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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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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定义为达成某些遥远目的严格目的论意义上的完美概念，被弗格森代之以一个更易达到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中，更加和谐和平衡的道德品质是理想。他所想的似乎就是常见的“完人（rounded character）”的概念。奥勒留以几何比喻来描述完美的心灵；它假定一种“完美的周全的形式”，[99]并且在德性的每个部分中都是善的。我们可以着手在当下，在日常生活中接近这个理想，而不用等到人类演进过程中某个遥远的未来状况或遥远的地方。[100]发展和践行公共价值、公民善，以及发展和践行实践上他虑的德性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发展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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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很可能比其他人取得更大进步。虽然每个人都有潜力识别自然法，但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这种潜能。在每个时代，都有少数人具有类似上帝的理解能力，他们适合于接受在“世界的巨大体系中运行”的“最高的智慧和善的指示”，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弗格森高度赞颂这些人，如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或牛顿，因为他们有“恢宏的”理解力。[101]被认为模仿和类似于至高的上帝的奥勒留，被拣选出来作为拥有一切最好的实践和道德的德性的“如神一般卓越的”典范。[102]弗格森将其理想“具体化到一个人”并非没有先例。人的完善在于模仿那些典范人物。例如，廊下主义者将苏格拉底视为模范，[103]而对基督徒来说，耶稣代表着完美。[104]弗格森的现代模范并非像耶稣基督一样，而是一个更具属人性的典范；他的同辈（和亲戚），[105]化学家、医生布莱克博士。他总是非常友善，“总是忙于他的公共事务”，“他的行止真挚并且平易近人……从不卖弄自己”。[106]他始终保持镇定，即使面对死亡。他在食宿方面很节俭，他“过着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明智”而“清醒”。布莱克以身示范了那种热心公共事业的圣人，展现了智慧、冷静和节俭等所有廊下派式的美德，并且以廊下派式的平静成功地履行了所有那些与他被指定的位置相符合的义务。他过着一种生活，弗格森毫无保留地赞许道［209］“这种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即将理性和良知正确地运用到神在其命运中所安排的追求对象之上”[107]。布莱克，作为一位科学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圣徒的事业；努力见证神圣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服务他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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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衰落/进步的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解决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这就是：因为弗格森的模型不是静态的，我们应该会在公民道德上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如果美德是知识，为何它不随着进步而积累呢？但是他提到了知识的增长，也提到了伴随着的罪恶的增长。而且，如果美德是幸福，[109]那么所有那些不存在第一位的道德收益的进步所带来的第三位的，物质上的好处又什么意义呢？[110]弗格森有两种途径解决此难题。第一种途径是他可能已经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做出了更为清楚的区分；一种与社会进步相关，另一种与个人的道德进步相关。弗格森没有采取这种策略。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和斯密一样，给予知识和智慧的增长相对于商业时代中古典德性的增长以道德上的优先性。[111]对弗格森来说，说明知识的增长相对于面对他自己持有的缺陷不断增加的全部证据，仍然坚持道德进步的必然性要容易得多。但弗格森也没有采取这条路线。斯密所提及的知识具有技术性的和产生财富的性质，因此，弗格森认为它不仅比真正的智慧低下，而且是衰退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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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格森对“进步和衰退悖论”的解决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他的野心或许过于庞大，他试图将古典的视角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际的状况综合起来，但是这一综合产生的是有些尴尬的结果。然而，他确实清楚地说明事物最终将进步，即使他无法完整地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宇宙作为一个巨大的、能自我修复的单元具有内置的平衡法则。现在将探究这些法则与弗格森对神义论问题的回答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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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我修复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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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在堕落和堕落状态的自然史的主题上似乎模棱两可，他似乎是在说我们所栖居的宇宙在根本上［210］能自我修复。它是为我们（“上帝”最喜爱的物种）的利益而创造的，造物主已经预见，“绝对的恶……不会在宇宙中降临：因为无论自由产生的附带影响是什么，它总是能够补救，而智慧存在享有自由总是好的。”[112]衰落时期并不必然是事物持续的状态，它们也不是永恒地循环再生，而最好是被理解成“暂时的中断”。