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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关注环境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弗格森也特别强调，内在因素（人的冲动或本能）而非外部的影响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32]他在此偏离了孟德斯鸠，后者的历史也是进步的，但是并不能主张弗格森认为进步是由内部驱动力所激发的观点。[33]孟德斯鸠认为变革总是产生于外在原因，而弗格森则认为外部的环境只能通过减弱心理发生层面的影响而影响变革。但他并非一位早期的社会生物学家；他所指的进步是技术和道德方面而非生物或基因方面的进步。弗格森的态度很容易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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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事物……都是因为一个目的因而存在，并且包含在每个动物的定义中的所有事物，无论是指向某个目的的手段还是本身就是目的的事物，都是通过这一原因以及其他原因而存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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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解释何谓“其他原因”，即造成事物的次级变化的动力因。换句话说，即环境因素。弗格森跟随亚里士多德，给予原初的驱动力（它们体现了我们有目的的蓝图）以优先地位，同时在他的规划中为“其他原因”保留一个特殊的地位。任何不能归因为外部条件的文化差异被追溯［154］到自由意志的运用。[35]虽然弗格森信奉普遍人性观，这才是弗格森解释法律、习俗和制度中的跨文化差异之存在的方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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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些学者那样认为弗格森的历史观在方向上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将进步完全看成是由经济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是个严重错误。理解弗格森的微妙立场的方法是认为生物发生性因素在特定环境的背景下产生了历史和秩序。无论我们如何“受到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指引”或影响，形成社会的还是我们的“本能”。[37]为了避免卷入虚假的二分法，弗格森再次给出了一种复杂的解释。他可被视为早期的“互动论者”，他认为生物学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可以协调一致地运作，从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解决了这一持续到当代的争论（也就是自然—教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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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进步和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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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弗格森有关环境的讨论最引人关注的是，他赋予环境在我们——不仅作为追求科学和认知上的进步，而且作为处在涌现的永恒状态中的道德行动者——的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典型地，弗格森的“社会科学”具有道德意图。他试图理解“自然”在获取智慧和美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文已经指出过，弗格森的美德概念是认知性的。[38]整个自然的体系，包括它所有的困难、危险、忧患、神秘和匮乏都是被设计来为难、阐明和启发，从而促进我们的道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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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式地设想并且人类居于顶端[39]的存在之链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和促使我们不断地努力趋于完美。人类的存在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和得不到回应的需求，造物主故意如此安排以便促进人类的发展。自然的世界有一堆复杂的科学问题有待渴望自我完善的人类去解决。[40]正如弗格森所说，“随着人变得博学或智慧，他也相应地在自然体系中变得强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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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本能指导的动物，人所遭遇窘迫性的“贫困”，远非“自然的经济中的贫穷”，而是为道德人格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条件。［155］“对于被设计为自己财富创造者的人类的命运来说，贫困是合理的。”[42]除了明显的廊下主义的先例之外，弗格森此处的观点很容易让人想起反对奥古斯丁宿命论信条的伯拉纠主义，它肯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而强烈反对原罪的存在。从这一点看，不是通过神恩的注入，而是通过自己积极的作为，我们获得了拯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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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或环境的障碍在人类自我完善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弗格森在其全部著作中都贯穿了原初的廊下主义观念，即“人的理性和心灵在艰苦的条件最能得到培养”。[44]苦难能够磨炼美德甚至与美德同义[45]以及“逆境是智慧和美德的学校”的信念是弗格森神义论的核心。这是神圣的计划所固有的。而且，“人类天生就有的欲望”是“善在自然掌握之中的证据”。[46]对于开明的个人来说，他“对上帝意志的理解”是最明晰的，“一种由欲求或者渴望避开的目标所组成的命运，对于人就像空气适合于鸟的翅膀一样是适合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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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遍布造物主为了便利人的发展而故意设置的危险和障碍。[48]人类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自我创造的进程中，经历了反复试错、活动、冲突、适应和选择。尽管存在与人的动物性自我保存相关的“少数决定性本能”，“人”还是遵循他自己的观察、识别和经验的指引。[49]弗格森说出了他的假想敌（“无神论者”）的抱怨，他们想知道为何仁慈的上帝会将他所喜爱的创造物置于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他”的所有愿望都被否定，“他的”需求没有一项“毫无延迟地得到了满足”。借助回应，弗格森有些同义反复地指出，在另一个更为轻松的世界中，“每一项能力”都“未被利用”，因而也显得多余。[50]毕竟，我们具有“多面的性情”，能让我们应对各种情况；即使是最不适合居住的环境也是一次锻炼我们“弥补缺陷”的倾向的好时机。[51]不是证明神不存在或者甚至上帝对我们冷漠 ［156］，一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世界雄辩地表明了他对我们的深切关怀。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一个仁爱的目的而存在，在被创造的存在中没有什么是多余或者无用的。[52]宇宙中没有什么是纯粹邪恶的，因为所有被造物都在善意的主人计划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自然的原材料被故意“分散于地球的各地并且往往藏匿于地下深处”。“这些材料的混乱和和表面上无序的分布”并非为了挫败我们，而是“为了激励［我们的］希望，为了增加［我们］寻找他们所付出的劳动”。[53]同样，自然资源在全球的不规则、看似恶意的分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交换、贸易、国际贸易和相互的促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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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道德和智力发展的观点出发，赖利提出，弗格森将“物质世界设想为上帝为了激励我们解释它们这一明确目的而创造的‘符号和表达’的系统”。[55]如弗格森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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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将物质世界看成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心灵的相互交流而建造的。