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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某些神义论问题（罪恶的存在，或在这一情形中堕落）的答案可以在弗格森的进步理论中找到；这是一个建立在有关自由意志的主张之上的理论。我们人类的世俗成就是我们追寻与上帝的心灵合一的直觉性追求的一部分（可能甚至是副产品）。因为弗格森的完美主义是手段导向而非目的导向的，它离开了自由意志的假设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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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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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超越的秩序与人类的能动性之间的精确关系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弗格森对自由意志的坚持如何兼容于他［202］对无法抵制和无法改变的社会法则的信念？相对于长期存在的有关自由意志的神学辩论，弗格森的回答发生了微妙变化。人类的进步是线性的和开发式的，但并非无目的；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尽管在内容上不统一。三个发展阶段（野蛮、未开化、文雅）差别如此之大并非不可避免，虽然变化和偏差自然地发生，并且，这是由于自由意志的作用与自然中明显的变化（地理和气候上的多样性）叠加的结果。尽管恶（错误）普遍存在，弗格森的乐观主义岿然不动，因为他相信“偶然事件本身在（上帝的）作品中就是一项完美”。[55]在人类的超越轨迹（the super-trajectory）由上帝确定并由人类代理人所实施的意义上，进步具有超验的目的性。弗格森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救赎的历史，尽管加上了两个重要修正：首先我们不是从罪恶中，而是从有关我们自身的不健全的知识和我们在上帝的总体规划扮演的角色中挽救我们自己。其次我们保障了自己的救赎。上帝有效的恩赐被有效的自我教育所代替。[56]上帝确定了一种不移的框架（三个阶段的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无论什么），然后为人类的意志、选择、判断和 “野心”的进步本能提供原材料，所有这些都造成和促进一种线性且无限的进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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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格森的著作中，造物主的意志和人类的独立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这主要是因为他同时信奉基督教/西塞罗主义的能动性概念[57]以及廊下派的妥协倾向。凯特勒将弗格森一方面是自由意志，另一方面是超越的秩序之间的张力描述为一种“抵牾”，并提出弗格森在它们的关系上的观点是不相容的。[58]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低估了弗格森眼光的敏锐性，这种敏锐性可以概括为：人类是历史的主要承担者；他们历史进程中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他们也承担实现造物主目的性蓝图的任务。弗格森虽然鼓励每个行动者“在依赖自己意志的事情上，作为上帝的有自身意愿的工具而行动，但在处理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事情上，自觉地作为上帝掌控的工具而行动”，但最终还是坚持人是“自发的行动者”。[59]他将自己的立场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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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财富的事业独立于人类的力量。因为不是个别人或一些人在计划和执行它，也没有什么条件能够阻止或者执行它的进程。然而这个整体是人类本性和人的行动的结果。在这种激流之上个人能做什么呢？让自己随波逐流而不付出任何努力！不，因为如果人人都如此，那么人类将无所作为。这种激流就是由这样的努力的冲动联合而成。而它的方向就是源自人的普遍性情而非任何外部或命中注定的必然性。［203］每个个人都必须将自己视为行动力量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被他人所移动或者处置的事物。默认任何缺陷是荒谬的，因为缺陷是真实的。因为那些我们选择但没有获得的好处而拒斥任何其他好处也是荒谬的。人类的事务是混合的，人的目标是促进和增加善，阻碍和减少恶。不按照他自己的概念去扮演作为人的角色甚至不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他有时候祈求命运原谅他没有做他厌恶尝试的事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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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引导其读者在概念上退后一步，以领悟是历尽沧海桑田的人类，而不是个别的行动者造就了历史。然后他继续引导她退后一步，以便看清人类的行动仅代表了动力因；目的因乃造物主的排他性领地。[61]我们是自我创造的物种，能够通过研究宇宙的逻各斯而辨识适当的行动，能够知道反映在上帝的作品中的知识。[62]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进步趋势中推导出——尽管是不完美地——我们的命运；因此我们在追求它时能够展现出高度的独立性。最终的结局是既定和固定的，但用于达成它们的手段完全留给个人判断。[63]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时间框架。三个阶段的次序似乎是固定的，因为它内在于恒常不变的人类本性之中，但考虑到物质环境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意志的运用，每个社会进步的速度将会有所不同。此外，人类的发展可能不是严格线性的，可能是倒退的甚至由于坏的选择沿着歧路走一段时间。