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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逝去的乡村生活的哀悼，一如他对通向大规模社会组织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所抱有的强烈担忧。城市的出现拉开了大量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序幕。弗格森将“人民”列在“财富和税收”之前作为最重要的“国家资源”。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即单纯的人口规模无法反映其价值。这种关键的国家资源的价值［169］要与人民对“联合和品格”的感觉的比例关系来定性地衡量。遗憾的是，有时他们的数量直接导致大众变得“分裂和堕落并丧失公共感情”，特别是当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时。[55]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弗格森个人相信只有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城邦国家，人民才有最好的机会过上“好的生活”，即作为公民动物。[56]那些最少地受到商业主义的影响，最多地“保持内心平静”的人才能在大地上生存下来。[57]城市对人的道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是19世纪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但弗格森是18世纪少数关注此问题的思想家之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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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事帝国主义才是过度扩张的最快和最具破坏性的途径，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在自己“内部的腐坏”上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59]弗格森认为，繁荣的国家通过不断扩张领土而增加其财富是其本性。这个观点的先驱是修昔底德，他将征服的欲望归因于傲慢这个恶习，它是富裕国家独有的特征，驱使他们超过需要和理性而扩张。傲慢缘起于因过往的成功而获得的过度自信，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也就大的和繁荣的）国家更容易走向衰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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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所引发的过度扩张的最恶劣的影响是政治活力和正直的丧失。弗格森注意到，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庞大，领土越来越广阔，人民相应地在身体和心理上越来越疏于政府事务。此外，政府本身也越来越集权和官僚化，因而也越来越缺乏“民主”。古代中国是最典型的病态的皇权官僚制。在那里，统治的艺术被定义为最高程度地满足那些“粗鄙的心智”，对他们而言，国家的“繁荣和伟大”等同于迅猛地走向专业化、区隔化、职业化、原子化、去分化、规程化、去人格化以及统治和权威的合理化。注意，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规训和监管的越来越专制的形式，而非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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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事是我们易于赞赏的事。他们使国家事务管理落到最低劣的能力的水平。他们把国家事务区分开来，分摊给不同的部门负责。他们赋予每道程序冠冕堂皇的仪式，［170］庄重威严的形式。在对形式的敬畏无法平息动乱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会动用一支雷厉风行的警察部队，还配有形形色色的体罚刑具。……国家的每个部门都是由不同专业的人来干的。每个候选官员都必须受过正规教育。正如从大学毕业，要想获得学位就得靠自己的熟练程度和名次一样。不仅文学，而且国务、战争和税收方面的审理都是由研究不同学科的毕业生主持的。虽然学识是通向晋升的阳关大道，但是，最终人们只要会读会写就行了。政府的伟大目标在于种植和消费地球的果实。尽管该国拥有所有这些资源以及为利用这些资源所作的知识准备，该国事实上还是弱小的。它不断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试图解释的例子，在研究战争和政治的学者以及分出来研究军事专业的千千万万人当中，我们找不到一个人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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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人性”在规模适度的国家中能繁荣和优秀，而在“过度生长的国家，一般会逐渐衰落和退化”。[62]共同体是美德的苗圃并且在那些保持“独立”和“较小规模”的地方更能发挥这种哺育作用。[63]一个国家的领土需要足够小，以便能够普遍地参与，从而培养共同的感情。但当人们居住于“广袤的土地上时，他们被分离开，并且忽略了他们的共同体”。统治落到少数人那里，他们“从大多数人手中接掌了每一项需要公共热情或者共同从事的事情”。大多数人必然陷入“倦怠和阴暗的状态”，公民的政治效能得不到发挥，人民开始使自己遭受“任意的统治”。[64]哪里公民没有参与国家事务，哪里就没有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和主观的政治效能意识的地方，专制主义就可能不受通常的公共监督和问责的限制而抬头。过度扩张和过度官僚化导致了政体和连接共同体的看不见的线索的瓦解。一个具有健康的骚动和合作的强固的宪制逐渐停摆。矛盾的是，过度的扩张并非扩展反而缩小了“国家事务”的“范围”。统治的过程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冷漠和沉重，因为“多数人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主权者的臣民，而不是政治团体的成员”。现在，“参与立法或其他政府事务”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弗格森的观点与孟德斯鸠一致，都认为专制主义在大的帝国不可避免，因为帝国不灵便的规模需要集权的政府，而以迅速的决断和无情的权宜之计补偿距离问题成为必要。