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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故事，‘后来怎样了？’总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然而小说家则止于写下‘剧终’，邀请读者加入生命意义的预兆性实现，无望越此雷池半步。”“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死亡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同上，第427—428页。看来要译出原文那恶毒的词序是不可能的：“Das was den Leser zum Roman zieht, ist die Hoffnung, sein fröstelndes Leben an einem Tod von dem er liest, zu wä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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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英文：It was Vera Petrovna who told me the story about the four horses found frozen up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Volga during the bitter winter of 1834.］“魔幻现实主义”之于列斯科夫和果戈理，就如会腹语术的人之于老祖母，在她周围很少有艺术大师的光晕飘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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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在东南亚殖民地，早期的译本是传教士与百无聊赖的官员怀着业余的古文物学和人种学兴趣出版的。往后，专业人种学家，甚至还有某些作家，都插手了。最终，在后殖民时代，国家的人类学家，国家的男女文人，间或还有两者的结合体，纷纷赶来了。我曾帮着翻译过泰国1960和1970年代的短篇故事，收集在《镜像：美国时期的暹罗文学与政治》（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Bangkok: Duang Kamon，1985）里，其中有两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故事，饱含着同情心。故事之一涉及一出悲剧，发生在海上族（Sea People，指摩根族，“海上吉普赛人”——译注）的一个偏远贫困的滨海村庄里，它被写来作为当代曼谷以武力争雄的国家政治的一种寓言。另一则故事出于一位赫蒙族（Hmong）小伙子之口，半带牧歌风味，故事让这个少年懵懂地称他自身的民族为“苗族”（Meo），这是曼谷官场所用的轻蔑术语。1990年代，一位天才的爪哇作家，痛心于身处雅加达征服者铁蹄下的东帝汶人的命运，发表了关于他们的一系列故事，是从他的相识故旧那里听来的。考虑到在被占的东帝汶占主导的“美洲式”状况，这位年轻人——他可算是征服者的子侄辈——聪明地选择了爪哇形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参见Seno Gumira Adjidarma，Saksi Mata ［眼见为实］（Yogyakarta: Bentang，1994）。这本书翻成英语用了中规中矩的标题：《目击者》（Eyewitnes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Internationa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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