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1660
1703311661
人类在遵照眼前的想法行事，努力消除不便或努力想获得那些明摆着的一个接一个的有利条件时，实现了他们想都未曾想到的目标。并且，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循着自身的天性，茫无目标地继续前进……即便在所谓的启蒙年代，民众的每一步和每一个行动、都对将来同样地茫然无知；各国偶然建立了一些机构，事实上，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并非执行任何人类计划的结果。[19]
1703311662
1703311663
秩序的进程由“自然的法则”控制，在个人中、个人之间以及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中运行。秩序和“均衡”是所有自然法则联合作用的结果，它们在可以普遍地被观察到的意义上也是法则。[20]反过来，秩序的概念在性质上明确地依赖于设计和目的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神意的目的论。当然，神意目的论在18世纪司空见惯，但体现出如此深刻的社会学洞察的神意目的论即使有也非常罕见。
1703311664
1703311665
自生自发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的关键制度或演化出来的普遍事物的出现与维系：劳动分工，文化和技术成就，婚姻和家庭，语言和正规的政府。弗格森对人类制度演变的解释非常复杂。大量相互作用的变量都被视为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它们包括本能、短期理性、习惯、冲突和灾难、环境因素、私有财产，甚至奇怪地包括人类的缺陷。
1703311666
1703311667
人类历史的进程，所有人类制度的发展，我们这一物种的“自然的”进步都可以归因于未意图后果的法则借助人类的能动性所做出的安排。表面上随意和自我中心的个人行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仁慈模式的一部分，这一模式最初由“上帝”精心安排并明显地指向人类的幸福和繁荣。每个独立的人类行为都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均衡与和谐，这一社会像设计合理的机器一般平稳有效地运作。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被否定，卓越立法者（通常被看成是规则和法律秩序的来源）的“智慧”被“分散和演化的体系内部隐藏的智慧”所取代。[21]弗格森注意到，经过时代打磨的实用的“专门技能”和默会知识确保了切实可行的传统与制度的形成，这预示了萨姆纳，后者将自然选择原理运用于风俗和习俗的发展上[22]。发展是短期理性的产物，但是从更为广泛的含义上看并不拥有理性（至少从人类的视角看）。［105］只是通过 “联合”与“争斗”（合作与冲突）原则的运作，[23]野心，自我保存的原则，进步才得以在社会中发生，而所有这些原则也导致了非计划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与“组织方式”。[24]
1703311668
1703311669
既然人类的幸福是自生自发秩序的最终目标，弗格森的方法便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系统功利主义”，格雷用该术语描述很久之后哈耶克的模式。[25]但为了将这一模型的弗格森版本刻画为纯粹的系统功利主义，需要略去其概念上的支柱，即它的神意维度。虽然哈耶克认为完全世俗的自生自发秩序体系是可能的，其出现可以用开放的自然选择进程来解释，但在弗格森看来，自生自发秩序的逻辑依赖于设计这一“事实”。人类事务中可察觉到的秩序在性质上是这种设计和目的的直接结果。[26]平衡和秩序主要是间接地或者通过“目的异质性法则”[27]达成的。制度逐渐发展，由人类的双手无意识地形塑，由与其最终结果完全不相关的动机锻造。对弗格森而言，人是一种动物（虽然是一种特别的动物），通过激情、本能或短期理性的命令直觉地反应。虽然有关该主题的一些作者将弗格森所面临的这一两难看成是本能对抗理性的一种两难，但这实际上是长期理性对抗由本能所激发的短期理性的两难。自然秩序的每个方面都“是为了整体的维系而计算过的”。我们并不会总是意识到我们在保障这一秩序中的角色，因为“最遥远的事情，被打造成共同致力于同一有益的目的”。[28]由于人们是以理性不及地方式确保社会秩序，他们能够这样做的能力依赖于他们对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的享有。这一“受保护的领域”[29]对应于斯密均衡模型中的“自然自由”的范围。[30]
1703311670
1703311671
目的异质化法则在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我们每个短期和自虑的目标都产生了适当却完全无法预料的结果：生存的本能驱动力导致了财富的积累，并无意地导致了生产方面的技术改进；私有财产的发展促成了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聚集的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为民族感情，进而导致主权国家的产生，等等。［106］它的准规律性运作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弗格森对于人类繁衍的讨论中得到更好的展现。
