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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Essay，editors note Z，p.213，弗格森在此交互地使用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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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尽管如此，奥兹萨尔伯格还是让我们注意弗格森对这些分类明显的纠结。在《文明社会史论》的第一版，他写到：“从词源上看，文雅的（polished）这一术语最初指的是就法律和政府而言的国家状态。”在1768年的版本中，他补充说：“文明人（men civilized）指的是履行公民职责的人。”紧接此句他又说：“文明人指学者、时尚人物和商人。”Essay，p.195以及编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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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首先注意到了这个企图，他写到：“弗格森标志着这样的时刻，即有关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论述开始从公民人文主义的论述中产生。”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Adam Fergus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页26。布鲁尔还注意到弗格森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原初社会学（proto-sociology）之间的张力，参见他优秀的文章“Adam Ferguson and the Theme of Exploitation”，前揭，pp.461—478.约翰·波考克将这一苏格兰融合描述成“商业人文主义”（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页194），然而，在弗格森这里，这种融合并不那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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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虽然他偶尔在私人通信中称苏格兰为“北不列颠”。这在1707年之后并不稀罕。Broadie，《苏格兰启蒙运动》，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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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The Political Vision of Adam Ferguson），页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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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但考虑到他所处的背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些张力让今天的读者震惊，弗格森自己是否强烈地感受到了它们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党派标签在18世纪“非常模糊不清”。Addison Ward，《罗马史中的托利视角》（“The Tory View of Roman History”），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4 （3），1964，pp.4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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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前揭，页77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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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如布罗迪指出的，苏格兰文人将思考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他们是“将自己的著作置于公共领域，并在公共场合相互讨论和争辩的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前揭，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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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二章 解读弗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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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弗格森著作的主旨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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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弗格森是位有些混乱和啰嗦的学者，但他思想的主体是潜在协调的。一旦他著作中所谓的“谱系边界”的复杂性被仔细地标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就被会发现。弗格森是一只文学的园丁鸟，从众多不同的源头借来资源发展出特定的概念。但他很少偏离其事业早期就已经确立的核心信仰和方法论原则。汲取广泛的观念和影响，他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及自然的和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一首要的主题，他的思想体系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建立的。因为在弗格森的时代，道德哲学是个非常宽泛的学科，想要理解他思想的读者，势必卷入范围极广的主题，历史、“圣灵学”或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神学和人类学，弗格森设法将所有这些主题都融为一体，以便创造出特别的属于他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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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书频频付梓。他发表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文明社会史论》（1767）在其生前有七个版本。[1]该书和他的第三部著作《道德哲学要义》（1769）一样，都令人瞩目，使其名声大噪。[2]《圣灵学和道德哲学分析》（1766年出版的教科书），《道德哲学要义》以及《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1792）都是基于他的课堂讲稿。《圣灵学和道德哲学分析》是《道德哲学要义》的原型，而《道德哲学要义》又是《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的原型。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与伦理有关的。而《文明社会史论》真正关注的是历史，他的《罗马共和国兴亡史》（1783）不只是简单的“国王与王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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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除了发表这五部主要的著作，还撰写了大量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他第一部发表的著作是题为《对陛下的苏格兰高地步兵团的埃绪语布道词》（1746）的小册子。1756年，他发表了《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随后是《对舞台剧道德性的认真考量》（1757）。1761年发表的赞成国民军的小册子《玛格丽特（通常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合法的妹妹）案件始末》的原创作者是谁［30］一直存在疑问，但现在普遍认为弗格森是其作者。[3]弗格森1776年发表的小册子涉及到他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反对。它简略的标题为《对近期普锐斯博士出版的小册子的评论》。弗格森最后出版的著作实际上是传记。他的《约瑟夫·布莱克的生平和品行纪闻》（1801）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印刷，而《陆军中校帕特里克·弗格森传略及回忆录》则发表于1816年。[4]大部分这些著作都受到欢迎，弗格森也成为他的时代受人尊敬，享有声誉的作家。[5]我们也能够欣赏他未公开发表的哲学论文，他可能想发表，但是它们没有被编辑，直到上个世纪晚期才重现。[6]这些论文大部分被认定写于1799年之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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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弗格森没有隐藏的作品或者遗稿等待发现。