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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53 国民军问题是苏格兰政治话语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弗莱彻的行动中最为明显）。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以及两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论政治家和战士》和《论社会中技艺进步导致的部门、专业和工作的分化》）最为充分地发展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其中，他重点关注的是公共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主题以及公民人格和德性的重要性。因为在18世纪后半叶，国民军问题特别具有争议性，所以弗格森的两本赞成国民军制度的小册子是匿名发表的。[119]《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1756）以及《玛格丽特（通常称为佩格，约翰牛先生唯一合法的妹妹）案件始末》（1761）主张，苏格兰享有组建自己的国民军的权利。写作它们是在法国入侵威胁的背景下，应对和回应皮特1757年提交的国民军法案特意地将苏格兰排除在外，以及《苏格兰国民军法案》（1760）的失败。[120]像《苏格兰国民军法案》一样，皮特所提出的法案反映了英格兰对詹姆斯二世党人进一步起义的担忧。[121]弗格森的两本小册子都引起了很大关注，并且在1762年，他作为创始成员建立了“拨火棍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积极争取建立苏格兰国民军。[122]其他成员包括霍姆和卡莱尔。[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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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55 安全并不是弗格森关注的唯一问题。依赖职业化的军队与不断发展的市场文化一起导致了美德的总体衰落。在《国民军建立前的思考》中，弗格森提出，苏格兰已经成为“一个制造者的民族，在其中每个人限于特定的分支并且染上了他的行当的习惯和怪癖”。一方面，这种发展的积极后果是“我们提供了出色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存在一种［179］“教育出粗野，卑鄙，缺乏情感和礼貌，可能会遭受他们国家的敌人之掠夺、侮辱和压榨的人们”的趋势。[124]当市民性格和军事特征相分离时，国家的精神“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害”。[125]在弗格森看来，设立常备军并不比已经灭绝了的雇佣军好多少，后者的忠诚度一直是个问题。“最著名的斗士还是公民”，[126]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蒂德（Aristides）、伯里克利被认为是综合性的公民人格的典范，弗格森对此非常怀念。弗格森热情地将古典纪录中的战士—政治家理想化，并以极大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主题的观点。他对麦克弗森的《奥西恩》的支持也反映了他对与前商业主体密切相关的重要的军事美德的钦佩。有时，这种钦佩几乎就是一种尚古主义，而给定弗格森对现代性以及物质和道德进步的重要信念，这种尚古主义是他显然希望避免的。斯密也对专业化导致的人类品格的分裂感到遗憾，但他似乎更加关注劳动分工对智识而非军事或政治美德的影响。[127]斯密和弗格森似乎在国民军问题上似乎有很大分歧；实际上，谢尔认为弗格森的观点就是为了直接回应斯密。[128]虽然弗格森可能高估了他们之间的区别，[129]然而，斯密在国家防御问题上的观点还是与弗格森有区别，因为前者那里“没有财富与力量冲突的困境”。[130]斯密认为，职业军队［180］更能干和高效，比国民军更能保护自由，[131]当他在《国富论》中概述了这个观点之后，弗格森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指出，尽管他赞同斯密的大部分观点，在涉及常备军的问题上，他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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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57 确实，您激怒教会、大学和商人了，在这一点上我愿意支持您反对他们；但您还激怒了国民军，对此我必须反对您。这个国家的绅士和农民不需要哲学家的权威，使得他们闲置和漠视那些他们自己就能拥有的每一种资源。[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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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59 虽然在和平时期，职业化的常备军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能干的人民就“应该放弃使用武力”。[133]在弗格森看来，现代的职业军人有缺陷，因为他们在道德、技术和精神上都存在分裂。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人民的技艺和行为举止都得到改进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同样的专业化导致一个腐败的国家时，这一代价是不值得的。一般的“交易者”会发现，当“他的”行为举止因现代性而显著增强时，“他”遭受了所有重要的军事美德上的损失。这个交易是个零和博弈，因为通过专业化变得富裕的商人“具有所有的美德，除了捍卫其获取物的力量”。对弗格森而言，“财富或美德”之间的替代非常复杂，因为离开了真正的美德，财富便无法持久保有，但物质财富往往以美德为代价。还需注意的是，弗格森提到的新获得的美德仅仅是冷静的、次要的、事业上的美德，守时和商业诚信等，而为了获得它们所丧失的美德是核心的公民美德，他认为这不是划算的交易。[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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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61 尽管弗格森有关国民军问题的论述能够为他在黑卫士兵团的岁月所说明，[135]但古典和新古典的来源如马基雅维利和波利比乌斯的影响也确实存在。