弗格森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此处的张力。既然进步是本能的，他随意地承认，我们应该自然地期待找到人类的“持续进展”。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人类的事务总有兴衰沉浮，人类在某些时期衰退，不比在其他时期向前发展来得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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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操纵自然的法则（既然它们是固定的），但我们确实能够使自己熟悉它们，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减少我们的劣势并且适当地使我们自己服从于［204］造物主的意志。[65]弗格森思想的这个方面很难与他的自生自发秩序信念兼容，这一秩序建立在人类对更高目的盲目无知的基础上。实际上，这是他的思想体系最主要的也是最难调和的矛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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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经验的广阔范围中，我们会遭遇不同阻碍也会做出不同选择。错误的选择会使人的发展道路误入灾难性的歧途，但是形式的层面上，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人类从“婴儿期”（野蛮）经“成年期”（未开化）到达智识成熟的老年阶段（文明）。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同的自然阶段，但它们是通过不同的手段达到的。某些表征我们的目的或命运的种子的心理变量保持不变，然而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能动性导致了偏离、多样性以及某些时候的暂时性灾难。这解释了弗格森为何能既对进步持悲观的态度，同时仍然相信目的论。我们通向完美的路径是通过我们犯错的能力以及从错误中学习而间接地获得的。这种犯错误的能力，基于目的论予以考虑的话，是弗格森的完美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方面。现在将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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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知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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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无知的错误是堕落的原因。但是我们犯错的能力的整个概念被安置在弗格森的完美主义之中。错误是目的论式地设想的。我们注定会犯错，通过我们的错误的不利后果而获益，并因此而在智识、实践和道德上不断向前发展。[66]这便是弗格森的目的论如何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之处；它是真正进步的，因为我们的不端行为实际上改变了事件的进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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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廊下主义的观点，事物的瑕疵源自人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真实面目，而苏格拉底则将恶视为无知的结果。这恰好是弗格森解决恶的问题的方法；善与恶并非二元对立。恶要么是错误地辨认了实际上间接地是正面的现象，[68]要么是我们给予那些误判为有害事件的头衔。国家和宪政腐败可直接追溯到判断上的失误。例如，享乐主义源自于弄错了注意力的恰当对象，帝国主义是傲慢的错误等等。为了对抗恶的问题的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弗格森诉诸一种一元论的解决方案，否认无法控制的恶的存在。表面的恶其实只是［205］善的缺乏，是一种不完美状态。上帝有意地赋予人以缺陷以便刺激他们进步：“注定会追求完美的存在必须起源于缺陷”，我们有瑕疵的本性必然产生的错误完全是自然的。[69]弗格森用原初的无知来重塑神义论的问题使他能够在缺乏原罪的情况下处理任何关于发展的必然性的棘手问题。错误是我们不断追求摆脱缺乏自知之明的自然结果。[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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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张每个人都有上帝般的潜能，弗格森能够保持他的廊下主义信念，即我们是上帝般的微粒。[71]他与廊下主义的观点一致，将幸福定义成心灵的一种（公民性地）有德状态，[72]并且将与上帝的心灵合一确定为我们的终极目标。[73]行动者是在一种永恒的不断涌现的虔敬状态中追求他们的道德完美。每个道德行动者所追求的知识都是允许“他”按照上帝的法则生活，避免未来错误的自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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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别之处是他注定要了解“自己”[75]，并且“知识是自然用以培养成长中的心智的养料”。[76]整个星球都是美德的培养学校，是“智慧存在者的伟大世界的温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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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历史是从无知中逐渐地解放人，是一个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辩证过程。