[65]过度扩张的代价是［171］公民美德、社会亲密、“民族的”凝聚力、主体的外部和内部的政治效能[66]以及政府的代表性和宽和性的消逝。[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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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昔底德一样，弗格森相信，即便“征服”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它最终“对发动者的好处还不如对征服者的好处。”“按照丰裕的程度”或者“领土的范围”为一个国家庆贺是愚蠢的，特别是在这些事物只是被看成目的本身的时候。不仅奢侈自身会“导致罪恶的激情”而且在这种奢侈是通过不义的手段获得的地方，罪恶更是会加倍。征服而保有的财富代表的是一种“悲惨而非幸福的症状”，因为它不能不沦为“挥霍、放肆和野蛮的荒淫的产物”。这就是罗马可悲的命运，“在这一万国的财富被收缴集中的中心，财富在荒淫无度或权力的残忍与虚幻中消耗殆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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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并未完全放弃帝国主义，他实际上假设只有在追求国家安全或者展现他虑的激情时候，它才是真正可辩护的。虚荣心、自我扩张以及对财富和生存空间的欲望并非充分的动机，也无法证成它所必然会造成的痛苦。[69]不幸的是，自卫往往不是扩张主义的动机。它往往源自“野心”，这里是在这个词早期的贬斥的含义上使用，即对财富的狂妄欲望。[70]弗格森显然相信典型的或自然的社会形式与使这些类型结合在一起的手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家庭因感情而结合；团体因社交的欲望而结合；国家因安全的欲望而结合”。但“帝国”因“强力”而结合。[71]弗格森似乎认为，除了后者，其他的都是自然的结合，因为为内在的驱动力所支持。帝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们是被对更大的领土和财富的人为的“需要”所驱动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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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弗格森也反对帝国主义，理由是它必然包括对自由的不正当的限制。被征服的国家［172］如修昔底德早已指出的，往往屈从于强力，这些强力，本质上是军事的，往往残暴不仁。弗格森偶尔也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他认为每个个体的自由依赖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甚至享受显著自由的国家的公民，当国家屈从于其他国家的时候，也遭受了一种实际的奴役。“从人类历史来看，征服或被征服，事实上似乎都是一样的。”[73]因而，使用强力扩张领土要付出高昂的安全代价，因为当一个国家奴役另一个国家时，侵略者需要保守这种奴役，要为不断地守护掠夺的领土和征服的民众付出庞大的费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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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具有很多其他的缺陷。首先，它必然导致流血。弗格森记录了在一次地方起义中，两万人被屠杀，他赞赏地评论土著人“使自己的国家”永远摆脱“他们专横和贪得无厌的客人”的努力，后者总是蛮横地“将所有反抗他们的不公正以及篡夺的行为污蔑为变节和叛乱”。[75]帝国主义往往伴随着不公正和不便利。对殖民地的分心导致了对国内事务的忽略；省份一方面受到士兵的掠夺，一方面受国家的高税收，同时帝国的统治者易于引发民众恐惧。[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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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所罗列的帝国主义所诱发的苦难和修昔底德在其对雅典帝国主义的批判中所列举的差不多，并且和后者一样，他确信，运用强力统治将会最终促成如此做的国家的崩溃。[77]帝国主义被视为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干扰；特定国家自然演化的“精神”（反映在其特殊的制度和习惯上）服从于强加的因而也是人为的法律和习俗。弗格森追随孟德斯鸠，他认为期望将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中央化的法律和政治安排下，而完全忽视文化差异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和演化是不明智的。[78]因而，通过军事扩张的发展往往是灾难性的。帝国瓦解是因为它们往往被统治它们的独裁者所毁灭。[79]在这一点上，弗格森对反对［173］任何形式的激进革命提出了一个罕见的例外；“革命”现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保持（社会）先前的进步状态”，革命是“必需”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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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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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专业化的性质、发展和后果的阐述值得注意，部分是因为这在后来为他赢得名誉作出了一些小的贡献。一般认为，他的著作以对异化后果的探查和阶级剥削理论为基础，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的首次经得起考验的批判。实际上，盖伊曾写道：“弗格森有关劳动分工的著述是18世纪社会学的小小胜利”。[81]弗格森对专业化的经济后果的兴趣没有斯密那么浓厚，而是关注它的社会后果。就这一点而言，《文明社会史论》开辟了新天地，或许构成了对专业化的后果的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学解释。