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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人那里，守时和公平交易是评价的基准，在商人的行话中，一个好人指的就是一个有偿债能力，完全能够也愿意承担其债务的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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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变富而公平交易的人也不完全是可鄙的”。[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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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利的创造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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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格森断然地否认自利是行为的唯一甚至主导的动机，但他很乐意承认它的巨大好处。显然，利益是我们所知的很多非常有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种关键来源，而市场经济则为提升生产力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激励环境。因为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利不经意间成了个人自由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弗格森写到：“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就像是有教养民族的一部分。”[140]这个观察回应了孟德斯鸠对自由和发达的商业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尽管后者相信自由激发了商业［94］而不是如弗格森主张的反过来。[141]弗格森认为，好的公共政策和法治间接地来源于“拥有财富并唯恐失去其财产的人”。文雅民族的市民单独地形成了“解放的计划，凭借其新近获得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诉求并且反对他们的君主行剥夺之举的特权”。[142]商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角色、关系、活力和互动，推进了科学的进展，[143]“商业艺术”激发了创造性和知识的增长。[144]斯密和休谟都认为，商业所产生的财富改善和“软化”了一个民族的风尚。[145]弗格森同意后者的观察但并不完全确信这种软化是积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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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即使弗格森认为商业在根本上是“肮脏的”交易，[146]也不妨碍他赏识商业所产生的非意图的积极后果。他对商业活动采用一种功能主义者的态度；经济性自利和商业的未意图结果比任何公务服务上的有意之举要有益得多。尽管“交易的原则是私人利益，离公共精神最远的事情”，但利益产生的财富“对国家是有益的”。悖论性地是“交易中的私人利益最少出错地指引着公共利益，并且在公共机构弄错或迷失目标时保护其目的。”[147]斯密的滴漏效应获得了支持。虽然“商业的目的是使个人富裕”，恰当地说，“他让自己获得越多，就越是增加了他的国家的财富”。[148]哈奇森也支持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商业活动。因而他支持私有财产、货币借贷和劳动分工制度。[149]当然，苏格兰人并非唯一支持商业追求是清白或有益的近代早期思想家（赫希曼很早之前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50]但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批系统地这样做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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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野心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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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弗格森心理学中的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维度是他对人类动力的自然性的强调，反映了他对将愉悦等同于安逸和休闲的享乐主义等式的敌意。弗格森这种强调的灵感似乎来源于塔西陀、马基雅维利和罗马廊下主义者。他相信我们的活力能够成功减轻社会中存在的邪恶，而冷漠和迟钝是通向民族腐化和衰退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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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具有积极和导泻的方面。市场经济是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无休止的冲动的发泄渠道。我们是活跃的生物，往往需要有事可做。懒惰和休闲其实是不舒适的状态，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努力和奋斗的。[151]弗格森分享了马基雅维利对惰怠（ozio）的恶习的关切。惰怠可以粗略地翻译为懒惰和软弱的一种结合，它产生于我们不停歇的获取和改善之欲望得不到适当安顿之时。[152]但商业并不构成美德的活动，而商业上的行动者也不会实际上产生任何在首要性质上是美德的事物。即便如此，商业和市场经济还是为间接地提升国家的生产力和财富的活动提供了激励的环境。[153]商业社会也为利益提供施展的机会，利益在商业和工业企业方面极有成效，并且几乎引发了诸文明的所有主要进展或者革新。[154]弗格森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后来被凡勃伦定义为“攀比性比较”的现象，他声称，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野心”就刺激“较低等级的人”去获取“他们看到富人拥有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经意地“被激励着去增加他们国家的财富”，[155]并培育出某些值得赞誉的“人类心灵的品质”，如“心灵的崇高”。[156]弗格森在这一点上模糊了利益和野心的区别。实际上，他从未系统地界定它们的关系。在此，他似乎是替换地使用这两个术语，而在别处，他将利益视为野心和自我保存的一种结合。无论如何，在此与斯密的相似性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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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到赞扬的是活力，特别是以“野心”和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活力。野心被定义为追求卓越的普遍欲望，一方面它可以是仁慈地、自觉地和社会性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157]即使个人的野心也值得赞赏，因为它盛产活力。相反，由于弗格森特别地谴责有闲阶级的无聊追求，［96］无所事事的奢侈和讲究受到彻底地贬斥。[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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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采纳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我们人类具有永不满足的本性。不断膨胀的需求致使我们“抱怨当下，怀念过往，向往未来”。[159]影响世界，改造世界，消除所有打扰我们幸福的障碍物和不便是我们的本性。人们“并非被造就来接受某种特殊的处境的”。[160]通过重申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强调顺从的否定[161]以及对廊下主义的直接批判，弗格森反驳了如下观点：“所有外部处境都是平等的；完美的人在法拉里斯的公牛和一床玫瑰中将享有同样的快乐”。[162]但弗格森充分意识到，这只是对廊下主义粗陋的理解，[163]因此他的批判针对的是流行的概念而非廊下主义本身。奥勒留——他的廊下主义（晚期的廊下主义）的标志是强调活力而非不动心，被标举为典型的积极行动者，他能够辨识出那些超出自己控制的环境，同时积极地履行处在自己直接控制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依据自然生活涉及到这样一项技巧，即在有意识地施展上帝授予我们的积极能力的同时，在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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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精神在其关乎社会需求时更能获得认同。公民人文主义有关公民和军事美德的主题在此产生回响。廊下主义的诫命——认识和履行与被安排的位置吻合的无论什么义务，尤其在我们“更高的”道德“使命”上，同样产生回响。正是在追求这些更高的使命时，我们“获得或保持了（我们的）美德”。[165]我们必须积极，持续地努力并运用我们的理性力量，但应在廊下主义所界定的审慎的范围内。智慧表现为一种对所有超出个人合理控制之外的外部条件和事件的明智的漠不关心。廊下主义要求认识义务，以便履行落在我们身上任何责任，但它也带有人类卓越的概念；带有我们具有超出我们身体之外以及安顿我们的英勇冲动的潜能的概念。弗格森说，“宿命论者”的观点是荒谬的。人类天性活跃，他们努力奋斗，克服困难，繁荣兴旺。