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196 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话’，震动很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刘在当时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有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扫除干净。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又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把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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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198 “老九”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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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00 现在，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果然都来了，连郭沫若也来了，这位垂死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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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02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十二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天然盟友”贫下中农。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作坏蛋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像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这上千万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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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04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尽管他们过去二十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多。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数也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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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06 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的方式。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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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08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蛾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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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10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作《科学的春天》。通过播音员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天的最常用的语言。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就在十二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问痛下杀手么？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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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12 现在，就算是最不谙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不是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春天。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漫漫“严冬”。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与现实世界中“俗谛之桎梏”水火不容，所以他虽偏居华南，却能把全中国大批判的矛头吸引到自己身上。这些批判者当中，也有郭沫若。对于郭沫若，陈寅恪似乎始终抱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之立场。对于知识界里一派认罪悔过之风，陈寅恪也决不苟同。比如他就从来不肯说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样的话，更加不会承认自己的学问“没有一点价值”。直到1969年10月他临死的时候，还要坚持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到了郭沫若所说之“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寅恪不在人世已经九年。再过几个月，郭沫若也要随陈寅恪而去了。不论这两个人对共产党领导这些年的中国抱有怎样不同的看法，在治学的领域里面怎样的“不相为谋”，他们在1978年的这个春天，不是同样地获得了某种解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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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14 史学家们日后要来描述这个春天，或许就会用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意思是，我们的国家在经过了无数磨难之后，变化终于来临，最先感觉到这个变化的乃是这些最有知识的人。这几个月里，可不仅仅是陈寅恪的著作重见天日，很多人当初硬着头皮没有烧掉的那些东西，现在都被翻箱倒柜，挖墙掘地，寻找出来。更多的人的确把自己的手稿“全部烧了”，现在全都后悔不迭，于是赶紧凭借着记忆重现昔日的精神。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罕有的奇观。艾青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写作不辍。沙汀在修改自己的一个小说。章竞也开始继续完成一个中断多年的长篇小说。顾准不能继续他的工作了，他在四年前已去世，但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却将他的未完成的遗作全部抄写一遍，并且整理分类，装订成册。这些作品证明，顾准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他的论著写在1956年初夏。在此之前，这一问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顾准是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又在1949年成为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和上海财政局的局长。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他成为右派，被开除党籍，同时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在以后二十年的生涯当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劳动。妻子汪璧，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被迫与他离婚，五个子女则全部与他断绝亲情。当他在极度痛苦当中请求党组织让他见一见妻子的时候，却被告知她早在两年以前便已自尽。顾准在绝望当中笔耕不辍，一边在土地上刨出红薯充饥，一边研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一间集体宿舍的狭小角落里写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不断地写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又因为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不断地把写成的东西销毁，然后又是不断地写。但是，到了1974年的12月2日，他就再也不能写了。他在这一天死于癌症，仅仅活了五十九岁。临死之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孩子们相见，希望孩子们就算不能同意，也会理解他所作的事情，能够把他重新当作父亲。但是他的五个子女全都拒绝到医院来看望他，只有老母惦记垂死的儿子，几番要去探望却又被他的妹妹阻止。妹夫是一个副部长，所以担心受到牵连。在那个年代，仅仅“牵连”两字就可以发生六亲不认的作用。顾准就这样在绝望当中死去。也是在郭沫若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顾准和他的妻子的骨灰盒才能够归葬一处。不过，他却只能和妻子的一些遗物相依为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于何时，更没有人还能找到他的妻子的遗骸。又过了好几年，孩子们才终于从他的遗作当中理解了父亲。“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他的女儿这样写道。又过了十年，这些作品才终于公开出版。陈敏之向全中国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令无数的人为之泣下。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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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16 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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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18 那些千千万万像草芥一样活着的中国人，现在全都要发出芽来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春天可不是在3月才开始。至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就觉得到处一派春意盘然。直到二十年后，他们当中的无数人还在兴致勃勃地回忆当日发生的一切。瞿汉金那时在江苏省南通县的金余公社。他说，广播里传来了“春天的信息”。徐州市的崔成柱说：“1977年初冬，我那颗凉透的心，又燃起一团火。”另一个青年汪永年的说法是：“一声春雷。”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张湛彬甚至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老实说，冬天还是有的，只不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的说法，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白”。此人半辈子走南闯北，到过无数地方，北大荒、内蒙古、山西、牛津、伦敦、巴黎。把种种日子，最穷的和最富的、最土的和最洋的，全都过了一个遍，但是，他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冬日。”湖南省邵阳市塑料厂的龙国武那时和他的同伴们——一群知青，正在湘桂边界的密林深处一起掘沟筑堤。“春天的信息”也好，“阳光灿烂”也好，他们全都浑然不知。一个傍晚，这些人意外地看到一张《人民日报》，皱皱巴巴，满是泥土，还沾着数不清的脏兮兮的手印。报纸右上角的空白处，赫然画着一个硕大的喇叭花。“当我们将这‘春天的信息’连阅两遍之后”，龙国武说，“堂堂五尺男儿们竟然全都亢奋地啜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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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20 那张脏兮兮的报纸上刊登着要在全国恢复髙考的消息。这就意味着千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仅仅这件事，就会让所有中国人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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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22 “我把考试的公告放在妻的面前”，崔成柱说，“妻子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有望了，有望了’。”龙国武手里那张报纸上，那支喇机花的喇叭口上，不知道是谁写了“报考去”三个大字，后面跟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这个人真是独具匠心。他必定知道“恢复高考”这件事为所有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所渴望，所以他就用这种办法来传播他之所谓“春天的信息”。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办法，那时候他们没有寻呼机，没有有线的和无线的电话机，甚至连足够的邮票也没有。然而仅仅那个喇叭花和那三个字就足够了，所有拿到这张报纸的人都用最快的速度传递出去。