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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迎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十二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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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十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十年部长。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长和十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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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的,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十四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十四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作“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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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他在1977年冬天到这个灰色的大楼里面来就任组织部长的时候,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六十多岁,小个子,宽肩膀,眼睛不大,前额有些谢顶,生性好动,走路一弹一弹的,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大,伸张着五个手指胡乱挥舞,情绪激昂,发自内心。到了沉默的时候,就总是直视前面很远的地方,嘴角拖着两条又深又长的皱纹,像是刀刻斧凿似的。他十四入团,十八岁入党,十九岁参加长征。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教育,他本身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指导他的精神世界的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视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无论是飞黄腾达之日还是忍辱负重之时,这都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但是,他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极为罕有。他比华国锋年长六岁,但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要年轻得多。他是湖南省浏阳人,与王震同乡。这两个人的锋芒毕露、信口开河和我行我素如出一辙。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说胡耀邦“正直诚恳,没有架子”。当一个破茅棚里的一群年轻人要求他题词的时候,他就一口答应。这时候棚子里面找不出一支毛笔,他就扯下一根山竹,缠上棉花,饱蘸墨汁,权作毛笔。他讨厌那种只会空谈政治教条、不干实事的官场积习。一个年轻人在他面前说“六亿人民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以此来嘲讽报纸号召“人人成为理论家”的时候,他就开心地哈哈大笑。他讨厌为官者无所作为,左右逢源,尸位素餐,刚当上总书记便声明要走遍全国二千多个县。事实上他的确走了一大半了,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他去得最多。全国平均每一百个贫困县中,他就去了七十九个。要不是后来忽然下台,他也许真的能够实现自己走遍全国的承诺。他热心变革,认为安于现状比贫穷落后更加不能容忍。他看到我们国家西北那些光秃秃的山,就想要种草种树。看到那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就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去考察世界。他是中南海里最先穿上西装的人。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他平生与红色为伍,崛起于江西那片红土地,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红小鬼”,然后是红军,红色中国,中南海的红色的高墙深院。但是,他却最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他遗言后人,当他死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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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3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五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他在“文革”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跨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革”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决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原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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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理论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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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25日,胡耀邦到党校上任。这所学校位于京西郊外,与晚清太后慈禧的夏宫颐和园仅一墙之隔,环境恬淡而优雅,宛若世外。不过,这里是共产党培养自己的官员的重要基地,也是当时中国国内最有权威的理论舞台。可以说,它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中枢之一,其理论风云在过去数十年间曾经席卷全国。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经是一片萧条。从这时起,胡耀邦真正在这里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只有八个月零十天,可是这却是这个巨大的院子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八个月零十天了。“两个凡是”在六个星期前出现在报端,已经引起巨大的争议,但华国锋和汪东兴始终坚守着这个理论。新任副校长心里很清楚,他的上级是希望他以“两个凡是”为根据来重建党校的理论阵地,不过,他想像中的理论阵地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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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这个春天里面,党的权力中枢里面围绕邓小平的能否出山争论不休,胡耀邦却在关键时刻脱离了主战场。有人不免怀疑他是临阵脱逃,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胡耀邦是跑到这里来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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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理论维新”是以下面这样一个情节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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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他坐在这个春意盎然的院子里对他的属下说,“没有一个阵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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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刊物虽然没有90年代那样多,但是报刊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威信却要高得多,像“两报一刊”,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但是,胡耀邦这样说,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将这些报刊看作是“自己的阵地”。这些报刊除了吹捧“英明领袖”,就是述说“两个凡是”,可是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旧时代的遗产而已。假如自己到党校来就是为了继承这些遗产,那就不如不来。他对身边的人说:“从思想理论上清算极‘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刊物,就是要起这个作用。敢于冒尖,敢于冲破禁区。”谈到“冲破禁区”,这位副校长认为自己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所以,听到他周围的人提议“办个月刊”,他就不住地摇头,说:“周期太长,不能迅速针对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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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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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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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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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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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几天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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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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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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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五逢十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八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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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于7月15日。从此一发不可收,总计出版了一千多期。的确是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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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到了5月1日,华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根据华国锋的说法,他的文章是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作,但是,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就从这一天起,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学习华的文章,党校自在其中。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革”。“文革”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三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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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三百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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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的真正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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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决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跃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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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革”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他就说:“什么‘ 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凜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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