尽管我们摆脱原初无知的不可餍足的野心是这世界上所有恶和腐败的无意识原因，但同样的欲望产生了秩序、进步和文明。我们生成自生自发秩序的能力必然同时包含了耗散的能力。这解释了在弗格森的著作中，为何进步/衰退的主题不断地相互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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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过程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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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将我们道德的进步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绝对的目标；事情达成它们的目标的努力才是世界秩序的来源。既然只有上帝才完美，人类就努力地不断趋近上帝，上帝外在且超越于这个世界，是所有行为最后和最终的原因。对道德人格的发展来说，进展的过程在重要性上不次于实际的达致，[78]［206］行为本身成为重要的目标。[79]这一将完美看成是一个持续的，专注于手段的过程的概念，对于弗格森承认完美实际上不能达到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造物主是完美的，弗格森认为我们的进步不过是“过程”。[80]我们无法在遥远的来世达到完美，但可能在我们此生的日常生活中达致一定的程度，通过时间的作用，每一个人对人类不断地走向完美有所贡献。道德完美尽管是一个有益的目标，却无法实现。然而，我们可以在仁慈的善举中实践地和社会地表达美德，弗格森将仁慈浪漫地描述成“上帝般的原则”。[81]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在一生中所能期待的全部。我们道德和实践上的进步取决于我们践行我们的德性和能力的热情程度。[82]既然最高的美德是公民美德，弗格森强调，参加公共生活是特别有效的，他赞同西塞罗的观点，即公民美德来自于对责任和身份的知识。[83]弗格森以廊下主义者为榜样，在两个层面思考道德的完善；第一个是实践和公民的美德，我们可以天天践行；第二个是体现在与上帝的心灵合一的永恒追求中的道德完善。当我们践行他虑的激情并且履行我们的公民责任，从而展现出我们潜在的类似于上帝的本性以及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愿望的迹象时候，两种美德就交叉了。[84]弗格森将“个人的道德完善和公共善相联系”，[85]这在他的同辈中是个特例，尽管在西塞罗和哈奇森那里存在先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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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践行他虑的激情并且履行我们的公民义务时，我们展现出潜在的类似于上帝本性的片段或者镜像。我们爱彼此就像上帝爱我们，因而与他的意志一致；我们与我们的本性和谐一致。[87]既然上帝离我们如此遥远，那么我们通过识别和遵循宇宙的逻各斯而在这个星球上致力于践行美德就有更大意义。但是，即使当我们是个别地践行公民美德时，我们也正在促进我们长期的，集体性的道德完善。［207］是造物主希望我们就在此时此地践行美德，弗格森在上帝有关未来状态的故意和明显的含糊性上找到了这一解释的证据。我们是否“不朽”的不确定性，起到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更加紧迫的关注和责任的“目的因”的作用。[88]毕竟，“道德规则的直接用处是选择、实践和实施”。[89]人们在探求其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以及追求公共或公民价值的过程中追求他们最高的完善性；一个人就其“热爱其同胞的程度而言是优秀的；就其憎恨他们的福祉或对之漠不关心的程度而言是有缺陷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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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弗格森阐释了一种不能达到目的的目的论。这个目的，即人类的道德完善，是无法达至的，但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减少”缺陷的持续过程；人类的进步蜿蜒曲折，但是找不到休止的点。我们“前进的能力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耗尽”。[91]弗格森用几何学的类比来说明他的论点，即完善的过程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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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创造之物绝不会与其创造者比肩……最少的缺陷便是最大的完美。缺陷一直在减少，或者处于有规律的产生过程，我们就认为这是被造物的完美……在它向永恒的无限完美持续的接近中，它可以比作几何学家所描绘的曲线，不断地朝着直线接近，但是永远无法到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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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我们对发展的追求在我们所有追求中具有挑战性和恒久性，造物主故意“阻碍我们的计划；并且将想象中的那种绝对安然的至福状态放在我们达不到的地方”。[93]“智慧的人”知道“不存在特殊的地方”，而且我们的目的地 “总是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94]弗格森将我们的道德完善视为一个持续的事件，一个“无限的进程”，[95]一项“有障碍的事业”，一条无限的“曲线”以及一个复杂的“迷宫”，而非一个精确的目标。我们再次看到，这是典型的廊下主义观念，如爱比克泰德在其《谈话录》中所陈述的。[96]塞涅卡也指出，“自然并没有赋予人美德：成为善良的人的过程是一种艺术”。