像之前的斯密一样，弗格森同样不相信出版商，他在1810年销毁了所有他不想要的文字，[8]不过我们仍然保有他的信件和一些重要的论文，它们最近已经被汇集和编辑得非常容易获得。它们提供了洞察此前未曾触及的弗格森思想领域的有利途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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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格森的著作具有相对的异质性，但学者的任务是要用贯穿其著作始终的总体上一致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来简化它。自然，就像在任何庞大而分散的著作体中一样，也能发现一些不一致，但是这些不一致一般没有多少实质的重要性。[10]［31］有人认为，弗格森的《埃绪语布道词》是他唯一的加尔文教性质的著作。[11]因为《圣灵学和道德哲学分析》以及《道德哲学要义》具有明显的教学性质，涉及“所有弗格森认为能够启迪年轻人的主题”，[12]某些可能不适宜的主题被排除在外，另一些在《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中删去的传统的虔敬主题则包含在内。[13]然而，两部著作都包含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并与弗格森的其他思想融合无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弗格森在推测史学方面的努力主要限于《文明社会史论》，[14]虽然没有证据说明自从他采用了他在后期的著作中获得的见解之后便不再信任这种方法。很多学者认为，在写作《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的时候，弗格森对商业化所产生的衰退和腐化的兴趣已经减小甚至消失了。[15]但实际上，弗格森对腐化主题的兴趣贯穿于其所有的著作中，包括《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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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思想中的许多发展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如同欧洲和不列颠的大多数人，弗格森起初对大革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16]他似乎将其视为充满活力的共和行动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实例，[17]并预测这将使法国在亚洲和欧洲成为比此前“更好的领邦”。[18]虽然弗格森一般会谴责任何形式的巨变，但他认为极端条件下的“骚乱”是可接受的，而大革命前的法国满足这样的条件。法国君主制已经烂透了，它因盲目地追求“快乐”和对继承等级的迷信态度而受损。弗格森写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愚蠢和困难”。[19]当他1790年写信给麦克弗森时，他听起来并不十分担心，他说当时法国人正“忙于将他们的君主政体转化为民主政体”。[20]［32］然而，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当雅各宾的恐怖统治确定无疑时，他的自鸣得意最终变成了沮丧。[21]虽然他继续坚持认为法国朝廷已经腐化，因而应该被推翻（他写道他乐于看到“伪装成贵族的堕落的轻佻者”消亡），[22]他视雅各宾党人为“比已知的人类历史上任何政体都血腥和恐怖的暴政”的创建者。[23]此外，法国越来越被视为可怕的“九头蛇”（Hydra），它威胁不列颠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弗格森认为在拿破仑（新的恺撒）的统治下，共和国只有通过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幸存。[24]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认为，法兰西共和国体现了两种恶，“（大规模的）民主和无神论”。[25]它们合起来在弗格森的心里代表了“敌基督本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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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其他的变化也值得一提。首先，弗格森在他早期著作中更加注重扩大公民权的观念。在《道德哲学要义》中，他提出应该给予“下层阶级”对“贵族决定”的否决权，或者给予其选择“谁将代表他们行动”的权利。[27]这个论题，至少是它的明确运用，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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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弗格森在晚年不再支持《奥西恩》。18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写给麦肯齐的信中，他疏远了麦克弗森，承认他早就怀疑后者“从史诗的创作中挖掘自由”。[28]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对共和主义价值和帝国主义危险似乎不再那么热衷，主张对美洲反叛者采取严厉的军事行动，反对爱尔兰独立并拒绝支持威利领导的约克郡改革运动。总之，他对于所有改革计划的态度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政治变革现实的认识而逐渐严苛。[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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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然而，总体来说，弗格森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尽管他的灵感来源非常广泛（偶尔不那么协调），他的世界观的基础轮廓是相当稳固的。研究弗格森的学者的任务是精确地确定其各项参数。如同许多其他的弗格森评论者一样，[30]史密斯也注意到这些观点的一致性，但他也认为弗格森要求他的读者自己做一些艰苦的概念性工作，在头脑中将个别的观念粘接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当弗格森精心地提出每一项观察时，他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需要仔细辨别的体系。”[31]这是对摆在弗格森的读者面前之任务的公正评价。此外，弗格森自己也承认，他不注意标注其文献来源，[32]他的风格散漫且冗长。因而，有许多跑腿的工作需要去做。这样做了之后，不同的部分才能被置于恰当的位置。在此意义上，本书试图更加系统地组织和安排这些部分，反对那种认为他的思想缺乏任何体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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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格森并未阐述一个综合的历史理论，他的著作可以被视为是由“历史叙述”松散地联系起来的“第一原则”的集合体。[33]他努力构建一种关于历史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其历史性体现在对“描述或者叙述的事实的收集”，其科学性体现在“确定一般规则……以解释特殊情况”。[34]弗格森的社会科学概念与其有关自然均衡的元理论相关。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建筑，反映了他希望避免展现一个整齐划一、简单抽象的世界，而是将其描述成其本来的样子，展现其复杂、多样和表面的混乱。他反对用少数齐整的变量解释人类制度的演化和维系。相反，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力量发挥了作用，包括欲望、短视的理性、习惯、冲突和逆境、环境因素甚至人类弱点。这些不同力量是高度交织的，弗格森认为将它们作为离散的变量而分隔开来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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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是由一些可辨识的法则所调控，但它们数量庞大并且往往只有在一定距离之外才可了解。人类事务不能被理解成是由少数简单的法则涵盖的。总是存在例外，环境、文化和自由意志经常发挥干扰作用，使得画面模糊。弗格森发现他大部分的朋友、同行和敌人都急于过度简化以得到心仪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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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愿意像我们所发现的那样接纳我们的探究对象。我们不想让历史细节的多样性和明显的前后矛盾令我们感到尴尬。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自承要探究普遍原理；为了使我们探究的问题不超出我们理解范围，我们乐于采纳任何一种体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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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用来描述社会秩序的启蒙运动的机械类比被拒斥了，代之以一个更为灵活和有机的模型，这个模型更好地体现了弗格森的下述观点，即将社会秩序看成是多变、戏剧性和不和谐的，但是最终融合在一起。社会秩序的“美”“不是静止的”。相反，“大全在行动上是有活力的……并且不断地改变”。[36]对现实主义的渴望牺牲了雅致的简单性，以成全经过修正的和精心安排的混乱性。这一后果因弗格森在试图将其周围的世界理论化时使用相当广泛的资料而变得更为严重。他使用复杂的棱镜感知世界，导致拼凑的效果，弗格森自己也委婉地承认这一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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