1703311672
1703311673
三、目的异质化：人口和繁衍
1703311674
1703311675
和很多18世纪其他的思想一样，弗格森特别关注人口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繁衍和婚姻问题。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观点，受到其对未意图后果法则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之相伴对社会关系的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之信心的鼓舞。这些观点很可能是为了直接回应孟德斯鸠用立法措施激励人口水平的主张而发展出来的。（和他的诸多同辈一样，孟德斯鸠也确信法国的人口正在减少。）[31]
1703311676
1703311677
当弗格森提出这个问题时，利用立法和理性手段促进人口的增长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弗格森认为这些方法之所以从来没起什么作用，正是因为它们是被设计来这样做的。激情（“两性间相互的吸引”）而非理智是人类繁衍的保障。性欲是动力因，而且是基于本能的，但是繁衍是目的因，因而是造物主专属的领域。生殖的事务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如此重要的功能不会委托给人类行动者的“不稳定的意志”。干预这一过程的立法企图不仅侵犯了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则，还侵犯了自然地自我管理的行动者的自由。
1703311678
1703311679
主动承担起照顾人民之责的主权者似乎认为，一个民众被感情，激情和欲望的最不可抵制的召唤所强烈诱导的国家，就像是一种必须用棍棒和皮鞭对人民加以驱策的济贫院。[32]
1703311680
1703311681
弗格森引入了他分析的核心方面（这也是斯密模型的特征）；对我们人类的繁荣来说，更关键的是功能或制度，而不那么关键的是单独行动者的判断或者脆弱的意志。例如，家庭是社会的构成性单元，“是人类存在和维系最不可或缺的组织”。繁衍“是对种族而言的，内心的重要活动是对个人而言的”，因而造物主明智地选择避免将“自然的作品的维系”交托给“那些最明显的牵涉到的人们的”不稳妥的判断力。[33]在这方面，“人类”完完全全就是动物。[34]更早的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类似的思路，［107］认为生殖是纯粹本能性的活动，（“并非选择”）但是具有相当不同于推动它的那种明显的动机的重要功能，即人类的生存。[35]
1703311682
1703311683
动力因限制在纯粹世俗的欲望和爱好的层面上，而人类的持存所依赖的可持续的人口水平是造物主单独支配的领域。也就是说，去“交配”，去追求其他与自我保存相关的有限功能，被托付给我们，但我们物种的持续和长期的繁荣没有托付给我们。人类的中途干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空间。正如弗格森清楚地指出的：
1703311684
1703311685
人类肩负着自我保存的重任，经受着快乐和痛苦的考验，受到一种对死亡的本能恐惧的庇护，自然既没有将人类的安全寄托在其理解力之敏锐上，也没有寄托在其不确定的反思之筹划上。[36]
1703311686
1703311687
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措施是为人口的增长提供正确的条件，也就是说，保障繁荣的稳固基础和对个人权利的强力维护。“自然”会照料剩下的事情。[37]
1703311688
1703311689
婚姻和家庭制度也被视为是自然所创造的条件的偶然产物。弗格森指出，人类的子嗣相对脆弱，并且需要长期地养育和管教，从而使得基于血缘关系的小的、安全的和稳定的单位或者组织，即家庭成为必要。[38]哈奇森在其《道德哲学体系》[39]（出版于他去世后的1755年）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休谟也赞同此观点。家庭是“两性之间的自然欲望”以及必须照看这一吸引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产物。[40]就他而言，弗格森认为造物主故意将缺陷植于人的构成之中（在这一情形下，就是软弱和脆弱）以确保“他的”（His）最后的目标，在这里即家庭的制度化。弗格森解释了人类幼儿的天生脆弱性以及妇女在劳动上天生的脆弱性是如何引发家庭组织的演变的：
1703311690
1703311691
与其他的任何物种相比，人类出生时更加痛苦和危险；婴儿期的状态更加无助，持续时间更长，这可以算作是他在动物性方面明显不如的缺陷：但是我们敢说，这一处境就像他的其他表面上的缺陷一样，［108］是有待于人类后续的历史去完成的更为高级的目的一个片段。[41]
1703311692
1703311693