[97]弗格森引用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中的加图来论证，“行动”和过程远比“指导这个行动的终点或目的”重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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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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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定义为达成某些遥远目的严格目的论意义上的完美概念，被弗格森代之以一个更易达到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中，更加和谐和平衡的道德品质是理想。他所想的似乎就是常见的“完人（rounded character）”的概念。奥勒留以几何比喻来描述完美的心灵；它假定一种“完美的周全的形式”，[99]并且在德性的每个部分中都是善的。我们可以着手在当下，在日常生活中接近这个理想，而不用等到人类演进过程中某个遥远的未来状况或遥远的地方。[100]发展和践行公共价值、公民善，以及发展和践行实践上他虑的德性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发展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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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很可能比其他人取得更大进步。虽然每个人都有潜力识别自然法，但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这种潜能。在每个时代，都有少数人具有类似上帝的理解能力，他们适合于接受在“世界的巨大体系中运行”的“最高的智慧和善的指示”，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弗格森高度赞颂这些人，如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或牛顿，因为他们有“恢宏的”理解力。[101]被认为模仿和类似于至高的上帝的奥勒留，被拣选出来作为拥有一切最好的实践和道德的德性的“如神一般卓越的”典范。[102]弗格森将其理想“具体化到一个人”并非没有先例。人的完善在于模仿那些典范人物。例如，廊下主义者将苏格拉底视为模范，[103]而对基督徒来说，耶稣代表着完美。[104]弗格森的现代模范并非像耶稣基督一样，而是一个更具属人性的典范；他的同辈（和亲戚），[105]化学家、医生布莱克博士。他总是非常友善，“总是忙于他的公共事务”，“他的行止真挚并且平易近人……从不卖弄自己”。[106]他始终保持镇定，即使面对死亡。他在食宿方面很节俭，他“过着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明智”而“清醒”。布莱克以身示范了那种热心公共事业的圣人，展现了智慧、冷静和节俭等所有廊下派式的美德，并且以廊下派式的平静成功地履行了所有那些与他被指定的位置相符合的义务。他过着一种生活，弗格森毫无保留地赞许道［209］“这种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即将理性和良知正确地运用到神在其命运中所安排的追求对象之上”[107]。布莱克，作为一位科学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圣徒的事业；努力见证神圣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服务他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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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衰落/进步的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解决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这就是：因为弗格森的模型不是静态的，我们应该会在公民道德上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如果美德是知识，为何它不随着进步而积累呢？但是他提到了知识的增长，也提到了伴随着的罪恶的增长。而且，如果美德是幸福，[109]那么所有那些不存在第一位的道德收益的进步所带来的第三位的，物质上的好处又什么意义呢？[110]弗格森有两种途径解决此难题。第一种途径是他可能已经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做出了更为清楚的区分；一种与社会进步相关，另一种与个人的道德进步相关。弗格森没有采取这种策略。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和斯密一样，给予知识和智慧的增长相对于商业时代中古典德性的增长以道德上的优先性。[111]对弗格森来说，说明知识的增长相对于面对他自己持有的缺陷不断增加的全部证据，仍然坚持道德进步的必然性要容易得多。但弗格森也没有采取这条路线。斯密所提及的知识具有技术性的和产生财富的性质，因此，弗格森认为它不仅比真正的智慧低下，而且是衰退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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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格森对“进步和衰退悖论”的解决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他的野心或许过于庞大，他试图将古典的视角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际的状况综合起来，但是这一综合产生的是有些尴尬的结果。然而，他确实清楚地说明事物最终将进步，即使他无法完整地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能自我修复的单元具有内置的平衡法则。现在将探究这些法则与弗格森对神义论问题的回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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