在生命的平常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进步总是因干扰和暂时的阻碍而被打断，但最终结果似乎是一种自然的、进步的秩序。[113]任何麻烦都可以被理解为我们道德和实践演化的辩证过程中必要的事物。悖论性的是，我们犯的错误越多，我们就能在不屈不挠地不断完善的道路上走得越远。我们只有耗尽所有可能的错误选择才能真正获得我们的美德。[114]显然，我们人类通向进步的“自然状态”没有“任何必然限制”，然而在公民没有培养公民美德的地方，进步将会被打断。每一个我们自然的、一般是积极的驱动力都有伤害我们的潜能，因为它们往往都与选择的自由紧密相连，而离开了这种自由真正的进步不可能实现。在事物的日常进程中，自然的野心和不知餍足的需要会带来进步和道德的发展，但如果指向不值得的对象，同样会导致傲慢、自私和有害的享乐主义。然而缺少了这种原始的冲动，就根本没有秩序和进步。这便是为何弗格森没有责备这些表面上有害的发展，如劳动分工、对“微不足道”的方便的热衷以及奢侈，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自然冲动的产物，并从而可以造就自生自发秩序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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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似乎相信人类世界包含着自我矫正的机制。傲慢和过度扩张的国家的病症自身就带有解药。这不禁让人想起修昔底德的观点，他认为侵略性的帝国往往包含了毁灭自己的种子。作为帝国之必然特征的强力统治，必然导致反叛。暴君必然在自己人民的手中终结。因为专制是由冷漠、过度扩张和浪费引起的，它无法持存；它是一种必死的、非自然的体制，没有发展潜力，[115]没有能力抵挡变革、容纳进步。既然宪制同时是磨炼公民美德的苗圃和目标，它们必须灵活、有组织、有生气并且响应积极。在理想状态下，宪制是社会的产物；暴政的单一和诡计多端的设计者忽略了历史的基本法则：即制度是经由无数自由行动者的努力而自然和逐渐地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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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弗格森详尽地反思了那些“任性地”统治的“暴君”的不公与罪恶，提到“专制政府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存在的永恒战争”。[116]在政治和经济的奴役制度下，商业最终举步维艰，因为“在奴隶般的朝不保夕的恩惠以及财产的声誉所造成的危险之下，获利和保护财产安全的希望必将破灭”。国家的贫穷和不幸随之而至，共同体在不可承受的灾难中必然走向崩毁。商业的驱动引擎，也就是自利（它取决于能够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前景）变得疲沓，繁荣同样如此。[117]专制使公民陷入贫穷、孤立和不安全的可怜境况，使他们屈服于“恐怖和绝望的惨况”，并且剥夺了他们所有保护自己或形成社会纽带的能力。臣民变得难以驾驭，犯罪猖獗，“每个领域都充斥着荒芜和堕落”。最终，对臣民的压迫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提供给他们一种荒谬的自由。没有权利也没有财产可以保护的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臣民往往很危险。[118]在这种时候，公民就会“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开始犯罪的流浪生活。最极端的情势反过来会促成最极端的革命。弗格森以自生自发秩序的进化论维度为理据，猛烈抨击革命的整个概念。然而，在专制的情况下，他也允许少数例外，因为专制不仅带来不幸，还贬斥自生自发秩序的进步主义维度。[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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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格森没有规定这一重构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整个讨论都不明晰。国家是如何从其废墟中兴起并回复到进步轨道的呢，特别是当他们失去了团结一致地行动以及联合抵抗的能力时？在这个讨论中，重建的过程似乎包含了某种社会尺度和复杂化层面的倒返。但弗格森提供的细节太过概括，无法推测出任何清晰的情节。即便这是弗格森的意图（例如，倒返），它也体现了与其他重要观点的矛盾，如他拒绝尚古主义，相信现代性疾病的治疗在于更大的进步，而不是返回到这里暗示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无论如何，他在《文明社会史论》的一个段落中提供的唯一线索是，一旦公民离开了他所生活的村庄或城镇，他们将在其他地方重新形成小的社会单元，开始重建他们的共同体情感并最终重建他们的公民美德：“当人性表现出这种彻头彻尾的腐化堕落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改过自新了”。[120]弗格森似乎期待文明社会能自动恢复，让历史证明他的政治自我修复的主张。维尔克［212］发现了弗格森此处分析的缺陷：“离历史的实例越远，他的讨论越不充分……他没有为国家从专制中重建的理论提供任何具体例证。”[121]此外，弗格森也疏于解释罗马帝国在恢复和重返此前伟大上的失败，这有损他关于宇宙自我修复的假定。[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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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后一种图景已经是最糟糕的情况。问题在于他始终坚持认为，我们本能的冲动（在超验的规划保护下）不可能无法实现我们命中注定的进步。存在具有一个目标，无论在我们戏剧性的和艰难的发展过程中会遭遇什么，那个目的必将实现。大的动乱必将平息，但这些事件并非一无是处，因为它们为公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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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那些在国内政策方面幸运的国家而言，即便疯狂本身，在狂暴的骚乱过后，也会渐渐平息而变为智慧；一个回到其正常状态的民族治好了他们的愚蠢并且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或者，随着能力的提高，他们在控制恰恰是由于疯狂而打开的局面时，可能会显得最有资格成功地实现国家目标。正如刚刚平息了可怕的暴动的古代共和国或者正如临近内战尾声的大英帝国，他们获得了一种新近唤起来的活跃精神，而且在处理无论是警政、教育，还是艺术的每项事务中，都是同样的朝气蓬勃。