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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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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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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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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新青年》第1卷1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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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新青年》第2卷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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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新青年》第1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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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新青年》第2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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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新青年》第1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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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传化》，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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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传化》，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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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传化》，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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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许纪霖：《现代文化史上的“五四怪圈”》，《文汇报》198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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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许纪霖：《现代文化史上的“五四怪圈”》，《文汇报》198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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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许纪霖：《现代文化史上的“五四怪圈”》，《文汇报》198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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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许纪霖：《现代文化史上的“五四怪圈”》，《文汇报》198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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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参见《李泽厚十年集》第3卷（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页～52页。李泽厚先生的这个分析框架是有问题的。且不说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地界定为“启蒙与救亡”运动是否确当。更重要的是，李先生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因民族危亡而发兴，而且这一运动自始自终都潜有民族主义这一主线，只不过1919年后这一主线更加凸现而已。“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五四人由思想文化层面统一的科学民主信仰转变为政治立场的分路，都是由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所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阵营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最终都找到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归宿，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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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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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独秀文存》卷1，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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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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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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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陈独秀：《一九一六》，《新青年》第1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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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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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十年集》第3卷（下），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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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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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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