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640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1703317641

1703317642 这是华国锋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他的政敌发起的首次打击。陈永贵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令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激起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1703317643

1703317644 陈永贵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1703317645

1703317646 这等于是为毛泽东以后的农村定下了主调。

1703317647

1703317648 严格说来，那时候中南海的领导集团乃是“文革派”和“元老派”的奇怪混合。这表明毛泽东的灵魂依旧徘徊在新一代领导人中间，所以他们决无可能在大局上有超越常规的举动。当然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能承认万里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以及倾听万里发出的声音。实际上，经过了1977年整整一年之后，在1978年春天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缜密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豪迈的许诺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时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

1703317649

1703317650 至于说到农村的方针，华国锋这时候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点八亿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1703317651

1703317652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703317653

1703317654 华国锋的威望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2亿多个有线广播喇机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1703317655

1703317656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

1703317657

1703317658 “六条”的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1703317659

1703317660 “六条”在1977年11月15日颁发于安徽全境，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这个冬天，乡下真是热闹，上面的精神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到这里，干部工作队一批接着一批地来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但是只有一次真正地令农民兴奋起来。那是在一天晚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来到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恰逢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全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干部的讲话。人家告诉他，这是在宣讲“六条”。张广友长久奔走于乡村，无数次地见过农民的开会，可从来没有看到农民会对干部的讲话报以如此专注的神情，以至于十几年之后还能记忆犹新。“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他说：“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念完了，农民却没有听够，一边大喊着“再念一遍”，一边向前涌动。干部开始念第二遍了。人群里的情绪也更加激昂。碰到喜欢听的地方，就有人高喊：“重念一遍！重念一遍！”或者喊：“念慢点！念慢点。”那时正是冬天，张广友感觉到身上的寒冷，转过头去问旁边一位老汉：“冷不冷。”老汉笑道：“不冷，不冷。”张又问：“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都高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有证据表明，这个场面后来为万里知晓。他显然从这里受到鼓舞。“我看，”他说，“只要尊重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1703317661

1703317662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将这个“六条”看作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看来这有着相当的理由。我们今天来看这整个事件，可以确信这个“六条”并不是万里亲手缔造。但是在“六条”诞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万里在发挥着作用。其情景就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非胡耀邦亲手撰写，但却是由胡耀邦一力推动，方能以后来那样的面貌示人。

1703317663

1703317664 万里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当他想要贯彻他的振兴农业的方针时，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公社社员对生产的缺乏诚意，每当驱车走到乡下，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看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多是由于失去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万里的这一信念乃是日后产生“六条”的第一个契机，此后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他要求省委农村政策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材料，真实地反映乡下的情形。材料很快成文，其中不仅揭露了农村的贫困，还检举了种种“浮夸”、“瞎指挥”的问题，所列数据和事实，触目惊心。结论就更加不合时宜。它说，农村的破败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危害。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有极大可能构成攻击社会主义的案例。所以材料并未公开，只是作为“绝密件”呈送万里本人阅读。这再一次给万里以巨大的震动。他显然认定，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为大规模的抗议，无论怎样的“绝密”，也终会有爆发出来的一天。他找来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要周曰礼搞出一个改变既定政策的意见出来。周的办法仍然是到乡下去调查。大约几周以后，他的调查组就在滁县地区起草了“六条”。万里看到了“六条”，没有太多的修改便认可了。虽然他心里琢磨着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全都写进来，比如他已经认定“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就没有写进“六条”之中。因为现在就全线出击未免鲁莽，也许会遭到巨大的阻力，就眼下的情形看，能够做到这“六条”已经不错。

1703317665

1703317666 至于聚集在人民公社里的那些社员，当然可以懂得“六条”的真实含义。果真施行起来，他们就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都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三年决战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1703317667