由于是曾经处在毁灭的边缘，他们进入了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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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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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进步与衰退的表面上冲突的主题上的张力似乎可以调和，但前提是坚决地进行文本上的努力且忽略一些逻辑裂痕。虽然明显地悲观，弗格森似乎确信，尽管始终存在退化的危险，但是在繁荣的国家中它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当它发生时也很少（如果曾经）是一种事情的永恒状态。《文明社会史论》的结尾部分确证了这一点，他以乐观的语调结束了他对专制主义的评论，他声称行动主义而非宿命论才是应对堕落的威胁的唯一方法。[124]只要［213］存在守护和培养他们的公民美德的公民，只要存在鼓励和允许大众参与的宪制，文明的国家便能够抢先阻止初期的下滑演变为衰退。正如盖尔纳所说，弗格森的“警告更多地带有忧郁不安的语气，而不是信心十足的对灾难的预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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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神所赋予的驱动力的影响。Essay，页14；P.I.，页190、页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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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尔布罗纳也主张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类似的双重性。这里的讨论借鉴了他的分析。Heilbroner，《进步的悖论》，页24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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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凯特勒将弗格森的不一致看成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结果。《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293。同时参见，Camic，《经验和启蒙》，前揭，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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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itney，《尚古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前揭，页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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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如，参见P.I.，页34—35、页238、页313—314；P.II，页295、页487、页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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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II.，页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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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Istvan Hont，《苏格兰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 “富国，穷国”之争》，（The “Rich Country，Poor Country” Debate in Scot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见Hont and Ignatieff （eds.），页296。洪特也指出，弗格森将商业增长看成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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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Kubrin，《牛顿和循环的宇宙：神意与机械哲学》（“Newton and the Cyclical Cosmos：Providence and the Mechanical Philosophy”），见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28 （3），1967，pp.325—346，页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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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eigh，《卢梭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前揭，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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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hitney，《尚古主义与进步的观念》，前揭，页22。一些学者指出，对弗格森来说，进步并非必然的。例如，邓肯·福布斯认为弗格森的史学“肯定不属于进步观念的史学”。Forbes，Introduction toEssay，前揭，p.xiv。同时参见Lehmann，《亚当·弗格森》，前揭，页148—149 和 Hopfl，《从野蛮人到苏格兰人》（From Savage to Scotsman），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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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her，《教会与大学》，前揭，页43、页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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