两者都支持国民军，因为技术和战术上的优势不能弥补勇气的匮乏。既然国民军往往“为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孩子而战斗，他们在战争中的愤怒就不会衰减”。[136]弗格森谴责雇佣军，因为他们靠不住，缺乏活力。众所周知，他们难于管控，他们的声誉无法维持。［181］他们容易背信弃义、不服从命令和叛乱，并且因为传播唯利是图而威胁普罗大众的公民精神。除了提供对抗侵略者的一点可怜的安全之外，职业军队是内部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因为相比于国民军，他们更会可能篡夺权力或推举野心勃勃的暴君。[137]（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雇佣军进行了几乎同样冗长的控诉）。[138]与常备军相比，国民军具有三个主要优势：他们对所防护的领土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们人数上往往比敌人多并且他们更为便宜。[139]弗格森不赞同常备军具有更高能力水平的观点，相反，他有几分乐观地认为，在危急时刻，国民军虽然“起初处于劣势”，但往往积极性更高，能迅速地激发到职业化军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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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63 弗格森愁闷地预测，古罗马是不可能复现的，当类似于大不列颠这样“文明和智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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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65 使战争艺术存在于一些生搬硬套的形式中；平民和士兵的区别会和男女之别一样显著；公民拥有财产，但他没有能力或无须捍卫财产；士兵的职责在于为他人捍卫他也被教导着去渴望，而且能够为自己获取的东西。简而言之，一些人在保持社会制度中利益攸关，但却没有能力；另一些人有捍卫社会制度的能力，但是却没有捍卫它的倾向或者利益。[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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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67 弗格森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兵役应该是附属的责任；是所有人义不容辞的义务。[141]士兵对雇主的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一旦雇主（通常是一位将军）决定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士兵就容易沦为国民的敌人。同时，武装的国民往往预备和能够保护其权利免受野心勃勃的暴君的侵害，相反，那些习惯于依赖职业军人来保护他们的民众非常无用、胆小和“女人气”。[142] 为了迎合这种工作专业化的“致命的改进”而被“缴了械”的民族，只能是愚蠢地“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在野心和强力的法庭上做出理性和正义的呼吁”。[143]在英格兰的例子中，弗格森很可能心中所想的是克伦威尔传达的惩罚性教训，他动员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成功地发起和维持了一场革命。[144]在此问题上弗格森所提议的改革［182］是他唯一一次对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然进程的坚定信念的重要背离。在所有其他的方面，他基本上是保守的。[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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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69 六、友情和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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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71 对弗格森而言，另一个堕落的来源是商业文化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新的社会契约会导致疏远、孤立和情感的贫乏。市场社会的契约关系“将交易的精神引入感情上的交流”。文明时代中的联系变得如此恶劣，“朋友间的义务都需要以规则来所求”。在“对利益的敏感性不断增长”和市场的支配性伦理的情况下，我们将“友爱本身视为一项任务”。[146]“与（前商业社会的）人们对其朋友或同伴的热情相比”，在商业社会中友情的 “纽带”变得“非常脆弱”。而野蛮时代的人总是不顾危险怀着“热烈的情感”“跟随”其朋友，当后者“处于危险之中”更是如此。在“最简朴的条件下”生活的那些人，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最大化利益，相反“友谊的热情……在人们胸中燃起了火焰，这是对私人利益或者安全的考虑所不能抑制的。”前商业时代的人们也不会伪装出文明社会的那种一视同仁的友谊，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假装他们没有实际上感受到的情感”。[147]我们可以将这些观察与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之后韦伯作出的观察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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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73 一旦市场被允许遵循其自身的自发趋势，它的参与者便只会关注商品而不会关注彼此的人格；兄弟间的义务或尊敬不复存在，为私人纽带所维系的那种自发的人际关系也不复存在。