[166]与《旧约》［97］将劳动视为一种人类堕落的可恶结果这一概念相反，[167]人类并非天生厌恶劳动。实际上我们的最大快乐就在于劳动和活动。[168]任何安逸的状态都被极力避免，因为我们人类厌恶无趣。对心灵的福祉来说，工作本身是愉悦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169]“认为幸福就在于免于辛劳或者无所事事是一种鄙陋的观点。”[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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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构成中，处于支配地位且最不可抵抗的驱动力就是“野心”。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人们不可避免地被驱使着创造性地劳作，“放弃所有愉悦，忍耐所有苦难”。[171]18世纪的早期，对于“利益”的定义从关注人类愿望的总和转向更为狭隘地关注经济利益，[172]弗格森采用的是后面这个定义。“利益”的狭隘定义使得弗格森可以提出了被称之“野心”的这一新的，更为一般的对于诸欲求的界定。虽然弗格森并非始终如一，但是在这里似乎野心不同于自我保护，因为它的目标（无论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更多样化，并且在性质上可能是纯粹利他的或道德的。利益主要限于关注身体而野心一般指向进步，无论是道德的、智力的还是技术上的进步。利益和野心的运作有时会冲突；但在其他的时候，一项行动，例如关心财产，可能是野心和自我保护结合的结果。野心是本然的冲动，但它也涉及道德和理性的能力，这是区别于自我保护的另一种属性。野心（有时吸纳了自我保护）是无论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是智慧的人类主要成就的来源。弗格森并未将野心设想为贬义词，[173]他使用更为正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术语将之定义为一种不停奋斗的本能，一种持续和不知满足的“追求胜过现在所拥有的更好事物的欲望”。野心就是不知满足的需要，刺激和驱使着我们迈向更大的进步。“是财富的不断增长，而不是到手的那些，使得欲求的想象力轻松自在。”[174]野心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它激发我们追求和保护财产，建立政治、法律和［98］社会“制度……以取得社会的和平和良好秩序”，是我们在科学、知识、艺术和“哲学”上所有进步的原因。[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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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是理解弗格森的完美主义和他试图为目的论和神意框架内进步的启蒙信念辩护的关键；它是“前进的特别原则”并且绝不会被耗尽。[176]然而弗格森猛烈地抨击骄奢淫逸的欲望的扩张，因为在“自然的”条件下，“自然的感官欲望比较容易满足”并且“限定在较窄的范围内”。[177]与未腐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的无限扩张应当被引向“人类生活的更高的和更好的追求”。尽管在“单独的动物性生活（生存）的关注”中野心的发挥伴随着利益，在人类的实践和道德进步的更高级的领域中它的发挥更为关键。野心可能偶尔会误导我们去追求无价值的目标，如“拥有财富”或“权力”，而弗格森确信“智慧的生命，或早或晚，注定会发觉野心的真实道路”，[178]这一道路引导我们培育“社会秉性”这一通向德性和幸福的最终路径。[179]弗格森将这一进步性鞭策视为“持续的”、“普遍的”和最主要的动力。[180]最健康的目标是那些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并强调合作的目标。野心并非源自想要克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或低人一等的感觉，而是以与上帝的心灵交接的欲望为典型特征的一种更为良善的完美主义的表达。[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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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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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信奉目的论和神意论，弗格森对人类基本的社会性，以及这一事实影响个人化的驱动力之方式的强调，有助于为社会科学后来发展提供空间。他与法国唯物主义的冲突以及对本性/教养之争的探讨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他虑的激情既是自然的也是适应性的，也显现出很大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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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人类生活的驱动力原则的兴趣构成了早期的情感社会学，而他对早期自由主义隐含的享乐主义的反对，照亮了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与斯密和休谟的分歧，为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分叉口提供了洞见。弗格森取得的成就，部分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性和市场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99］以及他为处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局限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使他避免了那种僵化的、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对利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早期批判，而赞赏进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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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参见J.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和个体心理学》（“The Scottish Common Sense Schoo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见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Vol.31，1975，页137—149、页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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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idal，《18世纪的心理学》，前揭，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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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在提及制度或者机构时，他也常使用“心智”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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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吉本的信》（Letter to Edward Gibbon），April 18，1776，Correspondence，No.88，I.页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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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哈孔森也已经注意到了斯密和休谟的心理学也是如此。Knud Haakonssen，《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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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ssay，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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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nalysis，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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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章将更深入探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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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伯森（John Robertso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格兰对启蒙运动的贡献》，前揭，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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