一种近乎原始的传递信息的方法竟能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效率，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人同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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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24 党中央的恢复高考的文件，在1977年10月12日下达。这一文件规定考试采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按照文理两科分别拟题。文科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取消“史地”而增加“理化”。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最让人意外且兴奋不已的是，此文件将考生的年龄延长至三十岁，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直到现在的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事实上包括了从十九岁到三十岁的全部青年。当然了，恢复高考不仅仅是这些年轻人的事，有如郭方在二十年以后所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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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26 让千万年轻人欣喜若狂的这“新的一课”，在1977年的夏天即已酝酿。说到底，这一事变同那个叫千万老年人悲喜交集的全国科学大会缘自同一个星期，还是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那一天，一大堆教师围着邓小平，虽说是个座谈会，但这些人进门的时候还没有抱定主意说些什么。但是，在看到邓小平的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之后，这些人积蕴在心头十年的话一下子喷薄而出，不免七嘴八舌起来。吉林的王大珩、上海的汪猶、北京的吴文骏、安徽的温元凯，还有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医学家黄家驷，都说话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得最多。他指责那种并不需要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制度，说这不仅埋没人才，还导致世风日坏。热爱科学的人上不来，不想读书的人却占据了名额，美其名曰“工农兵学员”，其实大都是走后门进来的新权贵的后代。比如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他还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十七年前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甚至连小学生也知道，“进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说到气愤之处，查全性就断言：“现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邓小平的脸色，果然邓小平听得动心了。实际上，邓小平两个月前就说过，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比发达的国家“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查全性的这一番话真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算算日子，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这问题的确要命，往年这个时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出，新学生也该整装待发了。可是这些教师对这种局面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得什么新学年开始的时间。大家赶紧说，“来得及，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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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28 “那就改过来，”邓小平说，“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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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30 于是大家拼命地鼓掌，都觉得他们参与了一个推动整个国家转折的谋划。但是掌声一落，难题又起。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匆匆忙忙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会。这是一个漫长的会议，先是在北京饭店，后来又转移到友谊宾馆。一直开了四十四天，到9月25日才结束。最后的决定又要到十七天以后才能下达。这一来，就不是“晚一点”，而是要晚很多了。不过，没有人责怪这种拖延。那时候，对于要通过考试进入大学这件事情，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毕竟还是不能理直气壮，这倒不是因为什么“学生负担太重”之类的理由，就像90年代的家长常常抱怨的那样。那时候如果说抱怨，家长们全都在抱怨“学习负担太轻”。不过，人们的心里却有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说过，“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尽管他自己喜欢读书，甚至以睡在书堆里为乐事，但是他却反对让孩子读太多的书。他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还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邓小平当场聆听，普通百姓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年代里也已耳熟能详。更何况，毛泽东还亲自指明了光辉的“七二一道路”，要知识青年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辽宁青年张铁生在考试当中敢于一字不写，只把 一张“白卷”交给主考官的事情传出来之后，毛还盛赞这是一个“反潮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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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32 到了1977年的冬天，就算是最愚钝的青年人也已清晰地意识到，同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相比，他们更向往大学校园；同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的“再教育”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见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十一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夏天，他们扬起“停课闹革命”的旗帜，撕烂书本，砸碎课桌，把老师赶到牛棚里面去。那时候他们的感觉是多么痛快呀！可是这些年他们转了这么一大圈，从他们生长的大城市跑到黑龙江，跑到内蒙古，跑到西藏，跑到山西、陕西、云南……目睹国家历史跌宕，体验世事苦辣酸甜，渐渐地发现，被他们打碎了的那些东西，原来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情景就像龙国武说的，当他用发抖的手在高考试卷卷首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感受到“邓小平慈爱鼓励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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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34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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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36 按照计划，这一年冬天大学校里招收二十万学生。但是报名者却多至五百七十万人。平均二十八点五个人当中才能录取一个。半年以后，也即1978年夏天，又有五百九十万人报考大学。到了1979年，报名的人超过了六百四十万。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想想看，十二年的考生全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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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38 但是，政府在仓促之间完全没有料到这些。商店里面的笔和纸全卖光了，说到课本和教材，没有一家商店里面可以找到。人们只是到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饶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90年代铺天盖地地流行于市的那种考试辅导材料，那个时候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临近考试的时候，官员们往往会发现考场不够，监考的老师还没有找齐。那么多年没有考试了，谁能保证不出乱子呢？所以，许多地方还要调集军队和警察，把考场戒备起来。这些场面，叫今天那些参加高考的年轻人看来，真是难以想像。但是还有更加难以想像的事呢：可以用来印制考卷的纸没有了。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不多，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拿去书写大字报和大标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六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为当时中国第一件大事。全国所有的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二千八百万册，还不够呢。但是现在年轻人全都一个劲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考试。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卷呢。这主意不错，可是党的下级官员不敢作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是不得了的事，还敢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停下来去印考卷，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告到中南海里，结果就促使党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出，全力以赴印出高考试卷。消息甫出，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时代真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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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40 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十五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二十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十二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十二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十二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没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汉金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的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膝胧，直到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惟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企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二十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二十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剌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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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42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二十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八十八万名学生。这是从一千八百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百分之五。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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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244 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四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着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七寸了，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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