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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些论文没有标注日期，但所使用的纸张的水印表明它们写于1799—1808年。Amoh，《〈亚当·弗格森：论文集〉导言》（Introduction to Adam Ferguson，Collection of Essays），页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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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际上，弗格森帮助斯密烧毁了他的不想公开发表的手稿和论文。V.Merolle，《〈亚当·弗格森通信集 〉前言》（“Preface” to Adam Ferguson，Correspondence，Vol.1）页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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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通信集》，第1卷和第2卷。这里以及Amoh的论文集里面没有出现的文字都保留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手稿文集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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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谢尔提出，弗格森在《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中对里德及常识哲学的热衷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出现。R.B.Sher，《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教会和大学》（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页313。但是，早在《文明社会史论》中，弗格森就表明，他的研究受到了常识原则的指引。例如，参见《文明社会史论》，页8。福布斯认为，弗格森在其后期的著作《历史》中重新思考了他就伟大立法者的神话所持的立场。《文明社会史论》导读，页xxiv。虽然弗格森确实在这本书中提到了那些“罗马帝国的命运所依赖的人”，这更可能是它作为一部标准的“国王和王后”的历史而非别的什么的副产品。Adam Ferguson，《罗马共和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1834年版，此后引用，标为《历史》）页110。无论如何，弗格森不断地持守这本书中的观念是有表征的。例如，参见《历史》，页12、419、449。弗格森在这部晚期的著作中也坚持他的早期著作中详尽描述的信念，即，历史的进步总体上来说是渐进的。《历史》，页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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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arles Camic，《经验和启蒙：18世纪苏格兰文化变迁的社会化》（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Socialisation for Cultural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la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页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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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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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这些主题被称为：“论上帝存在”（Of the Being of God）、“论上帝的属性”（Of the Attributes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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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如约翰·布鲁尔所述。《推测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变迁》（Conjectural History，Sociology and Social Change），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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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Pascal，《财产和社会》（Property and Society），页174—175；D.Kettler，《弗格森的原则；永恒的宪制》（“Ferguson’s Principles；Constitution in Permanence”），见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Vol 19，1978，页208—222、页209；Lois Whitney，《尚古主义和进步观念》（Primitivism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Baltimore，1934）页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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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斯科菲尔德所述：“不列颠的统治圈以惊讶、悲叹和自鸣得意而非敌意来迎接法国大革命的到来。”Schofield，《不列颠的保守政治思想》（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Britain），页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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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革命分子“被民主所触动，如同被电光和闪电冲击，自此充满能量。”《致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的信（October 2，1797，Correspondence，No.332，II），页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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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致麦克弗森（John Mcpherson）的信（January 19，1790，No.265，Correspondence，II），页337；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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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Oz-Salzberger，《解析启蒙运动》，前揭，页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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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致麦克弗森的信（July 31，1790，Correspondence，No.269，II），页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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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论法国大革命及其在欧洲实际和即将发生的影响》（“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with its Actual and Still Impending Consequences in Europe”），Collection of Essays，No.14），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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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致麦克弗森的信（July 15，1799，Correspondence，No.354，II），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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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论法国大革命及其在欧洲实际和即将发生的影响》，前揭，页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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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94；致麦克弗森的信（March 1796，Correspondence，No.308，II），页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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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致卡莱尔的信》（November 23，1796，Correspondence，II，No.322），页408。法国军队不是要吞噬外国军队，就是要在国内吞噬。致麦克弗森的信（September 26，1797，Correspondence，II，No.331），页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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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致卡莱尔的信》（November 23，1796，Correspondence，No.322，I），页408。然而他宣称自己对波拿巴的荣誉勋章制度印象深刻，这项制度对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所有军事机构都是很好的激励机制。Fagg，《传略，通信集》（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Correspondence，I），页 lxxxii。参见致邓达斯（Henry Dundas）的信（August 2，1802，Correspondence，No.369），页48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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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道德哲学原理》，页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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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致麦肯齐的信（26 March，1798，Correspondence，No.337，II），页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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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弗格森对于激烈改革和“推翻”体制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例如，参见《道德哲学原理》，页293—294。弗格森并非唯一一位对共和主义的热情被美洲和法国革命削弱的英国思想家。菲利普（Mark Philp）认为，这些事件“强烈谴责共和主义的花言巧语”并且“使英国坚决抵抗大众参与”。Mark Philp，《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共和主义》（English Republicanism in the 1790s），见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6 （30），1998，页235—262、页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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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如，参见Willke，《亚当·弗格森的史学思想》（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各处。凯特勒（David Kettler）认为，弗格森从未改变其观点的一般倾向。《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153。惠特尼（Lois Whitney）认为，弗格森对于“存在巨链”概念的忠诚贯穿于其所有的著作，包括最后的作品在内。Whitney，《尚古主义和进步观念》，前揭，页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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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mith，《亚当·弗格森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dam Ferguson），页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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