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段落中，人类的缺陷是借助目的论的语言设想的。我们的弱点是上帝为了保障我们的幸福和繁荣这一专门目的而故意授予的。弗格森对人类缺陷是故意和有目的地赋予的强调构成了对其思想的任何纯粹演化论的解释的有力反证。他同意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de Finibus）中加图的观点，即创造的意志蕴含着保存的意志。“自然既想要后代得以繁衍又没有在其出生时提供条件善加照顾，这并非是不一致的。”[42]在这一情形下，与出生和儿童期养育相关的缺陷就产生了相互依赖以及感情上的强烈联系，后者反过来又造成了我们人类的安全所依赖的持久的社会纽带。表面上看对出生不利的环境，蕴含了“人类必定与其同类形成的社会连接的萌芽”。这就确保了人类的社会性，也确保了我们注定进步的模式（社会）。[43]
1703311694
1703311695
在讨论人口水平时，弗格森预示了马尔萨斯，他告诉我们人口的增长是物质繁荣自发的副产品。[44]然而，人类努力增加繁荣出于不同和不相干的动机，即当前的轻松和舒适，“这是为了造福已经存在的人们，而不是为了增加人口”。[45]人口的增长是自利以及渴求个人安全的非意图的结果。刺激人口增加的刻意企图往往会失败；它们也确实“阻碍”和“误导”这一过程。同样，企图阻止增长也是误入歧途，因为“人口增长总是与其资源相适应，不需要政府的帮助来改善繁殖的法则，只需要它保障安全和丰裕”。当善意的立法者打算干涉自然的微妙平衡时，他们就陷入到“损害他们无法大为促进的利益，造成他们不能修复的破坏”的危险之中。当人们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人为政策的阻碍，［109］“他们将遵循自然的倾向而行并取得相较国家事务委员会所能设计出来的更为显著的效果”。[46]
1703311696
1703311697
因而自由就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47]对弗格森来说，罗马军事独裁者屋大维的人口法律既令人生厌又事与愿违。对屋大维和其他想要干预社会均衡的主权者，我们只能说，“他们在设计疗法的同时也调配了毒药。他们给生命的原则泼冷水，让它们失去作用，同时又努力想通过外敷，恢复衰弱病体的青春”。保持可持续的人口水平的重要任务不应委托给不可靠且善变的“主权者或单个人的智慧”。[48]
1703311698
1703311699
弗格森指出，非意图的后果具有涟漪效应，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积极的非意图结果。它们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下述这些。
1703311700
1703311701
四、语言
1703311702
1703311703
弗格森赞同曼德维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发源于无数个人的行为，他们并非有意，甚至也完全不理解自己创造的惊人复杂性。[49]人类似乎具有任何个人都不具有的特异禀赋。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对那些教导说言说最初是由“一些理性和文明的创立者”传播的“诗人们”，我们应该抱有怀疑。弗格森彻底摒弃了契约论者和理性主义对语言起源的解释，他声称“不管是交往还是谈话，无论其形式多么粗陋，都与人类共始终”。[50]
1703311704
1703311705
在弗格森的体系中，语言发挥着许多关键功能。言词让我们能够以口头传说的形式保留我们共同的历史，后者反过来又激发我们的“激情”并增进共同的情感。[51]既然言词有这么大的地域差异，它便有助于维护共同体的界限。但这并不阻碍其穿越文明或在文明之间发挥协助知识传播和发明的［110］功能。经由语言，“科学发现、发明的模式或者天才的成就，无论它们起于何处，都能找到通往世界的道路，成为人类的财富”。语言帮助我们保存现有的成就并分享新成就，而我们掌握外国方言的能力帮助我们“保留在过去的很多代中已经不再被言说的知识”。[52]弗格森记录了语言对于人类的一般进步所作出的（至少从人类视角看）意想不到的贡献。“人类在表达和交流上的特殊天赋将人类的努力聚合起来服务于智力进程中的一个共同的进步目标。”[53]弗格森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正是语言让我们适合于政治生活并注定过政治生活。[54]语言的普遍性确证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宿命，[55]而社会反过来也不可避免地通向政治社会。[56]言说的能力为了这一特定目的，也就是使我们为了生存，繁荣和进步而一起生活与合作，被内置在我们的基本构成之中。人类是仅有的注定要过政治生活的物种，因为只有人类具有言说的能力。
1703311706
1703311707
既然言说是普遍的，“人类特有的”和天生的，[57]那么所有人（但只有人）都将参与政治生活。
1703311708
1703311709
口头语言的例子阐明了自然和技艺之间亲密的共生关系这一重要的弗格森主义原则。言说的倾向是先天的，而它同时也是“人类天赋最先和最精彩的产物……在此，被创造出来的心智本身也是创造者”。[58]所有人类进步都是社会事件，语言的发明成了这种进步无价的催化剂。弗格森的完美主义被设想为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但是它也是在一个为神所植入的倾向和本能所界定和塑造的目的性框架中发动的。
[
上一页 ]
[ :1.703311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