这些私人纽带恰恰会阻碍赤裸裸的市场关系的自由发展，而其特殊的利益反过来又削弱了这些阻碍所依赖的情感。市场行为受到对利益的理性和有意追求的影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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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75 或者和弗格森的同辈卢梭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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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77 礼貌要求这样，礼仪要求那样，仪式有其形式，流行有其法则，这是我们必须总是遵循的，处处都要讲究礼貌，举止要循规蹈矩，做事要合乎习惯，而不能按自己的天性行事，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永恒的桎梏下，构成这个称为社会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动机使他们脱离这种状态，他们就会永远处于那个环境中，永远做着那些事，而我们也永远搞不清楚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怎样一个人，必须要等到重大的关头来临之时，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正的朋友，也就是说，必须要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再等了，才能看清他的本来面目。因为，只有在重大的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最透彻。人心难测，怎能不随之而产生一系列坏事呢！真诚的友谊没有了，对人的真心的敬爱没有了，深厚的信任感没有了。［183］在那千篇一律的虚伪礼仪的面纱掩盖下，在我们夸赞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文明所产生的谦谦君子风度的面纱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却彼此猜疑，互存戒心，冷漠，互相仇恨和背信弃义。[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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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79 斯密和休谟与弗格森的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商业并非是疏远的现象，而是通过促进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创造了社会性的高级形式。[150]两者都拒绝弗格森所赞扬的简单的社会形式，而支持较大规模的、受无偏的正义调控的、非特殊性的共同体。弗格森欣喜地将前商业社会描绘成由仁爱和共同的利益所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友谊的纽结”，休谟并不认可，他认为野蛮时期处于一种沉闷的“孤独”的状态，每个人都被迫以“冷漠的方式”与其同伴相处。前商业社会生活无趣，感情贫瘠，与商业社会的活力和社交相比黯然失色，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涌向城市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知识”。[151]商业生活促成了新型的市民社会，它以正直、开放、友好，以及社团和学会的蓬勃发展为特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贵族特权和其他排他性社会范畴的瓦解。同时，斯密认为，商业社会因同情、正义原则以及功利（而非仁慈这一首要美德）而最好地联系在一起。[152]弗格森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即在物质条件困难和苛刻的团体中“社会纽带”实际上是最为牢固的。[153]（尽管仔细的读者会发现这个“事实”实际上是支持而非反驳了功利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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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1 七、享乐主义：商业、财富和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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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3 堕落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传统的价值和关怀被新的商业“精神”或心态所取代，后者强调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并且将个人的成功反常地提升为一种冷酷的美德。弗格森不赞同斯密和休谟认为进步和国家强盛同义的观点，并且似乎对现代经济的未来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斯密非常乐观，力图论证现代经济和那些古代的记录有很大区别，因为它们能够指数式地进步。除了惠及所有人的连续进步之外，不存在“奢侈、堕落和衰退”之间的必然循环。[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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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5 弗格森在《罗马共和国兴亡史》《文明社会史论》以及《道德和政治科学原理》中，持续地批判了伊壁鸠鲁主义，[155]他接续基督教/廊下派的［184］堕落的主题，强调繁荣的陷阱以及富裕所造成的“浪费、放荡和野蛮的淫荡”。[156]虽然弗格森对奢侈问题的处理导向对奢侈的变相辩护，当它将奢侈与对共同价值的违逆以及对个人主义和自私的鼓励联系起来时，弗格森无法掩饰自己深层的苦行主义倾向。弗格森的廊下主义偏见无疑应对此负责。