1703317668 这一年的秋天，江淮大旱，赤地千里。公社的农田几乎没有人来耕种。万里即使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万里说。省委的领导者们就这样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这种决定在今天看来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知道地总要耕种才能收获这个道理呢？但是，那时候人们就真的很难想通这件事。有人说，“为什么要让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以‘借地’为名，搞分田单干。”“这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把地种上，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又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仅仅这一个措施，全省增加耕种面积一千多万亩。第二年夏收，大家看看这么多粮食，就不禁想起“三年饥荒”：“那三年如果这样种保命田，不会死这么多人。”

1703317669

1703317670 1978年初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已经诞生，震撼中南海的“真理标准讨论”也已经展开，“两个凡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极左的权威仍然笼罩在我们国家的上空。万里即使在千里之外，也可以感觉到政治上的压力日愈增大。随后的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北京的注意力似乎全都放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上了，胡耀邦承担着重重的压力。这一边，安徽的万里反而显得平静了许多。

1703317671

1703317672 不过，农民可没有那么安分守己。他们从万里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当中似乎得到了鼓励，有些人就大着胆子“为非作歹”起来。1978年9月1日夜晚，在万里治下的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召集了一个会议，议题在今天的人们听来一定会觉得奇怪：怎样才能让农民把地种好？但在那个时候这却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会议是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的，有二十三个党员参加。开始的时候，大家全都沉默，后来有个党员禁不住汤茂林的怂恿，就说：“只有一条路，像1961年那么干。”汤茂林心里明白，“像1961年那么干”的意思，就是“包产到户”。他当然懂得这中间的危险：多少人为了这件事情被搞得家破人亡，就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鉴于这些惨痛的经验，汤茂林当然不敢公开赞成，但却当场决定“试试看”。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附近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九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前来参加，汤宣布了黄花大队的办法。此后两天，黄花大队势如破竹地将一千四百二十亩地分给农家。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惊叹。万里也就是在这时知道了山南发生的这些事。他是从一封匿名信里知道的。信的作者当然不是向他报喜，而是痛斥汤茂林“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还旧事重提，说60年代初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现在的山南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此信转给另一位书记顾卓新去阅读，顾又转给第三位书记王光宇。这三个人全都不置可否，只是要农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调査处理此事。真是巧了，农委派出的那个人，老家就在山南区所属的肥西县。他对汤茂林说，“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我知道”，然后就回到省委去复命。汤茂林把这些情节联系起来，就发现省委的这些领导们其实只是对攻击者作出一个姿态，根本就不打算干预山南的行动，不免胆子更加大起来。9月22日，他召集所辖全部公社的党委书记开会，宣布大家可以仿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他的那些下属相视而笑，汤茂林觉得蹊晓，一问方知，不少人早就这样干起来了。其中三个公社用黄花的办法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小麦和油菜就全部播种完毕了。二十年以后，张湛彬在他的著作《大转折的日日夜夜》当中提到当时山南的这些事情时，不禁感叹：“这在过去靠空头的政治动员是无法办到的。”

1703317673

1703317674 “空头政治”既然没有办法让农民把小麦和油菜都种下去，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万里的行动。比如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就指责万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也指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报纸上面也在不断地刊出文章，指责万里领导的安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至少也是在“反对学大寨”。万里对这些指责一律置之不理，也许他看明白了眼前的形势，认定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出现1976年那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局面。也许他已经把仕途沉浮看淡了许多，心想最多自己再回到医院里去检讨和邓小平的关系也就是了。总之，我们从现有的记录来看，万里对这些所谓“主义”和“道路”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犹疑。他反而在1978年11月的某一天里决定非同那些人分道扬镳不可。“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他坚决主张，安徽的实践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他说：“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

1703317675

1703317676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1703317677

1703317678 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万里所发出的对旧时代的叛逆之声，肯定正在感染着他领导的安徽。不肯老老实实地呆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社员越来越多。局面一发而不可收。12月某日，凤阳县的小岗大队蠢蠢而动。这里的18户人家对于人民公社已经完全失望，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这一天晚上，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间的茅草屋里之前，写下一纸契约：

1703317679

1703317680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1703317681

1703317682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 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703317683

1703317684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利，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利，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1703317685

1703317686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时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利。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50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1703317687

1703317688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土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703317689

[ 上一页 ]  [ :1.703317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