[82]正如莱曼所指出的，弗格森对于专业化问题的处理“做出了显著的推进……显然预示（如果不是按次序直接影响）了圣西门、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83]马克思也赞许地引用了弗格森的著作，这表明他也受到了弗格森关于劳动分工损毁人性的影响的分析的启发。[84]悖谬的是，劳动分工既是进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同时，它也是衰退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就对治国理政，军事和政治安排以及防御能力的影响而言，这个事实使弗格森深受打击。[85]他并非毫无热情地写到，专业化具有很大的优势：正如我们所见，财富的日积月累，人口的迅猛增长，工艺技术的无限改进。但一般来说，他所持的观点似乎是，现代商业社会尽管提供了很多便利，然而它依然是现代学者所标注为“异化”的场景，而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分工对社会和工作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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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化？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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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于专业化损毁人性的后果的概述在下述程度上似乎预示了马克思对相同主题的阐述，它暗示了碎片化，生产异化和人类异化的后果。［174］[86]有时，随着观念的发展被充分地意识到，与马克思的相似处变得显著。[87]实际上，正是弗格森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马克思在相同的主题上的激烈声调。[88]然而，基于现在将要给出的理由，马克思和弗格森的区别似乎不应被过于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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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概述了高度专业化的恶劣后果，[89]弗格森提供了其社会后果的更多细节并对其益处有更多保留。虽然斯密认为专业化产生了一种有机的团结，[90]弗格森认为它具有相反的后果。他描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劳动分工的产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开始被毁损。当劳动变得不需动脑和机械化，专业化的工人开始毫不关注他/她的狭隘的工作范围外的事情。专业化“缩减和限制了心智的视野”，使工人无法承担公共责任。[91]很快，那些工厂中的工人便成为了愚蠢的机器人，成为大机器上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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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机械技艺……根本不需要能力；在情感和理智完全受到压制时，机械技艺会取得最大成效……人们最少用脑的地方制造业最繁荣昌盛……在这里车间可以被看成是一台由人做零件的发动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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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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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纳曾指出，弗格森远没有马克思担忧专业化对心灵的影响，他更担忧专业化对社会的影响。[93]当然，弗格森在阐述其下述观念时展现了很强的原创性：工作的分化导致社会迷失方向，或者被社会学家描述为失范、疏离的状况，或者更晚近一些描述为，较低水平的社会和道德资本所导致的状况。人类天生（并且唯一的）具有合作性，能够“出于一些共同目的将自己的劳动联合起来，并且按照某些本能和理性的规则分摊共同体的负担”[94]［175］工作的专业化破坏了这种能力。当专业化似乎“允诺了”国家财富和“技艺的改进”时，实际上，它侵蚀了那些最宝贵的东西，公民的热情，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即弗格森所说的，“职业的分化……割断了社会的纽带”。[95]当劳动分工变得更为复杂和普遍，共同体失去了活力、亲密感和团结。专业化激起政治的冷漠，并抑制人活泼的本性和“独创性”。随着人们进入商业和制造业的私人与个人化的领域，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少。工作的专业化使人们“退出心灵和头脑的情感能够在其中最为愉快地施展的共同职业场景”，其结果是，最终，“社会分成了许多部分，但是没有一个部分是为社会本身的精神所驱动的。”专业化最有害的形式是军事功能的职业化。[96]政治和军事的退场必然导致德性的丧失以及坠入普遍的公民无能境地；当这些情况与过度扩张引发的失范后果以及懒惰和奢侈引发的衰弱无力相结合，国家的实力就遭受了危险。简单或“野蛮”的国家从未面对这些困难，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公共事务是友谊的纽结”，为共通的危险感觉所约束。[97]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公民都承担了部分防护领土的责任，这形成了界定和维持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但在文明社会中，“商业精神”取代了重要的公民精神。军事上的英勇气概消逝了，因为“对财富的羡慕和欲望”倾向于带来“对危险的厌恶”。[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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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论述虽然清楚地预见了马克思主义，但并不应像有学者所称的那样被解释成基本上是雏形马克思主义的。弗格森指出了专业化的缺陷但从未推荐它的倒返（devolvement），并且与马克思（他或许夸大了自己和弗格森的密切关系）[99]不同，他将专业化视为一种源自我们本性的多样性和创造与进步能力的完全自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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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欣然承认，对工人在经济上的剥削加剧了贫富不均，他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等级区分和阶级不平等因专业化而更为严重。