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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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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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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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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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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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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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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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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对“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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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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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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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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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一 主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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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乍暖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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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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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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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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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徇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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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二十一年前，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到了十二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干学者的资产阶级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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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像。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又去大佛寺七十一号看天翼。天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这是沙汀在“文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信。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自成》。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道：“这才叫落实政策。”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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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里他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右派”、“臭老九”之类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和“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邓小平却说，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不是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邓小平就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的，就是毛泽东画圈认定的。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他反对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他号召大家“至少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三十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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