物质世界形成一个一个符号和表达的体系，无限的造物主借之而使自己为他的智慧的造物们所理解。它是一种华丽而规范的叙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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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科学和历史上的努力，因而就是实现造物主的愿望，即我们为自己研究和揭示自然的法则。此外，为什么地球不完全地展露在人类面前（“每一座山”都被“大树覆盖”）的原因是，这样人类便可以自己观察和理解自然展开的过程，以这些知识武装自己，然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这项工作。[57]这个进程有两个目的功能：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法则，以便靠它们生活并从中得益；其次，通过这个进程，我们能够逐渐地完善我们自己。发现和整理“自然法则”的激情“充斥于每个人的胸中；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人们的事业都因这一激情之满足而大大地被推进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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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我们物质环境，历史行动以及人工制品的“巨大的符号场”。贤人的任务是整理和解释这些人工制品以及标志。我们有“解读自然的话语”[59]的任务，自然的话语被创造出来至少部分地为了激发人类智力上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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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弗格森对于自然之残酷性的乐观态度代表了与奥古斯丁主义关于我们与物质世界之关系的观点的有意决裂。奥古斯丁对自然持有一种恐怖的观点，将其理解为是敌对、危险和苛刻的。灾难、饥荒、疾病和洪水都被视为是亚当的原罪所致。[60]他写到，“这个被诅咒过的地球将为你带来荆棘和蒺藜。你不必悲伤也不必欢喜。”[61]相反，弗格森相信世界被造就为完美、“庄严”和“美丽”的，[62]即使“荆棘和蒺藜”也是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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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各种元素交战的世界是平和的：风是仁慈的手段；雨和雪是慷慨的恩赐；表面的混乱实际是完美的秩序；崎岖的峭壁和零散的丘陵为许多居民提供栖息场所，在装扮了动物的栖息地，装饰了人的前景的所有这些艰难困苦中……自然中各个部分的运动导致了整体的生存和幸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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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认为，充满了兴衰沉浮和危难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充满了冒险的挑战、神秘、刺激和冒险的希望。创造了一个热爱冲突和行动的生物之后，“上帝”精心地安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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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的苦难和艰辛被认为是偏离了上帝的善；但是人们为自己设计的许多娱乐活动充满了困难和危险。人类生活这一游戏的伟大发明者充分地知道如何安顿这些玩家。机运是抱怨的对象，但是如果这些被移除的话，游戏本身将不再吸引这些玩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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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环境的态度体现了一种拒斥奥古斯丁所造成的二分法的神义论，这一两分法一方面是堕落前的伊甸园，另一方面是堕落后的敌托邦。弗格森对世界拥有更为整全的观感，将之看成是永远并且基本上是仁善的，即使有具有挑战性和和混乱的地方。产生这种观点的神义论来源于廊下主义。宇宙总体上“完美”但常常还是“严酷和不舒适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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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然中的所有都是为了人，为了它的目的，即道德的完善而存在的。弗格森从设计和维持的论证出发，存在之链的术语贯穿于他所有的著作。简而言之，“存在之链”的观点建立于丰裕的概念之上；宇宙的设计包含了“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存在的完整系列”，有大量的品种和类别，并且按照依赖的链条等级式地排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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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人类处于这个相互扶助的伟大链条的顶端。弗格森对这一繁忙、整全和完美的宇宙的热情汇总，将“人”置于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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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整体生机勃勃：场景在持续地变化；但在它的变化中展现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比任何形式在完全静止时所处位势或姿态呈现出的秩序更令人震惊。因为人以其智力，处于这种陆地序列的顶端，像拱门的楔石，使这个体系完整。[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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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极大地影响了弗格森的导师几乎用完全相同的术语设想被创造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分等级地安排物种，将人类放在顶端，主张自然中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68]按此观点，地球上的植物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动物的需要，而动物的存在又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69]廊下主义也是高度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贵族派的。西塞罗在《论至善和至恶》中告诉我们，克里希波斯认为，“低级的动物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创造的”，[70]而奥勒留在《沉思录》中也持相同的观点。[71]只有人类有理性，[72]因而正义关系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并不存在适用。动物没有理性，因而它们可能被用作工具。[73]实际上，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以下是西塞罗的巴尔布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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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们人类因为航海知识有能力控制最为暴烈的自然力量，即海洋和风浪……我们还拥有陆地上的所有果实……河流和湖泊也是我们的……我们通过灌溉使土壤变得肥沃，我们引导河流，加强或者改变它们的流向……通过双手我们尝试在自然世界中创造第二个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使用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创造和提供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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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个基督教的先例。上帝把自然中的一切交托给人随其心意处理，用赫利希的话来说，因而促成了“一种生态的必胜信念（ecological triumphalism），即在处理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只需要考虑他们自身的眼前利益”。在这个概念中，人类对于他们控制下的那些生物的利益不承担道德责任。这些更为低等的生物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人类。[75]弗格森［159］有关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概念充满了物种歧视。“一切都为人类而创造”，[76]他声称，所有的造物都任人类随意地消费、制作、控制甚至掠夺。[77]人类是上帝“喜爱的地球的居住者……谁能怀疑他是地球的农夫和所有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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