[100]他对不幸的劳动“阶级”也表达了极大的同情。[101]例如，旨在保护他们的法律可能实际上维护了财产的不平等。[102]他们工作的条件［176］并不理想，工作本身无趣和令人麻木。弗格森指出，“主人的才能……得到培育，而下等工匠的才能却被浪费了。”[103]他也承认，在商业环境中，“少数人的发达”倾向于“抑制多数人”，[104]而且其中的一些“职业”甚至“比奴隶更卑贱”。[105]但弗格森并没有发起对阶级剥削的攻击，他非常支持等级区分制度。阶级区分源于自然的不平等，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弗格森指责“那种在人类的品格不再相似之后，仍然想拥有同等影响和重要性的荒谬主张。”[106]等级区分不仅对社会和“统治目的”的达成是必要的，而且内在于“自然所确立的秩序”之中。人们“适合不同的位置”，因而当他们被相应地“划分”时，“他们在自然权利方面并未遭受不公正”。[107]因此，弗格森对专业化的批判性阐释并不包含纲领性的变革要求。和斯密一样，弗格森也认为专业化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中可以解决。[108]虽然他对商业化的陷阱的诊断具有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含义，对弗格森而言，至少规范性含义是非常不同的。不像马克思，他认为经济的剥削是商业国家必然的特征，[109]并遗憾地提到商业生活中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但并不总是带有持续的革命性义愤或者谴责的感觉。劳动分工有缺陷但也有益处。正如弗格森哲学式地语重心长，“人的命运从来不是免于不便，所以他所遭受的不便也绝不会没有任何补偿。”。[110]而且，相较于异化的后果，他更关注专业化对美德的损害。此外，他在此最为担忧的是专业化对精英和“政治家”而非工人的公民美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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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事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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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格森的早期雏形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弗格森将劳动分工描述为一种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总体进程。［177］并且，和马克思不同，弗格森认为统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才承受了专业化最坏的后果，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最致命的社会后果发生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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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弗格森，而且对苏格兰社会整体都是如此。在历史上，苏格兰认同和社会结构与其对军事上勇猛的要求密切相关。罗伯森认为，这一认同是诸多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事件的结果。在12和13世纪封建“骑士效忠”（knight service）这一传统体系的引入叠加在之前存在时间更长的所谓“苏格兰效忠”（Scottish service）的军事组织体系之上。在这个体系下，爵士们从“下级”阶层征兵。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衰退，苏格兰人为了防止军事活力的衰减和社会亲密的弱化，采用了一种“在贵族及其追随者之间自愿地结合的劳役（manrent）体系——这种结合本身一般建立在更为持久的亲缘关系之上。”尽管军事性的社会结构在欧洲非常普遍，苏格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将这种社会结构与强大的尚武伦理和文化认同相结合。这种特性在1663年受到了冲击，苏格兰等级大会（the Scottish Estates）通过了一项国民军法案，该法案“承认陛下以王室的特权和无可争议的权利享有动员、武装和命令其臣民的排他性权力。”[112]当弗格森随黑色守卫团服役于弗兰德斯，最后一击降临了。在国内，卡洛登之战彻底清除了作为军事力量存在的高地部落。[113]正如罗伯森所述，这对苏格兰高地社会和苏格兰民族认同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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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年，当在卡洛登遭遇英格兰的职业士兵时，高地军队溃败了。在被彻底镇压，解除立法权并且废除世代相传的司法权之后，他们的社会和事业被如此有效地彻底摧毁，以至于，在十一年中，高地人连同新发明的苏格兰裙都能被英格兰军队安全吸收。[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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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似乎在政治上顺应所有的这些发展，但他对它们道德和文化上的影响的却并不满意。[115]失去了苏格兰国民军意味着要更加依赖职业化的常备军，这是弗格森强烈反对的趋势。他采用并扩展了波利比乌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罗马的军事和市民阶层的合一是其首要的力量。[116]［178］弗格森认为，最危险的功能分化发生在士兵和政治家之间；而这两个角色应该“自然地”结合。弗格森将这种分离视为在人类精神中造成了一种分裂。“将制定政策和进行战争的艺术区别开来，无异于试图分解人类品格”。[117]而且，一个“不懂战争”的政治家对于国家防卫的用处就像“一个不熟悉多变的风暴”的“水兵”一样。[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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