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480 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五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还说：“团中央走到党中央前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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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82 胡耀邦早已不是团中央书记，事实上，团中央在“文革”当中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连正常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呢，当然说不上什么“走到党中央前边”。不过，要说党中央在这个夏天里落后于新的形势，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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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84 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开了整整一周。党的主席华国锋显然还在坚守着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他的政治报告的主旨，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安定团结当然是重要的，但阶级斗争更加重要。所以，华国锋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就如同毛泽东在十年以前曾经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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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86 今天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就可以知道，直到1977年的夏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疑问，比如有人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这类问题，就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还有人说：“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呢。”也有些人没有谈论理论，但是说出来的话更加要命。他们直接指责吴德下令逮捕李冬民的事情：“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的错误时，竟然下令以‘反革命罪’把人家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为数不多，这些声音也就淹没在华所强调的主流里，很快便无声无息。华的报告仍然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在中国坚守着主流理论的，并非只有华国锋和他周围那几个人，也有党的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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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88 邓小平显然对这种情况不能满意，所以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听上去，这话同华的主流之声明显地不相协调，但是却有些含混。邓刚刚复出一个月，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寻找可以让我们国家摆脱旧时代的思想武器。他在几个月前说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又说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邓小平尚未找到突破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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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90 然而没多久，他找到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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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92 “胡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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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94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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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96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十七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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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498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作“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革”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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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00 大字报就这样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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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02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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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04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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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06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便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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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08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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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10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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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12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二十一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栏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査的占总数百分之十七点五。每一百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七十五人被立案审査。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三百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二百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四百四十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七十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八万七千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总计三十四万六千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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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14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伸冤一边想像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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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16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 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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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18 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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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20 1977年12月，胡耀邦在那个幽静的党校里面，面对1000多位党的高中级干部发表了演说，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对毛泽东的话也不必过于认真。他的表述非常婉转，仅仅是要大家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话，听来没有任何要否定毛的意思。这句话其实已由邓小平在1977年夏季复职前后多次阐述，其潜在的逻辑在于，可以抛开毛的个别指示。但是，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扬弃他的具体指示，这实在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而要党校的一位副校长来以强硬的方针推动此事，就更加难以做到。胡耀邦克服这一难关的办法，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是权威，而是实践。这个思想毛泽东曾在30年代充分地阐述，那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中国的权力，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也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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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22 今天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是党内高级领导人首次使用“真理标准”来对付“两个凡是”。此时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的那篇轰动全国的文章，还摆在《光明日报》编辑的案头，没有改定。中央党校孙长江的文章还没有起草呢。《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还要等到三个月以后。仅仅在几个月以后，正是这几股力量合而为一，掀起了我们国家当代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事实证明，正是这股力量对“两个凡是”构成了最为致命的打击。整个中国，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摆脱了旧时代的约束。然而追根寻源，当时胡耀邦的政治勇气和理论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邓小平和叶剑英。邓小平在八个月前即已提出“两个凡是不行”，虽然他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突破口令“两个凡是”彻底瓦解，但仅仅这一句话也就足以树立起一个政治上的支柱。叶剑英则在两个月前到中央党校的复校典礼上大讲一通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世人均知，叶所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三个事件，这就等于是让大家重新来评价“文革”。胡耀邦的讲话，正是秉承叶剑英的主旨，来阐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既定原则。不过，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原则就从历史研究的书斋里面走出来，成为我们国家现实的政治冲突当中一个尖锐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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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24 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向大家讲述用实践作为标准来研究“文革”的时候，《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正在修改的一篇文章恰恰有着完全相同的主题，此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这时的胡福明，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鲜为人知的教师，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也只不过为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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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26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今天来看，胡福明最初的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胡耀邦在北京中央党校组建他的《理论动态》的时候，南京胡福明的妻子患病住进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酷热，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由于有了这一段经历，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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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528 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光明日报社编辑部里，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王强华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胡福明居然敢于向“两个凡是”发动袭击，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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