廊下主义者将奢侈与衰退相联系；[157]塞涅卡猛烈地抨击对超出我们自然需求的满足的追逐，[158]他指出，“贪婪和奢侈将会使人类分裂，使他们放弃合作而进行掠夺”，[159]而爱比克泰德在《道德手册》中告诫读者，需要应当限于身体的需求，而身体的关注应服从于精神。[160]（弗格森表示同意，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公民对这条格言的无视导致了其毁灭。）[161]塞涅卡将道德越来越“野蛮”视为即将发生轮回的标志，[162]而波利比乌斯和所有他的模仿者，特别是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无止境地贪求权力和满足引发了道德的堕落。[163]此外，弗格森更加直接的灵感来源，孟德斯鸠（也是廊下主义的信徒）声称，“被奢侈腐化的心灵会滋生很多其他欲望；很快便会成为约束它的法律的敌人”。[164]繁荣和放纵的生活有损道德品质的信念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开始流行。与其相伴的一个信念是，美德只有回到原始的状况才能恢复。[165]弗格森自己非常鄙视奢侈，他写道，各种装饰和设施“毫无价值”，[166]并且建议对奢侈品征税。[167]他承认“奢侈这个术语有些模糊不清”，但推断它有两种类型；要么是沉溺于身体欲求超过了需要，要么是沉溺于“虚荣心，沉溺于与等级性装饰有关的东西”。[168]两种类型都会导致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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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7 尽管弗格森原则上拒绝尚古主义，他不自觉地透露出尚古主义者追念假想的黄金时代的偏好（他从古代历史和当代关于新世界的记录中也推导出其存在）。［185］例如，他非常赞同地记录，“美洲的部落”是如何意外地逃脱了“我们欧洲商贩们投下的毒药”。[169]相反，文明时代的人们必须应对这一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牢固的、传统的和友善的规范逐渐被取代，不仅不责备，而且隐含地奖励私人野心，消费主义和占有欲的道德获得支持。因为市场社会培育自虑的激情并甚少鼓励公民的和他虑的激情的发展，公民们很快陷入贪欲和享乐主义。当人们忽略公共生活时，专制必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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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89 相反，休谟和斯密都称赞商业正面的“软化”的影响。特别是休谟，他认为弗格森的担忧言过其实了。他反对悲观主义者们“对现代生活的抨击，对遥远的古代美德的夸大”，宣称所有生活中善的事物都有因果联系，并且是现代所特有的。他也相信“英格兰的自由在技艺改进的时期非但没有衰落，反而空前繁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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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1 斯密和休谟都引用奢侈品的扩散作为封建主义令人欢呼的死亡以及新的“自由和文明时代”的主要原因。[171]随着交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封建领主有可能获取奢侈商品，而在纯粹的封建体系中，财富只能为了军事安全的目的而用于供养家丁。奢侈品的可得性使领主的财富通过其他方式被分散，而现在独立农奴的劳动力更能有效利用。领主们逐渐在无意间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这种最重要的“革命”反过来壮大了新的市民阶级（“商人和工匠”），他们的物质和道德影响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更为平均的分配。[172]一旦大部分的佃户获得独立，领地的所有者便“无法再破坏司法的正常执行”。[173]于是，斯密和休谟认为，奢侈品的扩散基本上是无害的，是国家繁荣和积极的社会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斯密并不认为，增长的繁荣和消费会导致堕落，相反，他认为自利和劳动分工通过涓滴效应有利于公共利益。[174]他还相信，商业能增强社会团结并为更大的自由、安全和更好的政府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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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3 令人惊讶的是，赛克拉认为弗格森企图通过表明奢侈的自然性而“将其概念从政治领域整体移除”。[175]尽管弗格森充溢着苦行主义和道德家的修辞，［186］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弗格森参与了通过将奢侈与良好的和命中注定的进步相联系，从而剥离其任何道德维度而重新阐释奢侈问题的事业。但他在此处的最终承诺被他持续的矛盾情绪搅模糊了。在最初的著作中，他似乎说过奢侈是有害的，“商业技艺的实践”和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使人们变得“娇气、唯利是图并且沉溺于感官享受”。[176]但更为仔细观察就会清楚地发现，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衰落在弗格森的演化规划占据着非常确切的位置。”[177]他承认，奢侈是自然进步的结果，我们自然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具有功用，因为它们会产生进步和繁荣。人们对无用之物的普遍偏好不可避免，这来源于未加抑制的欲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物品清单”不限于那些与“生存或安全”相关的事物。我们的“眼光及于装饰和修饰物品，一如及于有用和便利之物”，而且所有这些欲望被视为“原始的”欲望。[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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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5 我们应当谨记，弗格森对于现代社会日渐繁荣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担心其消极影响，而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进步，无论如何，它是自然的并且带来很多积极后果。