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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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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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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便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乡间的贫困。据随行人员后来的描述，万里听罢，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当天夜里，这件事情还在他的心头萦绕，他对随行的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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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有机会走进农家的时候，看到的情形就更加悲惨：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蜷缩在锅灶边上，抬眼望着万里这一行人，脸上挂着淡淡的火光，没有任何表情。万里招呼那位老人，老人不动也不说话。再呼，仍然没有回应。随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闻声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瞬间，万里惊得张大了嘴巴：老人竟然光着下身，没有裤子！万里又转头招呼两个姑娘，姑娘照例不肯移动。村里人对万里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这一家人就这样光着身子，仰赖锅灶口的一点余暖度过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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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再一次热泪长流：“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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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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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大多数领导都已经知道这些情况，或者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不愿或者不敢说出来。现在，他们敢于在众人面前指天骂地了。比如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说：“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丰收了十五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四川的官员说：“四川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宁夏的官员附和道：“宁夏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北京的官员说：“全国还有几亿农民吃不饱。”王震说：“全国解放三十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农民的贫苦证明所谓农业的丰收全都不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党的农业政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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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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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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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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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农民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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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1977年的这个冬天，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仍然极少。大多数人还在跟着庆祝农业的又一个“大丰收”，至于为农民的贫困而悲伤饮泣的高层领导者，这时候似乎只有万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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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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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面并不属于第一代领袖的阵营。较之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他的年龄稍轻，革命的资历也要浅些。严格地说，他和华国锋是同一代人。40年代初期，他是共产党运西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那时候邓小平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行政上为万里的上级。虽然这两个人的官职还隔着很多层，但由于运西是边区的中心区，所以万里的魄力和能力也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到了40年代后期，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也势如破竹地从中原驰骋西南，万里赴重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院落，两家人朝夕相处，自此结成友谊，始终不渝。1952年，邓小平奉调入京，担任政务院的副总理。万里随着来到北京，成为城建部的部长。到了1958年，北京大兴土木，需要一个格外有力量的人来主事。万里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从此他便主持建设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全是京城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直到今天还能作为新北京建筑史上的经典，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博物馆，等等。一年以后，大功告成。当万里陪同毛泽东视察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呀。”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为整个中南海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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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万里一生由最底层崛起，直到成为我们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乃是靠了他本人的能力、气质、实干精神以及确凿的政绩。他只要获得机会去做一件事情，总会干得轰轰烈烈。这在50年代后期他主持北京建筑工程的时候已经有了一次证明。在70年代中期他随着邓小平整顿全国经济的时候，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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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5年1月18日就任铁道部的部长。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铁路上只知道开展政治运动，至于运输就一塌糊涂。货物堆在车站上面，列车则空空荡荡地等在那里，就是无人装车。人们不是大批判就是“天天读”。万里来了以后，情况立刻颠倒过来。4月，他跑到南昌，把造反派大骂一通，然后将他们统统调离。5月，到长沙，撤了三个造反派。6月，先到昆明，撤销了那里一个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接着又跑到郑州，免去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的一切职务，因为他也是一个造反派。他就这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造反派就惶惶不安。他不许造反派头头入党，不许造反派当官，还命令这些人立即给那些“特务”和“走资派”平反。他给自己的这些行动总结了一个经验，叫作“一批二撤三调离”。到了7月份，铁路货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第二季度运输量比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六十一。万里也就实现了他所说的“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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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1975年8月，毛泽东借着《水浒》来影射现实的政治形势，说要把这本书当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到了10月下旬，毛泽东就开始直接批评邓小平了。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向他转达刘冰的信，是故意地支持刘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这样席卷全国。邓小平倒霉了，万里自然不能幸免。被万里撤销职务的那些“造反派”们开始反攻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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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春天是批判万里的一个高潮，也即所谓“批邓联万”。“造反派”最热心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追査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他们大声斥责万里执政的时期，铁路的“点正了，线偏了”。现在，万里不能发布命令了，“极左派”所说的“线”又“正”了，但是铁路又开始混乱起来。这个春天里，主要干线上的货物运输减少了三分之一，客运的正点率下降十个百分点。进入夏天之后，情况更加严重，6月下旬，日装车比中旬少了六百四十五车，7月上旬，日装车比6月下旬又减少两千五百五十六车，7月中旬，又减少了一千一百九十五车。整个7月，就不仅仅是完不成任务，还不断地发生致人死伤的事故。前两个星期，全国每天有两起重大事故。从第三周起，严重的事故更多了。16日，一列火车撞到另外一列的尾巴上。20日，两列火车正面相撞。21日，一列油罐车脱轨，满车的原油倾泻出来，燃起熊熊大火。这时候，万里正在医院里面交代他和邓小平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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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极左派”说万里与邓小平关系特殊，倒并不是冤枉他的。我们仔细分析万里一生仕途，他同邓小平的格外亲密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种重大的烘托。“文革”当中，万里被造反派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同邓小平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北京街头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可以找到证明。这些大字报中有一张上面画着一幅漫画，画中是几个正在打桥牌的人，其中一个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另一个就是万里。另外一张大字报是一幅“百丑图”，其中有邓小平坐着轿子，万里则是抬轿子的人之一。到了1976年，举国都在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万里也就再一次被人们指斥为邓小平的“黑干将”。造反派热衷于追究的除了万里的翻案罪行之外，还有他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那段岁月，随着邓小平的命运“两落两起”，直到80年代还能对我们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一种个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罕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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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个时间与邓小平的复出几乎在同一时刻。万里到安徽后，仍然一如既往。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极左派，这同他在1975年做铁道部部长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农业，对乡下的事情所知甚少，同过去二十年党的错误的农业方针也没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具有百姓的感情和足够的务实精神，要了解农村的弊端一点也不困难。而万里就恰恰具备这些品格。当农民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少报产量的消息为万里所知的时候，他完全不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指斥农民的自私和坑害国家，反而用完全相反的逻辑来开导他的下级。“藏粮于民，总比吹牛浮夸好。”他说，“这是农民对过去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当他看到官员们忙忙碌碌地指挥社员播种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当全国所有地方纷纷涌向大寨参观取经的时候，他却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诸如此类的话，在那些熟悉农村也懂得农业的人们嘴里，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们也许具有万里所没有的管理农业的经验，但就是没有万里对农民的那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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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万里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对于农民所投入的这种感情，还不会对大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日后领导改革的新一代领袖，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乔石、宋平、姚依林、李鹏、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等等，此刻都还默默无闻。对于中国大政将会发生重大影响的老一代领袖，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任重，此刻也还在幕后。就大局而论，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心的事，似乎是为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以及策划新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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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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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掌握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所选择的对象是7亿农民。整个过程被设计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清洗以及在农民的心理上确立他的地位；然后是鼓动新一轮学大寨的热潮，以证明只有华主席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继承者。为此，动员全国的力量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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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1976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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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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