[179]他的观点只有放在当时对于奢侈问题的经济思考的发展背景下才能理解。在18世纪以前，奢侈受“经济学家”谴责为道德和经济上都是有害的，但在18世纪初期，尽管某些地方存在异议（例如卢梭和霍姆也即卡梅斯勋爵），[180]下列观点逐渐被接受：“富人在国内对奢侈品的消耗创造了就业……刺激了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并且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181]斯密、休谟、塔克以及斯图亚特等人都赞同后一种观点，弗格森似乎受此观点极大的影响。他甚至赞同曼德维尔的观点，后者颇有争议地首倡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区分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或者用弗格森的术语来说，“是含糊和相对的”。[182]因此，他在奢侈问题上的主张与他的那些廊下派前辈是不同的，［187］后者认为它不仅是非自然的，而且是邪恶的。[183]他（至少在本质上）并未将奢侈视为自然的对立物；也没有将其视为邪恶的同义词。奢侈只有当不“被个人的崇高和美德支持”时，才会成为一种恶，就像在文明国家所见的那样。[184]饕餮之徒的“想象”是如此“堕落”，以至于她/他失去了所有能引导其过有意义的或者自然生活的感觉。[185]甚至在他们沉溺于无聊的追逐中时，也可能会“展现出一种激动的状态”。他们已经厌倦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愉悦中，他们实际上体验的是一种“苦楚和烦恼”，因为他们活跃的公共本性没有用到那些对人类而言是自然的“男子汉事业”上。尽管表面上拥有所有人所期望的东西，无所事事的富人其实贫穷、“可怜”和“堕落”；弗格森以某些错位的同情心总结到，对他们而言，生命是“倦怠……无益的”和毫无意义的。他们选择了伊壁鸠鲁的方式并拒绝廊下主义者的重要教导，即幸福在于按照我们的积极的，他虑的冲动而生活。但是如果人们适当地关心公民德性的培养，那么消费的问题就是可控的。只要身体的快乐仍然服从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享受奢侈就是可能的。[186]对弗格森而言，最为可怕的是心灵而非身体上的放纵，因为“甚至精致的生活，和良好的膳宿，也不会使身体虚弱。”[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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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7 弗格森再一次试图在古代和现代的传统中间开辟一条道路，他主张仅仅是财富的滥用才会导致国家的衰落。他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商业人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下列主张解决的：财富本身是无害的，特别是当它是通过辛劳工作和运用美德而获取的时候，但是不合理的获取和使用会产生堕落。[188]罪恶的来源并非进步本身，而是人们无法控制其贪得无厌的欲望。弗格森认为，这比通常认为地更接近廊下主义的立场。“他们更偏爱愉悦而非痛苦，偏爱繁荣的成分而非逆境的成分：但他们坚持认为，善与恶不在于这两者的存在或缺席，而在于与它们相关的心灵上的恰当习惯和倾向。”[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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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999 人的需求天然是无限的，反映了我们的活跃的、进步的本性以及无限的创造性，[190]但它们的追求应该向外地被引向共同体以及那些更为高级，更为高贵的对象如知识和美德，而非内部的个人欢愉。[191]在我们保障了那些相对“容易满足的本性的需要之后”我们的欲望确实还在，但是这些“嗜欲”［188］没有腐败，一切都没有问题。弗格森设想，这种平衡“完全符合人类生活更高的和更好的追求。”“酒色之徒”误解了永不满足的需求的适当目标，因为“他”对“他的”动物性需求的追逐超过了“他的嗜欲的自然力量”并且违背了“感官的诱惑”。[192]在积极的、动态的永不满足和腐败的贪婪之间，在完美的欲望和仅仅是膨胀和污浊的欲望之间，必须做严格地区分。弗格森因此在物质进步问题上将自己与他的许多古典来源相隔离。只要足够用心，将“技术和物质上的进步与道德和心理领域区别开来”，并因而将前者从后者的领地中隔离开来是有可能的。[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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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3001 尽管弗格森在此处似乎有些小混乱（可能是作为廊下主义在同一主题上不一致的结果，但也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自己确实存在矛盾），但他检讨奢侈的影响的最终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将消费道德化，不如说是为了批评商业社会所经历的价值上的损失，并且警告其可能的后果。《文明社会史论》所传达的最重要的历史和道德哲学的教益是：财富并不是国家幸福的决定因素。既然奢侈本身并非一种恶，并且舒适的食宿环境本身也不会削弱力量，我们就必须提防使得商人的唯利是图倾向泛滥的社会和政治安排。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些条件是劳动分工（特别是使用常备军），过度扩张，以及对公民美德的忽略。公民一味地追求物质回报，“只关注琐事”，他们的劳动过度地专业化以致他们自己无法履行公民责任，这些人最易受到专制主义的侵害。正如弗格森告诉我们的：“职责是统治懒散或卑贱的人民的人一刻也不会停止扩张自己的权力。”[194]人们必须小心地守护他们的公民美德、他们的政治效能和他们捍卫政治“权利”的意愿。当一个国家的居民处于“精神萎靡的劣势”，他们“国家的政体”一定处于危机之中并且国家的“政治福利”将受挫。[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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